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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特殊的国情和国体影响，苏联在二战中的国家战略，几乎可以视为斯大林个人的战略。国内学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斯大林战略”的研究却凤毛麟角。事实上，今天回头看去，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发展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为进行国际竞争而采用的特殊战略。如果不能揭开当年苏联宣传机构营造的表象，将之放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剖析其实质，不仅看不到“斯大林战略”的全貌，也看不清“斯大林模式”的真相。本文将从战略、国际政治和战争史的综合视角，力图客观呈现真实的“斯大林战略”及其对二战和苏联的影响。
一堆烂摊子
当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时，他接过的是一战惨败和内战惨胜的烂摊子。
俄国曾经是令全世界敬畏的军事巨人，但这一点在斯大林上台之际已丝毫看不出踪影。俄国的军事厄运可以追溯到1855年。这一年，在英法联军的猛烈持续攻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对沙俄帝国造成两大影响，一是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二是迫使其向东扩张。但是，东进的道路并不顺畅。1904年，日本在英国的扶植下向沙皇俄国发起了挑战。这场被后人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再次以俄国的惨败告终。一个非欧洲、非白种族裔的发展中国家，居然打败了赫赫有名的“俄国压路机”，这个事实令俄国尴尬蒙羞，更让俄国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备受鼓舞。
日俄战争再次以俄国的惨败告终
1914年，俄国带着雪耻、复兴的追求，毅然决然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遗憾，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更惨痛的失败。结果，一战尚未结束，俄国就因内部的两场革命，率先退出了大国厮杀的棋局。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能接受俄国因革命而获得静坐旁观的特权。协约国将俄新政权视为搅局的叛徒，同盟国则看到了征服东方的天赐良机。
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却引来更大的灾难和羞辱。
德国的战败，虽然宣告了这一和约的失效。但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崩解和前所未有的大内战。
从芬兰开始，经波罗的海三国到波兰平原，再转向辽阔的乌克兰草原，最终达到外高加索的群山之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弧形地带，好像一块再也无法承担重量的护胸甲，硬生生地掉落下来。
同时，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与境外的干涉武装相勾结，对新政权构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
在此后的两年多，新政权为了生存而苦战不休。正如两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与马克·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到内战结束时，苏俄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1920年和1921年连续两年的干旱和1921年出现的可怕的饥荒，更是雪上加霜。'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过后的几年内，流行病、饥荒、战乱、屠戮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夺去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此外，还有200万人逃离俄国，其中法国接收了60万人，位居首位，中、美、波、德四国紧随其后，各流入10万人。“流亡者中有相当大部分受过教育或者具有一技之长。”这种人口流失，显然非常不利于俄国的发展。
俄国国内战争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更是有目共睹。“战时共产主义也许挽救了内战中的苏维埃政权，但同时也极大地摧毁了国民经济。私人产业和贸易纷纷受到严格限制，而国家又无力提供足够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国内经济因而进入停滞状态。据估计，1921年时，全国的矿山和工厂的产量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的水平，一些重要工业和生活产品的生产能力萎缩得更为惊人，当时棉花的产量只有战前的5%，而钢铁产量更是跌到战前2%的水平。作为对余粮征集制的一种回应，不满的农民甚至拒绝耕作。到1921年，可耕作地面积只达到战前平均水平的62%，而收成更是只达到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同期，耕牛的数量则从5800万头减少到3700万头。俄国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价从1914年的2卢布兑1美元暴涨到1920年的1200卢布兑1美元。”俄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国内战争是以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方式进行的。国内战争的后果，在很多年内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生活和社会状况的方方面面。国家遭到了破坏。武装干涉所带来的损失高达500亿金卢布。工业生产水平缩减到俄国革命前的20%至40%，而农业生产则减少了50%。”（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伴随着俄国国力跌入谷底，尤其是其军事形象的持续下降，周边的反俄反苏势力蠢蠢欲动，连小小的波兰也一路东进，险些拿下大半个乌克兰，日本更是趁机出兵，有鲸吞西伯利亚之势。这个惨痛的记忆深刻影响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国家战略。
两大战略遗产
当然，斯大林继承的并非都是负面资产，单以战略智力资产而言，他继承了两大遗产：一个是彼得大帝的遗产，一个是列宁的遗产。
彼得大帝的战略遗产由四部分组成——
1．大俄罗斯主义。沙皇俄国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奉行希腊正教，进而自命为一切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宗主国。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俄罗斯主义。对这个传统，彼得大帝及其后的历代沙皇均奉为正宗，世代相传，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相表里。
