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 月 25 日一大早，我们都比平日上班还提前半小时到达政协机关大院内，等候分配我们的劳动工作。
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头几天，就把这座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顺承王府屋脊上许多陶质装饰物，作为“四旧”，砸得满地都是。
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有的是什么游击队员之子，有的是红军老干部之孙，还有八路军战士之侄……
总之,都是出身顶好的小干部，司机勤杂工，平时，不是坐办公室的，现在，政协好像他们当了家。
所以，周总理亲自决定的问题，他们根本从文字上无法理解，只凭出身好，就准备坐天下。
平日里，他们和我们都很熟悉，常到我们家去装卸冬天用的火炉，为我们办公室干些我们干不动的活，或开车接送我们。
有一天，他们个个板着脸，像排长对待新兵一样，指挥我们干这干那，还让康泽去推装满渣石的手推车，康泽别说推，连试几下都拿不起来。
我便走过去，对平日常向我要点侨汇券的一个红卫兵说，我愿替康泽推车，让他扫地行不行？因他一向身体不好，又是带病来的……
没想到，那个红卫兵把眼一瞪，好像过去不认识我：“你算老几？敢为他说情，我们昨天就决定了，要让这个特务头子吃点苦头。”
(康泽在国民党中,曾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齐名。）一听这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他们在宣布让我们劳动时，连什么人干什么都先研究过。
我只好说：康泽一个人实在是推不动，推倒了洒得满地，还得收拾，我帮帮他一道推比较好，这才算是看在我过去给过他不少侨汇券(当时从国外汇钱来,都按汇款比率发给粮票,布票、油票……)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我帮康泽推车。
溥仪夫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对溥仪,博杰、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分配的劳动还算照顾，都比较轻，由于政协大院自大搞“革命”后,勤杂工都成了领导干部,早不干收拾清洁的工作，有了我们这一撮半劳力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天，便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厕所也弄得比这些自封的“领导”过去打扫时，打扫得清洁。
溥杰还用他那一手柳叶体的好字，给厕所写上牌子。他们一看，这些估计不会肯听他们指挥的人，居然能那样听话，便进一步要求，连政协大院及各处花草树木都归我们来管理，我们也欣然接受，从勤杂工兼任了花木工。
有次，政协隔壁大院评剧院一些造反派，把评剧院一些领导干部也送到政协大院内来参加劳动。
溥仪看到，新凤霞也和我们一道，在劈厨房用的木柴，休息时，他请新凤霞为我们唱两句解解闷，新凤霞也愿哼一下，她刚唱出“巧儿我
……”
监工的红卫兵回来了,责问:“这是谁让你唱的?”溥仪正想挺身出来承认，新凤霞答得更快:“我看他们都累了,唱几句给他们解乏。”
一声“不准唱！”溥仪算是放下了包袱。
自从评剧院几位女领导也来政协和我们一道参加劳动后，让我们长了一些常识，过去我们虽然干过农活，但对做厨房的活却毫无经验，我们劈木柴，总是一手拿砍刀或小斧子，一手拿着木柴，让刀斧跟着我们的手上下去劈，几次都差点把指头都劈掉了。
而监工的红卫兵，从不告诉我们应如何劳动，而是在一旁看我们出事才高兴呢。
新凤霞她们来了后，才告诉我们一个安全劈柴法，是左手拿一根长点的木头或竹棍一类东西，按住要被劈的木柴上边，不让它倒了，右手照准木柴劈去，这样又安全又省力。
我们都为得到这种劈柴法而感到有了安全感，使看我们出事故的红卫兵都失望了。
新凤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笔下,会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使之遗臭几十年啊！
可能是因为政协内部几个造反组织之间相互斗争，经常发生“夺印”,抢档案，弄得丑态百出，彼此揭发对方在工作上、生活上许多丑事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
因为怕我们看到，他们决定要我们暂时停止劳动而回家去好好学习，我们才如释重负地各自回家，但去领工资还是一大苦事，我便主动替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董益三等人领工资，挨打挨骂只是一个人承担。
当然，我有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我清楚地记着9 月 29 日星期四，是农历中秋佳节，那天一早，我就想到,虽然破四旧不过中秋，不吃月饼，但饭还得吃。
当时，我们除博杰外，都靠工资过活，所以早上 9点左右，我便骑车去政协领工资。
一进门，几个红卫兵便像庙里的四大金刚一样，横眉怒目看着我。
我锁好自行车。便在地上拾起一把笤帚扫地，从大门口一直扫到西边男厕所，有几个红卫兵跟在我后面看，我进厕所又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用扫把把窗门铁纱上的灰尘用力敲打，站在门外的几个红卫兵，受不了那一股股的灰尘、掩鼻走了。
