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随着那一年的枪炮声，延续268年的清朝灭亡，并诞生了一系列以中华民国为旗号的短命政权，影响改变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命运。在此辛亥百年之际，海峡两岸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数不胜数，口径千篇一律，褒扬之声甚嚣尘上，民众随之鼓噪。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学过。然而教课书上写的短短篇幅，就是中国近代史原貌吗？
中国近代史在政治力量介入下，经历过两次严重的篡改扭曲过程。第一次出现在中华民国时期。1928年蒋介石集团武力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篡夺政权后，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躯壳。国民党政权为巩固“一党专政”，全面推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源自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进一步粉饰美化以“尊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将孙中山圣贤化，人民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政权逃亡重庆。1940年4月，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扶植的南京汪精卫政权争夺正统性，由重庆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决议，南京汪精卫政权随即附和，也尊奉孙中山为国父。由此孙中山被各种政治势力推上神坛。1949年蒋介石政权逃亡台湾后，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在台湾继续强化“尊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史观。新中国建国后，出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日友好”，以及大批国民党人士加入新中国中央政府(宋庆龄为国家副主席)的实际政治需求，继续尊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并逐渐形成以“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史观。而二战战败后的日本，为了向国民灌输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继续顺水推舟，打着“中日友好”的旗号，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予以附和。
如此百年下来，大陆和台湾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近代史，早已面目全非、积弊难返。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谎言，皆围绕粉饰美化孙中山而展开。一旦将这块神主牌推倒，人们便会愕然发现——海峡两岸现有的中国近代史将彻底崩塌。出于对历史严肃性的尊重，本文将以大量史实资料，摒弃政党利益巢臼，和为尊者讳的传统，尽其所能还原一段相对真实的中国近代史。这段历史的真容，便围绕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展开。
孙文出世——叛逆少年着魔基督教
孙中山(1866-1925)，本名孙文，化名高野长雄。孙中山这个名字是日本黑龙会成员平山周和宫崎寅藏所起。“中山”源自日本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之姓。孙文其人仅活59岁，自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起，一生赴日本不下16次，累计居住长达九年半，遍识日本军政首脑，多为侵华战争首恶元凶。一个勾结日本出卖中国利益，且有明证的孙中山，如何粉饰成“革命伟人”，便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真实性的核心问题。
1890年(清光绪16年)，英国殖民地香港，荷李活道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孙文(左二)，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左三)，尢列(左四)“反清四大寇”合影，皆为广东人。图中站立者为同学关景良(关景良的母亲是孙中山的老师，因家长反对，关没有跟在孙后面搞“革命”)。
弱冠孙文——反清的基督徒
1886年，20岁的孙文从香港中央书院(中学)毕业，经牧师介绍，考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结识了基督徒郑士良，以及广州算学馆的尢列。一年后孙文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制大学本科，李鸿章为该校名誉赞助人)，以孙逸仙为名注册，结识了广州格致书院的陈少白(出身江门基督教牧师家庭)。孙文、陈少白、杨鹤龄、尢列四个在香港的广东人，志趣相投，常论国事，欲效仿广东人洪秀全，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自称反清四大寇。
1892年7月，孙文从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获学士学位(孙从未得过博士，博士为医生Dr.头衔误译)，时年26岁。同届毕业生仅孙文和江英华两人。由于香港西医书院当时未被港府立案认可，孙文无法在香港获得行医权。书院教务长康德黎博士(英国人)，请香港总督罗便臣致函英国驻华(北京)公使，托其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孙江二人谋职位。李鸿章表示二人可赴京候缺，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月俸五十元。康德黎随即带二人赴广州求见两广督李翰章，办理入职手续。由于府衙傲慢姿态，孙文弃职转而投奔澳门镜湖医院。并在同乡杨鹤龄帮助下，以富商做保，从镜湖医院贷款两千元，开设了一家中西药店。然而很快受到澳门葡萄牙籍医生排挤，被迫关店，前往广州另谋生路，并很快在广州打开局面，同时复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议论国事。