彼得大帝推进了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
2．工程师精神。彼得大帝本人就是一位超级工程师。据记载，他生平共计掌握了20种技艺，大到建造一艘船，小到手工制作一双鞋，皆可自己完成。“他曾亲手把他的朝臣们的牙齿拔掉，胡须剪掉。”“他亲自参与所有的国事，不管是技术性、专业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他无所不知；他能深入到外交、行政、司法、财政、商业、工业和教育等所有领域的细节中去。在改革中，彼得总是重视专家的意见，但也坚持独立思考，能够果断地视具体情况来调整计划。彼得一世也逐渐成长为一位称职的陆海军指挥官。他全面地研习过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军事技能，亲自在军中服役，学习每一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有了这些经历和经验后，他才把自己提拔为一个军官。波尔塔瓦（Poltava）战役胜利后，他获得了陆军上将的军衔。在大北方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他又成为海军上将。”就是靠了这种高度务实的行事风格，彼得大帝迅速助推了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独特而强悍的军工传统。
具备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
3．出海口战略。彼得大帝深知在大航海助推全球化的时代，内陆国家居于何等不利的地位。故而，他坚信，“除非拥抱海洋，否则俄罗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俄罗斯有两只手，一个叫陆军，一个叫海军”。他的一生功业，即在于打赢大北方战争，将大半个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其继承人则顺着这条道路四面出击，向西南谋求黑海出海口，向东谋求太平洋出海口，向南谋求印度洋出海口。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出海口战略传统，深刻影响了沙俄、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方针。
4．强人政治。彼得大帝亲政之时的俄罗斯，可谓一片蛮荒。在西欧的游历，进一步刺激了彼得大帝。他决心以铁腕手段推进俄罗斯的现代化，并将这个国家带入大国博弈的战场，靠武力换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彼得大帝怀着一种只争朝夕的心情参加大国竞争，难免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去看他的国民：“我们的人民有如孩童，永远不会去学习他们的字母表，必须是主人强迫他们去这样做。”所以，彼得大帝的一生，记录的是其不断挥舞皮鞭，驱策众生，以万骨之枯换取大国崛起。结果，正如俄国著名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感叹的那样：“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
这种皮鞭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爆发力，但同时极大地削弱了来自基层和个体的自发力。但急则治标，每逢国家危亡关头，这种策略就会成为俄罗斯高层的首选。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就不无此种传统的身影。而列宁继承发扬的远不止于此，他给后任留下了两大战略遗产：
1．高度务实的外交策略。在德军利用俄国内部革命大举东进的危亡关头，列宁力排众议，接受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将之与1807年的俄法《提尔西特条约》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以策略性的暂时退让换取日后的反击之机。
2．以攻为守的国家战略。如前所述，十月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引发更大的内忧外患。连续的独立狂潮让新政权别无选择。本着不进则退，退则必亡的思路，新政权迅速确定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于是，苏维埃俄国的开国史，就成了一部战争史，且越到后来，越带有境外攻击作战的色彩。
在西线，红军最远曾推进到华沙城下，但最终功亏一篑。其原因，一半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一半则在于外交准备的欠缺，以致强国集团群起支持波兰。而在东线，红军要成功得多，他们不仅收复了沙俄时期的所有领土，甚至还一举控制了外蒙古。要知道，即便是在沙俄时期，受到大国外交的制约，也从未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外蒙独立，而只是暗中扶植独立派，再以此为筹码压迫中国政府，换取实际利益。北洋政府1916年与沙俄签订的外蒙协议，就是这一指导思路的体现。双方联合打压了外蒙的独立运动，确定其为“自治”地区，但大量实际利益被强制转让给俄国。这一次，苏俄新政权却在最弱势的时刻，一举做到了沙俄政府都不敢做的事情。这与其说是新政权胆量大，不如说是对国际形势把握准确：一战后遗症引发的大面积工人运动，像溃疡一样折磨着欧洲国家；北洋政府被大规模内战和内争所困扰，更不得不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日、美在远东政策上互相猜忌、掣肘。所有这些都令新政权受益匪浅。
苏维埃俄国建国之初战争不断
列宁一度还推行了力度颇大的经济改革，并谨慎把握宣传口径，以此推动苏美关系的改善，目的在于“师资（本主义）之长技以制资”。列宁曾经对美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儿子阿曼德·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巧妙务实的外交，加上卧薪尝胆的军事化，等于大国崛起。这就是斯大林从列宁时代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当这个经验与彼得大帝的传统合二为一时，斯大林式战略就呼之欲出了。
斯大林式战略
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出身神学院，但他在成为最高领袖后，迅速展现出参与大国竞争的热切愿望，并自觉扮演起大俄罗斯主义继承人的角色。他保留了泛斯拉夫主义，但扬弃了东正教这面旗帜，代之以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式强国之路。
