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五年时间过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今年香港书展上推出了《七十年代•续集》，主编仍然是李陀、北岛。续集的作者们也能继续精英着——孙立哲、张炜、于坚、格非、秦晓、阿来、汪晖们的七十年代，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了解。
2009年，北岛、李陀的《七十年代》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大陆三联书店出版，引发了知识界的“七十年代热”。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七十年代有其特殊意义，就像李零在收入该书的文章《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中所说的那样：“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队伍的豪华。毛尖在书评《人头马的七十年代》中说，“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作者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差不多五年时间过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今年香港书展上推出了《七十年代•续集》，主编仍然是李陀、北岛。李陀在该书序言中说，“《七十年代》第一集出版之后受到广大读者那么热烈的欢迎，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完全出乎意料”，“读者中有大量和七十年代没什么关系的人，其中有很多热情的青年读者”，“编辑《七十年代》续集，动力可以说完全来自广大读者的鼓励”。这本续集，真可以说是让读者久等了。
李陀解释说，他和北岛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与上集的编辑不同的新的困难。第一集出版后，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参与回忆的作者不够广泛。编辑续集时，尽管李陀、北岛“想了很多办法扩大作者的面积和层次”，但“改进实在有限”。他们想多找一些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工人、农民来写文章，“请他们也加入对历史的回顾”，但是，“在文化圈之外，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文章作者”，而自媒体的发达、小市民的舆论力量的形成这些变化，对他们编辑续集没有多少帮助。所以，哪怕李陀在《七十年代》的序言中已经检讨过了作者的失重，他在续集中也只能继续检讨；哪怕《七十年代》的作者因为太过精英，已经被讽刺为“出身高眉”，“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毛尖语），续集的作者们也只能继续精英着——当然，这对读者未必是件坏事。孙立哲、张炜、于坚、格非、秦晓、阿来、汪晖们的七十年代，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了解。
由于健康的原因，査建英笔下的“弄潮儿”孙立哲的《赤脚医生》并非由其本人执笔，而是在经过了他的同意之后，综合相关回忆、录音材料和当面采访的记录等材料整理、编辑而成。尽管如此，这仍然是续集中最为精彩的文本之一（篇幅也最长），作为全书的发端，恰如其分。孙立哲的经历之传奇，持续时间之长，在他的同辈人当中，实属罕见。他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农村插队以来，作为赤脚医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他医治过的乡亲们联名写成“万民折”上书中央，惊动胡耀邦亲自过问，才得以解脱；之后，他于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后出国留学，1993年回国创业，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这篇《赤脚医生》，是孙立哲对他传奇的青春岁月的一次完整回顾，其中有大量引人人胜的细节，事非经过，绝难想见。孙立哲说，是好友史铁生的一句玩笑，才逼他走上了行医路。他给乡亲们看病拿着书，一边学一边治，靠着“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只能土法上马，自己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为了练习医术，甚至从山上的野坟偷来死尸解剖。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成功地治好了不少农民的病，自己也被前来考察的医学专家认定为具有大学毕业后临床实践两三年的医生的水平。
在文章的末尾，孙立哲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一个创举”，“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我见证了这个过程，这段历史”。而他个人在“这个过程，这段历史”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历了终生铭记的事件：清华毕业赴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后辞去通用公司工作回国服务的父亲，一直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多次自杀未遂，终身承受着无比沉重的政治压力；从初恋情人到第一个妻子之间经历的四个女友，都因为“被加注上政治的标签”，“每一方都受到深深的不可治愈的伤害”；孙立哲自己，一时是“全国知青典型”，一时又成了“四人帮爪牙”，因为政治上走投无路，借酒消愁，又喝成了肝坏死……如今回看知青岁月，孙立哲依然对赤脚医生坚持肯定的态度，可谓青春无悔。
与孙立哲相比，续集中其他作者的七十年代虽在传奇性上稍有逊色，但仍然各具个性，包含着鲜活的时代记忆。张炜在《十年琐忆》（片段）中回忆了“油印刊物”、“杀狗”、“民兵”、“拉网号子”、“橡胶厂”与“下雪”，这些也都是文章各节的小标题。于坚的《地火》，篇名取自地下刊物《地火》，呼应了《七十年代》中有关《今天》的大量回忆。格非的《乡村教育：人和事》中提到的几位老师，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那位因为说了句“海参崴是中国领土”被发配到乡下、“像是变戏法似的变出一门门课来”、会弄来手扶拖拉机带着全班同学去看火车的解老师。秦晓的《草原》，最有意思的，恰恰不是草原上的风物，而是知青们在草原上的阅读和思考：“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还有对马列的书的阅读，“想看看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所说的去做的”。阿来在《藏乡的〈水浒传〉》中，记载了他是如何通过“上中下三本《水浒传》”进行自我教育的，因为通过阅读《水浒传》养成了读书习惯，使他骄傲地与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光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汪晖的《重影》，让人联想起他的名篇《明暗之间：记石承先生》，细节上却更为丰富，更多同学少年的回忆，结尾尤为诗意盎然：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巅，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渊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逝去了。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苏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对续集所有作者来说，逝去了的七十年代，逝去了的青春岁月，或许就是水消失在水中，而今，只有沉在河底的落叶被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