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谢湜、陈嘉顺、欧阳琳浩等主编的《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中的历年汕头城区地图进行比照，可以发现，如果以 1921年汕头设立市政厅为时间节点，开埠后汕头城区街道走向和功能布局的变化大致可分成“自发形成发展”和“有规划建设拓展”两个阶段。
一、汕头开埠前的“市集雏形”
汕头开埠前的木帆船时代，沙汕头已有耕作和盐场，嘉庆年间，有了柴米药材店铺和修船作坊，形成了顺昌街、行街等聚集了200间店居的“闹市”。1999年版的《汕头市志·城乡建设卷》认为，“闹市虽属自由聚集，自发建设的市集雏形，但道路的横直相交，内外沟通，水路连接，已形成以集中、畅通为主要特征的方格式格局，且有着行业相聚，行商坐贾有别，商居有分的雏形功能分区”。
关于开埠前汕头埠“市集雏形”的文字记述甚少，大致只能做出如下推测：
一是出于方便交易、搬运，降低运营成本，当时沙汕头的“市集”是紧靠着海岸边的货物装卸地形成的。以通向港口、码头的最便捷路线，来建设道路、货栈、住所，是中外所有近代港口城市发展的一般逻辑，汕头开埠后的街巷走向与功能布局，应该也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展开的。
二是汕头开埠前港口和市集商贸交易的规模不大、品种不多，交易方式和业态比较简单，所以，海岸边的商贸区（“闹市”）和市集北部的民居区可以适当分开，自发形成的街巷的长度和宽度也比较有限。
三是囿于当时汕头埠货物进出规模，开埠前汕头港使用的岸线可能局限于老妈宫南向海滩附近，因此，此时规模很小的市集区和民居区的数条小街就按照“横直相交”的习惯形成方格式的空间格局。1999年《汕头市志》“卷五十·城乡建设”称：“至汕头开埠时，据市房管部门计算，城区面积已有12万平方米。”《汕头市志》“卷五十三·房地产” 则称：“从嘉庆十九年至咸丰十年（1814—1860）时间跨度46年，这片沙滩填筑土地面积增至24万平方米，扩大5倍，年均造地4545平方米，以‘老市’为中心呈扇形伸延街区，向西南伸延300米，向西北伸延600米，初具商埠雏形。”
从《中国东海岸广东省韩江口汕头港（1865）》图中可见，1865年汕头埠的连片密集城区（“闹市”及其北部的民居区）呈不规则长方形，其时连片城区位于沙汕头这条沙脊的西南角，东南部和北部标出仍有大片沙滩浅滩未填用。1867年伦敦出版物中的《汕头手绘图》中，已用虚线标出的当时汕头埠城区南部、西部的可供填用的海滩，面积几乎与当时的城区相仿。
二、汕头埠开埠初期的城区布局
汕头开埠20年后的《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附有《汕头口地图》，图中的汕头埠连片密集城区已呈现出向西南和西面扩展的趋势，街道格局比较杂乱，尚未发现后来比较明显的扇形放射状格局。沿港口东部岸线和在海湾对面的礐石山北麓，散落着部分洋人楼宇。图中可见，汕头埠的连片城区形状，已从1865年的矩形“闹市”，发展为半圆环状，城区扩展的主要方向是原 “闹市”西南方向和原民居区的西方向填筑的海滩。此时汕头埠城区的南面、西面已经发展至所在沙脊的海边，北面已抵近19世纪70年代开挖的迴澜新溪，东面则以福合沟和海关马路的连线为限。图中的连片密集城区面积约为1865年地图标识面积的2.5倍，已粗略可辨“闹市”西南方向的放射状街道布局和西北方向的方格式街道布局。
1909年《最新汕头地图》中，汕头埠连片密集城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外马路沿海和乌桥岛的建筑物显著增多，城区西南片区的扇形放射状街道格局已经形成，但福合沟东西两侧的大块土地（被标为“泥地”和“义冢地”）仍未被利用。
1919年的《汕头地图》显示，西南片的放射状街道布局已很完整，大马路（外马路）、新马路（福平路）开始修筑，福合沟以西直到西堤海边的地块已与以升平街以北的方格状街区连成一片，福合沟以东、外马路以北的广大地域已有零散街区出现。
三、1860-1921年汕头埠城区布局自发演化的动因
从1860年汕头开埠至1921年汕头市成立市政厅，这一期间汕头埠城区布局自发演化的轨迹表明：
