他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是一汽集团的首任厂长，因其无与伦比的品德和卓越的贡献，被尊称为“新中国汽车第一人”。
一、“三过家门而不入”
1916年，在河北大城县的大高庄，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父亲为他取名高崇岳。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困苦，贫穷与饥饿几乎是家常便饭。为了维持生计，高崇岳随父亲迁居东北，早早地接触到社会的疾苦与国家的危机。他目睹了民众的疾苦，也深感自己所处时代的沉重与压迫，尤其对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
1932年，高崇岳16岁时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次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投身于那场历史性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1936年，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凭借敏锐的判断力，他悄悄回到河北老家，继续为国家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
这一年，他与张蕙兰结为夫妇，在故乡过了段安稳的日子。1937年6月，他的女儿降生，带来无比的喜悦。但8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高崇岳毅然决然地选择投身抗战，而不是陪伴刚刚出生的孩子。妻子张蕙兰曾说：“他一走就是8年，音信全无。”
在家乡，他多次经过自己家门口，心中万般感慨，却始终无法进入。这一切出于对家人的保护，怕因身份暴露危及抗战事业和家人安全。正如古代传说中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高崇岳的自我牺牲精神，令人敬仰。
1939年，高崇岳被调任冀中军区，化名郭力，负责除奸工作，并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郭力继续在兵工处等岗位为解放战争提供后勤支持。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某些人竟然污蔑他为叛徒，极力编造诋毁他忠诚的事迹。
二、“郭力让贤”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亟需恢复经济与建设。当时，中国的汽车数量少得可怜，解放前的10万辆汽车几乎全是进口的美国二手军车。如何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成为紧迫任务。
1950年1月，国家与苏联签订援华协议，决定支持中国建设汽车制造业。1950年3月，重工业部设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国内没有制造经验，也缺乏技术和资源。然而，郭力没有放弃，带领团队日夜奋战，翻译苏联资料，选址、招募人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1952年4月，郭力成为长春汽车厂的首任厂长。长春的孟家屯仅有几座破败的建筑，他满怀激动地向前来的员工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他深知，只有培养人才，才能让汽车工业有更远的前景。于是，他创办了汽车工业学校，并担任校长，随后又建立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汽车工业人才。
然而，郭力不久后便主动选择让贤。1953年初，郭力请求上级派遣熟悉东北情况的人来担任厂长，自己则改为副厂长，以便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的决定并非出于个人的荣誉，而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郭力的谦虚和大局观，让他更为人称道。
1956年7月，第一批“解放”卡车成功下线，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而在这背后，郭力默默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心血。他为一汽的顺利投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无数后人学习的榜样。
三、临危受命
1959年，一汽遭遇严重的生产危机，受到大跃进、自然灾害和苏联封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正是在此时，郭力再次临危受命，重回一汽担任厂长。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企业的整顿上，带领团队一步步克服困难，恢复了生产，为一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郭力的领导下，一汽从单一的卡车生产，发展到包括军车、轿车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生产。而这一时期，也被许多人称为一汽管理的“黄金期”。
1964年，郭力被调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经理，主管全国汽车工业。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肩负着重组和振兴中国汽车工业的重任。虽然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汽车托拉斯未能成功实施。
1965年以后，郭力被错误地冠上了“叛徒”和“走资派”的帽子，遭遇了打压。即使如此，他依然保持从容与坚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坚韧。
四、郭力为人
郭力一生简朴节俭、博学睿智、关爱员工。他的生活方式极其朴素，完全不像当时许多高级领导人那样享受特权。1952年，他主动从小洋房搬进了职工宿舍，与普通员工为邻。即使有亲戚想借助他的职务买车或进入工厂，他也一一拒绝，以身作则，坚守原则。
1964年，郭力调到北京工作，尽管地位高于许多人，但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作风。即使在饭店住宿，他和秘书也坚持吃简单的早餐，尽量避免浪费，严格要求自己节俭度日。他更是亲自处理洗衣服等琐事，从不麻烦别人。
五、郭力去世
尽管身患重病，郭力依然坚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1972年，经过多年的劳累，他终于恢复了工作，但未能享受太多的时光。1976年，郭力因病去世，享年60岁。
郭力的一生，充满了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无私奉献。他的事迹至今仍为后人传颂，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精神象征。虽然他未能为家庭留下物质财富，但他为国家、为人民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郭力的精神和品质，成为了时代的楷模，令后人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