他的思维要从两句话中寻求关键。第一句是：“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第二句话是：“放慢速度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斯大林从未释怀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三次惨败，更未忘记三次惨败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历史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太有限。在他看来，“没有重工业，我们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在斯大林眼中，人皆有死，关键是为国光荣而死，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蹂躏而死。所以，他从功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时代，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做足准备。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加速恢复国民经济
苏共十五大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至1933年）时强调指出：“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苏共十七大在“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至1937年）”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要求劳动群众在国家东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便使这些基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
1932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一五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都能在本国制造。1940年，“全国生产了1830万吨钢、1490万吨生铁、1.659亿吨煤、3110万吨石油和483亿千瓦/小时的电力”。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了6.7倍，生产资料产量增长了12.4倍。在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仅进行了三年半，就被苏德战争打破）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强。“整个工业的产量年均增长13%，而国防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达到39%。1939年的整个工业产量增加了16%，而国防工业产量增长了46.5% 。”（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到1941年，苏联的工业总值比1931年提高了6.7倍，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了12.4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了29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了4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的总产量在欧洲高居榜首，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煤炭开采量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加列耶夫，《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在传统的四条出海口扩张线上，斯大林也是萧规曹随，从未忘记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在新一轮强人政治的策略下推进。强制集体农庄化、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的重工业化、苏联红军的急剧扩张……这一切，迅速将苏联带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一切如此疾风骤雨，如此具有彼得大帝的风格，以至于很多反对者批判他是中了老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毒素，背离了列宁的路线。对此，斯大林唯有嗤之以鼻。因为实践终将证明，他才是列宁式外交战略的最佳继承人。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终极决战”。这种带有深刻启示录色彩的说辞，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浪，但斯大林从未按照这种宣传标准来推进现实外交。他虽然喜欢以国际革命导师的身份出现，但其外交政策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而这现实主义又是为大俄罗斯主义服务的，并且带有很强的攻击性。
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劣，反过来强化了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倾向。
一个以德意日为核心的反苏同盟逐渐成形，中国的蒋介石政权似乎也有参与的可能。法国躲在马其诺防线后，自求多福。美国如一个巨大的谜团，隐藏在大洋深处的新大陆上，神秘地窥视着欧亚大陆的竞争。大英帝国则颇有祸水东引的嫌疑。在苏联高层眼中，“绥靖”绝非只存在于英德之间，而是英法美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阵营的普遍策略：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绥靖”意大利；在“九一八”事变后“绥靖”日本；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问题上“绥靖”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面前又“绥靖”佛朗哥及其背后的整个法西斯阵营。面对西班牙内战，英国倡导“不干涉主义”，在苏联高层看来，其实质显然是隔岸观火，坐看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火拼。联共（布）中央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第18次代表大会（1939年）总结报告中的愤怒拍案：“不干涉政策显露出一种意图。我们认为，这种意图就是想怂恿侵略者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怂恿日本对华战争，最好是对苏战争；怂恿德国陷入欧洲战事和卷入对苏战争；让所有参战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暗中鼓励参战国相互征战，让参战国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这些参战国足够衰弱时，他们以新锐力量参战，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参战，迫使已被削弱的参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空前广泛的反苏联盟正在形成。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两线受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战略环境中，斯大林却要逆转乾坤——既要摆脱自身的困局，又要让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战略课题，斯大林居然在短短10年内做到了！