我又从厕所一直扫地扫到会计室门口，领工资时，他们一向不为难我，只要我提出代谁领，他们就把工资袋找出来由我签名写一个“代”字，把工资交给我。
没想到那天去领工资时，真出我意料,他们说:接到上级的命令，从本月份起不再扣发,已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听了很欣慰,他们居然还有“上级”能“命令”他们。)
我连忙说,，以后不扣就行了,，扣去的不必再补发了。他们还是说等请示后再说，我领了工资先给杜聿明送去。
一路上，我猜不出，今天还有人会照顾我们。到了杜家，宋希濂、郑庭笈听到都十分惊喜。我又把唐生明的送去，并告诉他，本月起我们的工资不再减发，唐不是专员，也不是特赦人员，他是起义将领、政协委员，每月工资 240元，没有扣他的。
他听到后，便告诉我们，前几天便听人说：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不但不准他们再扣。还要他们把扣的补发。
大家一听，都异常激动，几十元事小，而在那个时候，有人能如此关怀我们，真太难得了。
尤其是日理万机，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的周总理，还为这种小事操心，我们怎会不感动。
当我送工资给董益三后，转一个弯便到溥仪家，他夫人还没有去领工资,我便先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
溥仪和溥杰夫妇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溥仪已生病躺在床上,他听到后，竟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周总理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溥仪生病后，我常和妻子杜雪洁去看望他，我妻子和溥仪夫人，都是搞医务工作的，她两人也谈得很投机。
“早上 10 时许,沈醉夫妇来看我,谈到我这次得病,沈老（指文史会一位新来的领导沈德纯，曾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和董必武副主席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电告平杰三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政协秘书长)召集有名医生抢救我，谈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对这段日记，我得稍加说明，“十年浩劫”前，因为周总理曾经有手令规定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医疗，一律按高级干部待遇。
所以，我们看病不用去排队挂号，只要打一个电话到医院保健室，告诉他们自己的医疗证号码和姓名，要看什么病，他们就会在电话中，回答你什么时候去保健室，他们到时便先把病历调出放在那里，按他们告诉的时间，就可由一些医术较精的老医生诊治。
看完病取药，也是在药房专设的窗口去取，如要住院，只要经过保健室的医生决定，就可住进。
“十年浩劫”一开始，红卫兵就把这一规定取消。保健室也关闭了，一律改成普通病房，连中央各部部长看病也得排队，原配给许多中央首长的医护人员全部撤走，我们这些真的帝、王、将、相，则被改称为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
如去看病，连排队挂号都挂不上，即使耐心等几次挂上了号，轮到看病时,个别“左”字号医生一看是“黑五类”,有时随便开点药，有时连药也不开，还骂上一句:“不给药，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吧!”病没看上，反受了一肚子气。
一些医德高尚的医师,则只要是病人,也不分你红五类黑五类,一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认真看病给药。有时还能悄悄安慰几句，遇到这样的好医师，不服药，病也可以好几分。
1967年1月 20日，我和妻子去看望溥仪，她又和溥仪的夫人李淑贤研究，如何自己买点药给溥仪治病，免得去医院碰到那些“左”字号医生，反而受气更使病加重。
她俩正在悄悄商量，我走到溥仪身边，看他躺在床上那么有气无力的样子，比上几次来看他时，更加沉重。
我心里很难过，如不及早治疗会耽误成大病,就更加不好治了，我安慰了他几句，便赶到政协机关找文史负责人，没有找到。
直到 21日下午，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德纯，因为政协一些负责人的家，我从来没有去过，只能在机关找到。
沈德纯一向对溥仪很不错，加上他为人正直、热情，一听我向他反映溥仪病重需及早医治的紧急情况，也十分焦急，连说：
你放心，我一定向中央领导去反映，让溥仪早日住上医院。
总理一听到溥仪病重，马上要平杰三立即召集北京几位名医一定要设法抢救溥仪。
22日，我又去看溥仪时，把昨天的经过告诉他，而我上面抄的溥仪 22日的日记，说“沈老向周总理报告”,实际是平杰三向周总理报告，因沈德纯还不能直接与周总理通话，溥仪那天的日记记得不够详细准确。
那天，我还告诉溥仪，中央统战部几位领导和申伯纯,都被红卫兵押在卡车上游行，善良的溥大哥，听到这些竟失声痛哭，他的夫人连忙让我少说这些，我也感到不应该告诉他。
临走，溥仪还抓着我的手，边哭边问:“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是谁的主意啊!”