1894年9月和10月《万国公报》刊登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已经28岁的孙中山，在四个月时间里，先后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一是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不惜余力地美化清廷之治，说：“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并竭诚要为清廷尽忠、效力，而说：“每欲以管见所知，直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仅四个月后，孙中山却180度逆转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先在自己右脸上刻下“效忠清廷”的印记;四月之后，就在自己的左脸上写下“驱除鞑虏”的口号。自我叛变之快，天下少见。
晋身之途——上书权臣遭冷遇
自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后，孙文心有不甘，一直到10月都在天津、北京、武汉、上海等地游荡，后决定去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反清组织。他在上海告别陆皓东、宋嘉树，启程经日本抵达檀香山。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势力雄厚。孙文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爱玛巷140号)，召集成立了兴中会，选出永和泰商号经理刘祥、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甲午战败动摇了清朝的根基，为孙文起家创造了条件。兴中会发展人员准备回国组织暴动。
1914年(大正三年)3月，48岁的孙中山与日本人梅屋庄吉夫妇合影。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再次流亡日本，在日本人支持下组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准备武力讨伐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梅屋庄吉是长期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之一，不单支持金钱，还有枪械。在这些极端热衷“帮助”孙中山在中国“闹革命”的日本人中，梅屋庄吉只能算是小喽罗。孙中山称之为“贤母”，后面我们会逐一揭开这些日本人的底细。
潜入香港——日本人的援助
就在孙文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介绍，孙文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出身长崎富商世家，在港开照相馆)，梅屋允诺为孙筹集资金枪械。孙文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于是，从1895年3月初开始，孙文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图谋获得支持。为此，中川给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1918年任日本首相)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在3月4日的信中，中川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到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文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自己的算盘，拒绝了孙文的要求。(这两封信，由前京都女子大学山本四郎教授，在整理原敬所藏公文时发现，收录在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10月出版的《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中。)
这是孙中山首次主动勾结日本政府，企图获得日本援助，颠覆中国政权。后国民党汉奸辈出，孙文肇始。
左侧照片为清廷驻英国伦敦的公使馆，1896年10月，孙文从美国檀香山抵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经康德黎等营救，清公使馆被迫释放。孙文旋即撰写了《伦敦蒙难记》。右侧照片为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的陈少白(左)、孙文、郑士良(右)。
广州举事——逃亡日本伦敦被捕
1895年3月下旬，孙文带着陆皓东、郑士良等人来到广州，以农学会为名租屋组建广州兴中会分会。此时，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被迫派72岁的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谈判议和。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刺杀，开枪击中左脸，血染官袍。4月17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折合7453吨)。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康有为等会试举人，在北京联名向光绪帝公车上书，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广东人康有为就此得势，中进士，任工部主事。李鸿章马关签约后遭免职，也视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