1860年汕头开埠时，汕头口岸进出口总额仅有617.63万银圆，与其相适配的是仅有12万平方米的微型“闹市”。1875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额为1662.19万关平两。根据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1876年Swatow地图，图中标出的北部埠区的商业区（Business side）形状，与1865年汕头港地图标出的城区形状基本相似。藏于大英博物馆1902年出版的《汕头港》图，系在《中国东海岸广东省韩江口汕头港（1865 年）》的基础上，“经过1898年的增补、更正，再于1902年增补炮台以西的汕头埠区域地物而成”。（谢湜，陈嘉顺，欧阳琳浩，等.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22.） 可见，开埠后十余年，汕头商业区的面积未见显著扩张。
1902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增加到4509.81万关平两，为1875年的2.71倍，每年平均增长3.76%。从《1892—190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所附地图看，此时汕头埠的连片密集城区面积约为开埠时的2.5倍，主要是向西和西南方向填筑海滩所得。
190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额突破5000万关平两，1914年突破6000 万关平两，1919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额为6003.97万关平两，是1865年的3.61倍，此时连片密集城区面积已扩大到开埠时的5—6倍。可见，贸易规模的扩大是汕头埠城区扩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后的前20年，则是汕头埠城区扩展最为迅速的阶段，反映了这一期间汕头埠的产业密度引致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的显著提升。
（二）贸易和运输成本对城区扩展方向的影响
基于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差异，开埠后至1921年的这一阶段汕头城区空间形态的演化，主要表现为升平街以南的开埠“闹市”向西南方向扩展，并在20世纪初呈现出更为清晰的扇形放射状。“光绪十四年（1888）开发马路至商平路，光绪十九年（1893）新拓马路至海平路，以‘老市’为中心向西南伸延500多米，平均每年造地1.5万平方米，开埠至清政府被推翻时，开发土地总面积约50 万平方米。”升平街以北的民居区则继续向北和向西扩展，仍为方格式格局；“闹市”北缘与福合沟之间的地块、福合沟以东的广大地块尚未开发。
汕头埠城区形态出现以上特点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当时汕头埠码头布点的影响。沙汕头这片沙脊西南角的岸线边缘呈天然凸出弧形，由于不断填海造地，新填地块使沙脊岸线向西南凸出的弧形更为饱满，开埠后的太古、怡和、招商局等机构都一次次沿着弧形岸线向外延伸建设码头栈桥，因此，早期汕头埠的7座主要码头栈桥一直是沿弧形岸线分布的。按照交易成本最低原则，呈弧状分布的，各座码头与“闹市”商业区间以放射线构筑商业街道，成为专事港口转运贸易的商家们的共同选择。
其次是当时汕头埠自然地貌影响。【日】河西信编著的《汕头纪事》（1915年）称：“将汕头（指汕头埠西南角的连片密集城区——笔者注）、崎碌、铁道三地以线相连，可得一等腰三角形。其顶点即汕头，在西边。形成两腰的另外两点在东边，南为崎碌而北为铁道，此两点间无直路，须迂回绕路，乘渡船过韩江支流方得来往。”正是由于福合沟及以南以东的大面积洼地、坟场和盐场的阻隔，汕头域内各商住建筑聚居点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老市”北缘直至福合沟以东地块和福合沟以南极为狭窄的沙脊东岸线，都不可以建设直线连接码头的商业街道，原有的“老市”商业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南方向扇形放射状街道布局的端点。