一位特赦后的皇帝，自己那么病重，还这样注意国家大事，如不是亲眼所见，是不能想像到的。
他在病中，一直是这样关心革命老干部，痛恨那些胡作非为的“四人帮”。他一生气,什么江青一类人都敢骂。我怕惹事，总是竭力劝慰他，养病要紧，不要管这些，他却老惦念着祖国的前途和老干部的命运。
当我把溥仪生病情况和平杰三报告周总理、总理对他的关怀又去告诉杜聿明等人时，他们也表示，一定去多看看他、劝慰他，不宜再发牢骚骂人，因为，这在当时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溥仪由于不能住进医院，而外地到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便可随时找到溥仪家去看看这位末代皇帝，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有人告诉我，许多人认为皇帝一定有与别人不同之处，但见到他之后，见他对人那样客气，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有些本地红卫兵去找他时，看到他客厅里摆有那么多好沙发，认为他还在过剥削阶级生活。
由于平日溥仪和他夫人李淑贤两人和附近的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特别是管那条街的福绥境派出所的负责人，常常来向红卫兵说明，因为溥仪常接待外宾，需要有沙发，而且这些沙发是政协为他布置的。
但有些什么都不懂得的红卫兵，却还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应接待外宾，沙发应当退还政协，派出所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红卫兵纵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派出所还不敢太放肆，所以，没有让取走沙发。
后来，溥仪自己害怕惹事，还是通知了政协造反派，把沙发搬走了。
有天我去看他时，见他还把毛主席和他一同照的那张黑白照片挂在家里，估计是想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付一下红卫兵，我便劝做好好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拿走。
他问：“连和毛主席照的相也会拿走?”我说他们只要找个借口，说我们这些人不够格和毛主席照相，不就可拿走。他听了很以为然，马上收藏起来。
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疗，溥仪的病一天天重起来，我去看他，见他睡在床上还在看一些“小字报”。
那个时候，每一个“造反派”都自印一份或几份“小字报”。不是随意给一些老革命干部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指为“叛徒”、“特务”“汉奸”等外，就是大捧江青等“四人帮”,说上一大堆看了使人肉麻的话。
我看溥仪那么爱看这些，便劝他多休息，这些不可靠的东西少看。他随手拿起一张“小字报”问我:“这里说某人是军统特务,奉命打人党内的,你认识她吗?”
我说:“如果有人找我写材料，我可以证明她与军统无关;如不找我，我写的东西，谁会给我发表呢?”
他听了很难过，连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公理在哪里?”
最后,溥仪的病已到了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了。他夫人到处去求人，谁有这本领能让医院收留他呢?有天她去政协找人，托邻居一位老大妈照顾溥仪一下。
她刚出门，溥仪一口痰塞在喉头吐不出来，胀得满脸通红，那位老大妈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毫不犹豫，立即把嘴对着他的嘴把那口痰帮他吸了出来。
李淑贤回来后，一再向这位老大妈致谢，这位老大妈连说:“这不用谢，谁见了都会这样做，你们夫妇平日待人那么好，有困难时我们能不帮一下!”