孙中山抓住这个时机，加紧布置广东暴动，派人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的绿林匪徒，及潮汕、惠州的会党(黑社会成员)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兴中总会决定将广州作为暴动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12芒星)，作为起义军的旗帜，把暴动时间定为10月26日，乘重阳扫墓之机，混入香港赴广州扫墓人群(暴动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10月10日，兴中会召开会员会议，选举会长，孙文当选。由于消息走漏，两广总督谭钟麟加强戒备，广州暴动失败。日本人梅屋庄吉筹备的600只手枪被海关查获收缴，陆皓东、朱贵全等40余人被捕杀害，孙文、杨衢云、陈少白等人遭清政府总理衙门通知各国悬赏通缉。
10月27日晚，孙文从广州潜入澳门，两天后搭船去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会合，搭乘广岛丸前往日本神户，终于摆脱了清廷搜捕。11月孙文抵达横滨，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有几十名华侨参加。年底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巧遇康德黎博士，并相约伦敦见面。由于暴动失败，兴中会陷于瘫痪。1896年9月底，孙文离美赴英国伦敦，上岸后即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监视，10月11日被清驻英使馆诱捕关押于使馆二楼，准备将其装入木箱运回中国。经过康德黎博士搭救，在《地球报》发布孙文遭清使馆诱捕的消息。由于外国使馆无权在英国捕人，清公使馆被迫于10月23日释放孙文。在康德黎帮助下，孙文将此事写成《伦敦蒙难记》出版，在欧洲声名大噪。
《伦敦蒙难记》出版后，引起了在伦敦的俄国人注意，有一个叫伏尔霍夫斯基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与其在伦敦相识。此外，孙文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日本人，31岁的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此人为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员，其父为日本和歌山“世界一统(清酒)”酒业创始人，身家巨富。1897年的3月16日，两人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部长道格拉斯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面，迅即成为密友。此后三个月几乎形影不离。通过南方熊楠，孙文结识了众多在伦敦的日本名人，包括前来英国访问的德川赖伦(纪州侯世子)、镰田荣吉(众议院议员)、田岛担(和歌山县议会会长)等日本人士，并托镰田、田岛修书将孙中山介绍给在日本国内的冈本柳之助(间谍)、菊地谦让(记者)、尾崎行雄(众议员，犬养毅同党)等人。日本人自然都清楚孙文的反清份子身份。
1898年11月(光绪24年), 孙中山与日本人(玄洋社成员)在横滨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玄洋社是干什么的，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你只需记住这些关键人物的姓名即可。
转赴横滨——巧合还是预谋
孙文此行从伦敦至日本横滨，是由日本浪人平山周，以聘请“语文教师”为名义申请侨居证。通过陈少白，孙文认识了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日本极右翼份子，犬养毅的亲信)。三个月前，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曾派宫崎和平山，赴中国华南刺探反清组织结社情况。宫崎因病未去，平山周与可儿长一结伴至香港，从陈少白信中得知孙文从英国至日本，便立即结束华南行动，回横滨见孙文。宫崎、平山在横滨拜见孙文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向犬养毅报告与孙文见面的情况，和在华南了解到的孙文在反清活动方面的影响力，希望犬养毅能接见孙文。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闻讯，担心孙文会使日清两国关系恶化，有意令孙文离境。后经外相大隈重信和犬养毅从中周旋，最终同意让孙文留在日本。犬养毅命宫崎寅藏等三人赴横滨，请孙文至犬养毅在东京牛込区(今新宿区)马场下町35番的寓所会面。(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孙文在日活动有详尽记录，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
大隈重信侯爵(1838—1922)，日本明治维新重臣，早稻田大学创始人，两次当选日本首相。其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为他第二次当日本首相时提出。孙中山与其关系极为密切。后面章节我们会详细叙述孙中山、袁世凯恩怨，及大隈重信与《二十一条》出台的过程。
日本政要——都是什么底细
这是日本政要第一次主动接触孙文，其背景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政权已摇摇欲坠，日本亟需研究中国形势，扶植在华亲日势力。当时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1882年建校)，最早成立了“时局研究会”，讨论中国问题。1896年，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最早提出“确立对华政策，实为当务之急”，劝告内阁派人赴中国调查时局。由此日本外相大隈重信，拨付外务省机密费，派遣犬养毅的亲信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华南调查反政府组织。宫崎、平山周先通过日本驻华武官曾根俊虎(军事间谍，情报组织兴亚会创始人)与陈少白相识，经陈少白介绍，读过孙文的《伦敦蒙难记》后，认为此人便是犬养毅苦苦寻觅的理想人物，由此举荐孙文，让其与犬养毅会面。
此时在日本国内，经过明治维新后，主要政治力量有藩阀和民党两大派系。其中藩阀派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三大元老鼎立。民党共分五派，分别是河野广中的东北派、星亨的关东派、林有造的土佐派、松田正久的九州派、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民主党派是日本政坛新崛起的力量，在众议院选举中超越了强大的旧藩阀势力。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是立宪改进党的首脑人物，正处于政途上升期。