（三）汕头埠西南角扇形放射状的街道布局主要依靠商业力量自发形成
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汕头埠地图已经基本可以辨认出商业建筑在沿海码头与“闹市”之间的放射状分布形态。但从东北向西南放射的纵向街道布局并不清晰，说明尚有若干建筑并不完全依街道而建。而与放射状街道交叉的横向街道纹理更不清晰。可以推测，当时虽然不存在行政当局的整体街道规划，但19世纪70 年代末至90年代初承担向西南方向大规模填海造地的各家承建商，在其售卖地块时应已有比较粗略的街巷布局，包括外国洋行在内的商贸行铺间借助既有的惯例规则，突破地方政府用海规制，自发自主分期修建的。正如吴滔在《〈英国公共 档案馆档案〉所见清末汕头两次争地始末》一文中所言：“如汕头一样，街市扩展和码头外移，一直伴随着中国沿海大多数开埠港口的近代历程。出于种种考 虑，这些口岸不断地划一条条‘红线’加以禁止，又不断地突破这些‘红线’。街市的规模，也因此一天天地扩大，与此同步的，是官海逐步地被蚕食。”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汕头埠商贸活动的繁荣，各类行会、商会等商业组 织的自治能力随之成长，从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的地图可以观察到，纵向各街道 的街宽比较一致，更加顺畅贯通，挡街的建筑物似乎已经过整理，扇形放射状的 街道格局因而也更为清晰；横向街道比以前密集，但街巷纹理仍比较模糊。可以推测，为了谋求更大的整体商业利益，汕头埠的商家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优化街巷走向，拆建部分阻街的建筑物。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汕头城区的功能分工格局开始出现
1860年开埠前后，沙汕头的沙脊西南角城区，已经粗略分为南部濒海的商业“闹市”和北部的民居区。19世纪末，汕头地域的居民点大致分为主要是中国人居住的、成为密集连片商住区的“汕头埠”，外国人聚居的“崎碌”和海湾对岸的“礐石”。外国领事机构及商务机构、教堂、教会医院、学校主要散见于崎碌沿线和礐石北麓。被称为“汕头埠”的连片密集城区，则继续以升平街为界，分为两个功能区：升平街以南的以“老市”（原“闹市”）为端点向西南扇形辐射的商业贸易区；升平街以北的方格式民居区和行政区。
形成此种粗略的功能分区格局的根源仍在于贸易及交通运输因素：
二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惠潮嘉兵备道行署的衙门在升平路以北的地段建成，和后来的警局等行政机构一起，形成了体量较大的矩形行台街街区，和升平街以北的民居街道共同构成了方格式街道布局。
三是升平街以南的扇形放射状商贸区又以当时的和安街（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安平路）为界，逐渐形成被称为“四永一升平”和“四安一镇邦”两个专业分工比较明显的商业组团。根据《汕头纪事》统计，1914年汕头埠167家商家，从事棉纱业、粮食业、杂货业、绸缎、酒类、油类、西药、火柴业的批发和零售的商家，绝大部分分布在“四永一升平”。从事杂货、绸缎、火柴零售业务的商家主要分布在“四安一镇邦”地域。1989年《汕头市志》对清末民初汕头埠商业区布局的描述则是：“在靠近码头之怀安、怡安、棉安、万安等街道，兴建诸多内外贸易行当货栈，镇邦街则为零售集中地。南北货运较为发达的永泰、永平、 永安、永和及升平路乃多为二盘商所据。”可见，1921年以前，汕头埠的大多数商家都主营批发业务，部分兼营零售业务，纯零售的企业较少。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汕头埠居民的集聚规模和消费能力仍比较有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汕头口岸一二盘贸易分工体系的发展，已经对整个商业贸易区的空间功能布局产生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