自 1966 年8 月以后，我替几位专员去政协领工资送给他们时，总要在董益三家中聊上一会儿。因董与我是军统局的旧同事，解放前就是好朋友,又同在一起改造多年,所以无话不谈。
当时，他家住在草厂胡同，转一个弯就到溥仪家。他的夫人宋伯兰，是一位热心助人的能干妇女，也是溥仪家的常客。
董为人很正派,在专员中间有“智多星”之称,溥仪夫妇非常敬重他,有事也常找他商量。
他曾留学美国，是搞无线电工作出身，知识丰富，我每次去他家，他都要和我谈溥仪的事情，溥仪住过几次协和医院和人民医院，每次他都到医院看溥仪。
他虽是军统旧人,但比我目标小得多，他去医院看溥仪时，很少受到红卫兵们的阻拦。
有天，董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消息，他说东北来了一批人，要把溥仪揪到东北去批斗，溥仪非常害怕，幸好政协的领导和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同意，总算没让他们揪走。
溥仪过去住过几次医院,都没等病完全好就被送回家了。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表面上不得不遵照周总理指示，要收留他。
但是，他进去并未认真治疗过，几进几出，病反而越拖越重。如果当时能真正遵照总理的指示医治他，溥仪是不会那么早就去世的。
溥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1957年的 10月初，溥仪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他夫人急得没法，到处奔走，东求西请，总算把他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当时，医院的造反派头头们，只同意急诊抢救，想住院，没有门！李淑贤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才由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给人民医院造反派头头，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医院才同意把他安置在第九号病病。
这事真太凑巧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把九当成极数，所以，对皇帝常常爱用九,如九五之尊、九重天子……而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住院的病房为九号，这种无心的安排，好在出自造反派头头，要是别人，他们一旦听到读书人一指点，那还得了!
他住院的消息，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曾让许多有名的大夫去看他。但那时，几位名大夫也正在挨批斗，所以去的少，只有蒲辅周老大夫去医院为他切脉后，认为病情严重，需要长期治疗，好生护理。
最令人气愤万分的，是溥仪病成那样，东北还有人带着红卫兵到医院批斗他，致使他病上加病，如果不是同住医院的几位红卫兵小头目，还懂点政策，讲点人道，把东北来的那些人赶走，否则，真会把他当场折腾死。
当时，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造反派的控制下，对溥仪不敢好好照顾，怕被那些家伙扣帽子，同情帝、王、将、相。
有时，他的尿排不出去，如有造反派在场，便让他难受得大汗满头，痛苦万分，那些家伙反以此为乐。只有这群披人皮的畜生不在场，医护人员才敢为他导导尿。
博杰常常去陪伴他，也遭到造反派的刁难和呵斥，专员中常去的有董益三、杜聿明、范汉杰等,也只能悄悄去看看。
惟独我去看他时,被发觉了,总是被连推带骂赶了出来，有次，我看到原在保健室工作的一位护士在值班，她和我与溥仪过去都很认识。
我溜进去，以为她不会赶我走。她也无可奈何地说:
“头头们早关照过，不准你这个“严醉”去看溥仪，我让你去了我得挨批。说我到今天还划不清界限，我过去为你们服务，都是我的罪行，你原谅我吧!”
听了她这番话，我只好走了，因我当时住在西黄城根，离医院不远，我就常常找机会，有天我趁他们不备时溜了进去，看到溥仪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神无力，见我走过去，便拉着我的手，泪珠不断流出来，我也是泪珠滚滚，我强忍着心头的悲痛，劝他不要难过，总理很关心他，病一定会治好。
到了那种程度，他仍然相信党不会不给他治病，我还想和他讲几句，一只冰凉的手,伸进了我的后衣领内，“给我滚出去！”
我本能地想转身反击，他那只手的骨头就可能断成两截，但一想，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和他拼了，对溥仪更不利，我只好挥手向溥仪告别。
他又用了大把大把眼泪看着我被人推走，我当时真心如刀割，这是一幕“生死离别”,我到今天还没有能忘记。
从10月中旬开始，自西北高原随大风刮来的大量黄沙，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几天。汽车停下来，一会儿就落上一层薄薄的黄土。
许多关心“小皇帝”的北京老人，早知道溥仪病重入院，看到满天黄沙，便纷纷谣传“天发黄、小皇帝怕快……”
老人们连最后一个“死”字都不忍说出来，都是这么爱他。
而医院造反派却加重对他的折磨，让这位被中国共产党改造过来了的中国末代皇帝，终于在10月17日凌晨悄悄与世长辞。
我们知道后，都想去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政协造反派竟然不准，只让他几位家属去了一下。
那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失去人性而与禽兽无异呢？
周总理知道后，也很难过，他指示一定要在报纸上公布溥仪去世的消息。
《人民日报》才不得不在第二天很不显眼处刊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 10 月 17日2时30 分于北京逝世，终年 6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