三朝元老——孙文的日本朋友
大隈重信和犬养毅都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他们对于日本崛起做过重要贡献，但在谋取在华利益上，不过是比日本军部那些只会用刀枪的丘八，换了一种更为阴柔隐蔽的手段。他们通过扶植拉拢中国反政府组织，以实现瓦解中国政权，制造社会动乱，谋取日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则是在阴柔之后，采用赤裸裸的武力威逼，逼中国就范。对于中国来说，这两个人毫无疑问是战争罪犯。而孙中山及其后的蒋介石，与这些日本侵华势力首脑，有着难以对外人道的紧密联系。然而在国民党的政治需求下，孙蒋二人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中，被树立成正义凛然的国家领袖形象。在大陆，孙中山依然被尊为“革命先行者”，不遗余力地美化其“反帝反封建之功”。
左图为孙中山赠送给犬养毅的纪念照片，木堂先生即指犬养毅。
东京会面——结识日本权贵
此后，孙中山还认识了69岁的副岛种臣伯爵(1871年任日本外相，解决日本入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支持日本对外扩张)、42岁的头山满(间谍组织玄洋社创始人)、46岁的平冈浩太郎(玄洋社社长)、秋山定辅(政坛幕后策划，后任众议员)、中野德次郎(九州煤矿巨头安川敬一郎的亲信)、铃木久五郎(著名股票商，野村证券创始人之一、后任众议员)，并与安川敬一郎(九州煤矿财阀、安川电机创始人，玄洋社幕后金主)、久原房之助(茨城矿山巨头，日立、尼桑创始人)、犬塚信太郎(满铁理事)等日本财阀巨头建立了关系。据日本学者统计，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近十年，与其发生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多达1236人。这些人遍布日本朝野各界，多参与侵华战争。日本财阀也在侵华战争中谋取了巨额利益。而宫崎寅藏、平山周之类，只能算是底层跑腿的小喽罗。
长期包养——以备它日之用
早在1897年春，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等人，成立了研究中国的“东亚会”，意在培训中国通，研究刺探中国情报。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陆实等人也是东亚会成员。1898年6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陆实等人成立了与东亚会性质类似的“同文会”。同年11月，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文部大臣犬养毅等人撮合下，将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组成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其子近卫文麿继承爵位，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为侵华战争元凶，甲级战犯)，副会长为长冈护美(贵族院议员)，陆实任干事长，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支取4万日元作为经费，在中国南京、上海设立同文书院，培养日本赴华留学生为中国通，联络扶植中国亲日势力。
左图为1898年夏，孙中山在日本会见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商洽代购武器。右图即为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1895年孙中山逃亡日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剪掉辫子，穿起西装，还学日本人蓄起了大胡子，此后我们看到的孙中山照片中，至死都蓄着胡子。
菲律宾来客——购买军火
1898年6月，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年底，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由美国获得菲律宾殖民地。美军随后大举进攻菲律宾。为了抵抗美军，阿奎那多派遣特使彭西到日本寻求支援。彭西抵达横滨后，得知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交往，便请其协助购买军火，并赠送10万日元。孙中山与宫崎、平山找到犬养毅，商议请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出面，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途中遇台风沉没。孙中山用剩余资金七万五千比索，购买第二批军火雇船启运，被美国政府发觉后，向日本提出抗议，计划遂落空。此事虽败，但从中可见孙中山在日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能量。这种能量是犬养毅给的。
1930年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虹桥路校舍正门。照片资料：「山洲根津先生傳」(昭和5年5月10日発行)。山洲根津即日本在华间谍头目根津一，是汉口乐善堂情报网的老牌间谍、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策划并参战，梁启超与其有联系。日清贸易研究所建于1890年，位于上海西藏路桥附近，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
谍影婆娑——东亚同文书院
1898年11月，日本间谍组织——东亚同文会正式成立，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号霞山)出任会长。第二年10月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东亚同文会在华设校，刘表赞同。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经费由日本外务省资助，首任院长是日本在华间谍头目根津一。1901年4月，书院因义和团运动爆发，迁至上海高昌庙桂墅里，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各府县招募公派留学生，培养“中国通”情报人员，每年约百余人，学制3-5年。1913年10月，校址迁至虹口区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1917年4月，书院再迁至今虹桥路433弄处(徐家汇天主教堂西侧，靠近上海交大)位置。“东亚同文书院”下设“调查部”和“调查编纂部”、“支那研究部”、“东亚研究部”等机构。日本学生在临近毕业时，由书院组成小组，提供资金、安排线路、派到中国各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毕业大旅行”，实际为情报侦察。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的伊犁(此人后来成为伪满皇帝溥仪的随从翻译)。
学生将所获情报编辑成册，名为《大旅行志》、《深入内地》、《大陆漫步》等。他们把搜集到的政治、经济情报撰写成所谓的调查报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别提交日军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一份。后来以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文书院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类似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普查。毋庸置疑，这些调查报告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情报。该间谍机构在华活动45年，培训了5000多名情报人员，仅毕业大旅行侦察线路，就多达700余条，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积累了如山资料，多保存于爱知大学。
1918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增开中华班，招收中国籍学生，共办11届，毕业生约百人。这批人中包括后来的国民党“中统”头目——李士群。1919年，东亚同文会为培植亲日势力，决定以退还庚子赔款为名，在天津、汉口设立同文书院附属学校，由众议员柏原文太郎筹办。1921年12月，天津同文书院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附近成立，主要招收中国学生(1925年改为“中日学院”)，该校校址即今天津师范大学北院。汉口同文书院位于古德寺附近，被当地人称为东洋学堂，1927年改为私立汉江中学(1945年后勒令关闭)。
1937年11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因淞沪会战爆发，虹桥路校舍被烧毁，暂时迁回长崎。1938年由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时任日本首相)提出申请，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日军占领上海后，交通大学校舍被东亚同文书院侵占，该校开始明目张胆地配合侵华日军活动，以“学徒出阵、翻译从军”为名，协助日军作战。据1938年的调查，该院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中国，其中有415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由于该院与日本外务省有不寻常的关系，其毕业生曾任职于外务省的有近200人之多，日本在华领事馆内也有书院毕业生。另外，该院同侵华组织“满铁”有很深的关系，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沈阳的“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南北方设立的两大情报调查系统)。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1946年11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名原校教职员，在爱知县丰桥市创办爱知大学。将东亚同文会遗留资料转移至该校，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该校校友以“沪友会”为名活动。1948年，东亚同文会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组建“霞山俱乐部”(近卫笃麿，号霞山)，首任会长为德川家正公爵(德川家第17代家主，贵族院议长，其父与孙中山有联系)。1956年，盟军司令部归还霞山会馆。1957年沪友会创办《沪友》杂志。1958年，霞山俱乐部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改革开放后以教育交流为名，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东亚同文会及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骨干成员中仅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多达6人(大隈重信、犬养毅、内田康哉、近卫文麿、清浦奎吾、阿部信行)。对于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革命宣传家”邹容、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公，均于1902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同文书院，成为革命鼓吹者。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日籍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均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先后派出14批“中国通”间谍，以旅行为掩护，到中国各地实况测绘5万分之一标尺的军用地图。测绘路线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偏远地区。这些地图往往精确到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将路径、矿场、水源等相关信息全部涵盖，标注尤其细致入微。这些事关中国生死的绝密地图，在日军侵华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大批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测绘地图，其目的何在，当引起国人警惕。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
第一任会长(1898-1904)：近卫笃麿公爵(贵族院议长)
第二任会长(1904-1907)：青木周藏子爵(日本外相)
第三任会长(1907-1918)：锅岛直大侯爵(第11代佐贺藩主)
第四任会长(1918-1936)：牧野伸显伯爵(大久保利通之子，日本政坛元老)
第五任会长(1936-1945)：近卫文麿公爵(贵族院议长、三次当选日本首相，侵华战争元凶，甲级战犯)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
第一任院长(1901-1902)：根津一(日本老牌间谍，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
第二任院长(1902-1903)：杉浦重刚(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天皇的老师)
第三任院长(1903-1923)：根津一(日本老牌间谍，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
第四任院长(1923-1926)：大津麟平(台湾总督府官僚、岩手县知事、德岛县知事)
第五任院长(1926-1931)：近卫文麿(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
第六任院长(1931-1940)：大内畅三(众议员、升格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首任校长)
第七任校长(1940-1944)：矢田七太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参加1927年东方会议，与蒋介石有联系。)
附：孫文関係日本人人名録(移情阁孙文纪念馆)
日本神户移情阁孙文纪念馆，是日本华侨巨富吴锦堂的产业，1913年3月孙中山赴日本时，曾在该处受华侨宴请。1984年改为孙中山纪念馆。在该馆网站上，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孫文関係日本人人名録》，从中可以窥见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网一角。详细研究这份名单，可谓触目惊心。其中包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社长岩崎小弥太、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等1236名日本军政财经各界要人。其中甚至包括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于1878年出生在尾张藩(今名古屋)的一个破落武士家庭，祖先曾是战国名将，静冈县二俣城城主松井宗信，但到他父亲这辈已经没落。1898年松井以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毕业，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深受间谍头目荒尾精的“兴亚论”影响。1906年松井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主动要求调往中国，1906年至1908年被派驻北京和上海担任驻清武官(实为间谍)，暗中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
1908年2月，21岁的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从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赴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留学。几乎与此同时，他的浙江同乡陈其美(30岁)奉孙中山之命，从东京潜回上海活动。同年夏天，蒋介石回国度暑假，经陈其美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通过陈其美，认识了松井石根(30岁)。巧合的是，松井石根恰好结束武官工作调回东京，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任职。陈其美希望松井能好好照顾蒋志清。此后在留学期间，松井石根给蒋以多方照顾，还曾让蒋寄宿在自己家里。蒋出去租房时，便是松井做的担保人。凭着这层关系，1927年10月，蒋介石因宁汉分裂下野后，赴日本寻找政治援助，通过松井石根(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将)牵上了关系，并进行过秘密会谈。两个月后，蒋介石便重掌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权。1936年2月，松井以私人身份与蒋介石在南京会面，一年后发生南京大屠杀，松井指挥的军队血洗南京城。
与孙中山有关的日本人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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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1838-1922)，两次当选日本首相，逼袁世凯政府签署《21条》，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犬养毅(1855-1932)，1931年当选日本首相，参与扶植孙中山及辛亥革命，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桂太郎(1848-1913)，三次当选日本首相，参与甲午战争及吞并朝鲜，是倒袁扶孙的主要支持者。
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首相，陆军大将，1916年后参与扶植孙中山，留有孙亲笔密信。
儿玉源太郎(1852-1906)，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战争罪魁，参与甲午战争，1900年与孙中山相识。
后藤新平(1857-1929)，满铁总裁、外相、伯爵，1900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策划惠州暴动。
加藤高明(1860-1926)，日本外相，三菱财阀女婿，《二十一条》始作俑者，孙中山与其有联系。
内田康哉(1865-1936)，满铁总裁，伯爵，曾代理日本首相，参与辛亥革命，参与九一八事变。
头山满(1855-1944)，日本右翼鼻祖，间谍组织玄洋社创始人，参与策划辛亥革命及侵华活动。
平冈浩太郎(1851-1906)，日本间谍组织玄洋社首任社长，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惠州暴动。
内田良平(1874-1937)，日本间谍组织黑龙会首任会长，策划组建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
伊东知也(1873-1921)，犬养毅、头山满密友，众议员，黑龙会创始人之一，参与扶植孙中山。
古岛一雄(1865-1952)，众议员，贵族院议员，头山满密友，绪方竹虎之师，参与辛亥革命。
小川平吉(1870-1942)，日本众议员、法务大臣、铁道大臣，头山满密友，右翼首脑，宫泽喜一的祖父。
的野半介(1858-1917)，玄洋社间谍出身，众议员，参与策划甲午战争。
铃木天眼(1867-1926)，玄洋社间谍，国粹主义者，参与甲午战争，潜入朝鲜，后任众议员，参与辛亥革命。
中野熊五郎(1866-1917)，玄洋社间谍，1884年入上海东洋学馆，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安永東之助(1872-1905)，玄洋社间谍，参与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惠州暴动，日俄战争时被清廷巡捕击毙。
平山周(1870-1940)，犬养毅亲信，东亚同文会成员，参与惠州暴动、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
宫崎寅藏(1871-1922)，东亚同文会成员，玄洋社间谍，参与戊戌政变、惠州暴动、辛亥革命。
萱野长知(1873-1947)，1904年加入日军特务班，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
福本日南(1857-1921)，众议员，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社长，参与亚细亚协会、惠州暴动。
秋山定輔(1868-1950)，东京《二六新报》社长，曾任众议员，与间谍组织玄洋社关系密切。
岩崎久弥(1865-1955)，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总帅，辛亥革命时曾向孙中山提供资金。
森恪(1882-1932)，出身三井物产，参与情报活动，辛亥革命时负责为孙中山提供资金，此人为侵华派。
藤濑政次郎(1867-1927)，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东洋棉花总经理，政交广泛，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
山本条太郎(1867-1936)，出身三井物产、满铁总裁、贵族院议员、1912年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
犬塚信太郎(1874-1919)，出身三井物产，满铁理事，为孙中山提供的资金高达数十万日元。
安川敬一郎(1849-1934)，安川财阀创始人，玄洋社幕后金主，1913年孙中山访日时曾住在他家。
松方幸次郎(1866-1950)，长崎造船所社长，众议员，日本首相松方正义之子。
宇都宮太郎(1861-1922)，间谍出身，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大将，参与辛亥革命。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海军省间谍，参与甲午战争，1898年与孙中山相识。
梅屋庄吉(1869-1934)，日军参谋本部驻香港间谍，参与支持菲律宾独立运动，及扶植孙中山。
川岛浪速(1865-1949)，日本老牌间谍，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芳子曾通过孙科获取大量情报。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对华间谍鼻祖，在北京创办青木机关，日本陆军中将。
安达谦蔵(1864-1948)，间谍出身，参与刺杀闵妃事件，历任众议员、内务大臣、递信大臣。
天羽英二(1887-1968)，日本驻华领事，情报部门负责人，1945年以甲级战犯被捕。
矶谷廉介(1886-1967)，间谍出身，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大将，香港日据时期总督，甲级战犯。
宇垣一成(1868-1956)，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派，军部法西斯集团首脑。
渡边千冬(1876-1940)，日本制钢所董事、众议员、司法大臣、枢密院顾问、关东国粹会总裁。
相生由太郎(1867-1930)，日本殖民时期任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残害码头工人，死于大连。
中西正树(1856-1923)，东亚同文会间谍，参与汉口乐善堂情报网，长期在中国活动。
大原武庆(1865-1933)，东亚同文会间谍，任上海同文书院监督，参与1911年武昌起义。
山田良政(1868-1900)，东亚同文会间谍，参与戊戌政变，参与1900年惠州暴动，在惠东遭清军捕杀。
山田纯三郎(1876-1963)，东亚同文会间谍，山田良政之弟，孙中山秘书，1948年返回日本。
井上雅二(1876-1947)，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参与戊戌政变，1899年与孙中山相识。
原口闻一(1873-1935)，东亚同文会成员，1899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惠州暴动。
大原信(1877-1911)，东亚同文会间谍，与山田良政有关系，日俄战争时期在奉天活动。
大松源藏(1878-1915)，东京《日日新报》间谍，参与1911年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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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相关的日本人多达上千人，此处仅能截取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人员涉及日本内阁、日本外务省、日本军部、日本议会、立宪政友会、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机构，覆盖日本政军财经各界。在中国近代史上，论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即使是与日本勾结的汪精卫，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附：孙中山历史照片集，三百余幅照片，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关系网。
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给日本玄洋社(右翼间谍组织)成员宫崎寅藏(又称宫崎滔天)，题写的横幅“推心置腹”。现藏于日本东京西池袋二丁目的宫崎家老宅(滔天会会所)。
1913年3月(民国二年)，日本东京皇宫南门，日比谷公园内的松元楼，梅屋庄吉为孙中山举行酒会。照片中有头山满、山田纯三郎、梅屋庄吉、宋耀如。大武丈夫拍摄，其中一幅背面写有“大正二年三月漫游于日本撮影孙文”。2008华辰秋拍33600元成交。松元楼现经营者是梅屋庄吉的外孙女婿小坂哲琅。
日本爱知大学霞山文库所藏，东亚同文书院遗存《支那調查報告書》。该文库收藏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书籍，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极高价值。也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对于中国进行情报侦察的铁证。
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第一卷【四川省】所附成都市地图。日本刺探中国地形情报，起自清代末期，至今延续百年，创始人当属在华间谍头目荒尾精。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盗勘中国地形的一支主力军，日本留学生走遍中国各地，尤其留意我国各地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建筑材料、长度、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宽度等数据，将其逐一记录，除有部分刊载在同文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以外，主要调查资料于1918年前后编制了《支那省别全志》，分18卷陆续出版。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全国范围的间谍式国情调查，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中国人，很难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883年12月(清光绪9年)，孙中山、陆皓东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美国公理会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教，孙日新即孙中山，陆中桂即陆皓东(青天白日旗设计者)。同盟会创建时，黄兴极力反对用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旗帜，认为其与日本的旭旗极为相似。在孙中山一再坚持下，黄兴最终被迫妥协。这面旗帜后来被蒋介石政权打了出来。
1913年4月(民国二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照片为孙黄等人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总部(今外滩中山东一路32号)二楼，与日本人合影。后排左起：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戴季陶、正金银行副理水津弥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大秦洋行主秦长三郎、富士制纸代表野村一男、神州大学教授守田藤之助、正金襄理津山英吉。前排左起：陈锦涛、黄兴、孙中山、正金银行大股东町田德之助、正金银行经理儿玉谦次。 这批日本银行巨头，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谋取了巨额利益。其中藤濑政次郎在1912年孙中山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津山英吉在1931年出任横滨正金银行董事。有吉明在1932年出任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儿玉谦次，在1938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成为“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从此，华中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矿产、水产、煤气等基本上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陈锦涛在1912年孙中山窃据临时大总统时，任财政总长。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任汪精卫伪政权财政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水津弥吉在1939年出任台湾银行社长。
1916年4月(民国五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回国进行武装反袁活动。为此，梅屋庄吉提供巨额军资57000日元(约合如今的3420万日元)。孙中山为表谢意，特在梅屋庄吉所穿和服外短褂的衬里写下“贤母”二字(此为复制品)。据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称，仅梅屋庄吉支持孙中山的经费，就超过10亿日元。
左图为孙中山亲绘中国国民党党旗，年代不详。右图为日本帝国军队时期使用的旭日升天旗。关于青天白日旗的来历，国民党方面一直宣称为陆皓东设计，但未见实物证据。反而是孙中山留下了青天白日旗的整套设计制图规范。
1946年，当蒋介石集团回到南京时，埋在明孝陵前的汪精卫坟墓，被国民党挖开来挫骨扬灰：而中山陵却迎来了隆重盛大的拜谒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