外交魔术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出现一个全面的反苏阵营，最关心的则是如何利用列强间的矛盾，顺势达成彼得大帝式的霸业。故而，他在强调苏俄外交政策重点时，第一条说的就是：“为了达到分化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应尽量利用周围资本主义集团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远东，他利用中日美三角关系，用中国来牵制日本，同时又用日本来牵制美国。在欧洲，他利用英法和德国的矛盾，两面接触，待价而沽。
与欧洲相比，远东的重要性显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陆军内部激进派日趋露骨的北进姿态，使得远东问题远比欧洲问题来得急迫。中苏在意识形态、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远东形势。此时，如果斯大林倾全力对付日本，从全局上看无疑属于主次颠倒，且会让中美两国坐收渔利。但如果斯大林放任不管，又会纵容日本，陷入两线作战的难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易主，固然增强了日苏开战的可能，但也让斯大林这个战略高手看到了化危为机的机遇。斯大林的策略是，以防堵策略来改变日本的扩张方向，实现在自身避战的同时，让中日、美日先冲突，继而援华抗日，再伺机以此为筹码换取利益，逐步化被动为主动。在这里，斯大林其实是运用了与马其诺防线思维接近的挤压战略：通过堵死日本的北进之路，强迫其南下，先与中美冲突。
“九一八”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化危为机的机遇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远东苏军仅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日本参谋总部在昭和7年（1932年）8月制订的第二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认为苏军战时在远东最多布防30个步兵师。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在战时维持30个师团的兵力，并将其中25个师团用于满洲。所以，日军认为稳操胜券。但是，到1934年6月，远东苏军达到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配备坦克650余辆、飞机500架。日本情报机构更判断，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进驻14艘潜水艇，远东红军总兵力达23万人。又由于交通的改善，开战后估计兵力可增至40个步兵师。而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却只有3个不满编的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约80架，兵力不足5万。纵然进行总动员，能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也不会超过28个师团。
至1935年底，远东苏军已达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850辆坦克、950架飞机、约20艘潜水艇，估计总兵力至少24万人。而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总兵力也不过5个师团与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共计约8万人，配备飞机230架。日军更估计，到昭和11年（1936年）底，远东苏军将增至16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人。而日本的兵力却不会增加。参谋本部认为，“……鉴于远东苏军的军备及其他情况，关东军彻底做好作战准备更是刻不容缓”。
但是，以武藤章为代表的侵华激进派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资源匮乏的日本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在军备竞赛中胜出，除非日本能先征服中国和南方资源地带。正是这种思路，引导日本走向了“七七事变”。
在日本参谋本部看来，远东苏军军力远强于关东军
苏联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围绕中东铁路归属权的争执，更令双方兵戎相见，东北军的2个主力旅在冲突中灰飞烟灭。但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机，苏联越来越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中国也越来越需要一个能从内陆方向提供外援的苏联。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苏联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更在“七七事变”后，长期成为中国主要的外援国。
历史证明，苏联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划算，以极低的成本牵制了日本，确保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暂时缓解了两线作战危机的斯大林，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欧洲事务的关键在德国。斯大林早在获得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紧盯德国问题。
同为一战的失意者，德苏两国早在魏玛时期就开始了秘密军事合作。苏联为德国提供技术兵种的训练基地，德国则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学说。但是，即便在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苏联也未放松对德国革命的支持。1923年，当德国发生革命风潮时，斯大林致信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称“德国即将来临的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意义，将超过6年前的俄国革命”。然而，革命并未成功。相反，希特勒却在10年后靠选举夺取了全国政权，进而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种族主义，一面是法西斯主义。前者与泛斯拉夫主义针锋相对，后者则视共产主义为死敌。
斯大林树立个人权威
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斯大林也曾努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无奈张伯伦始终保持抵触姿态，苏联只好转而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互助条约。但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战略，已表明了法军不会主动攻击德国，除非德国先攻击法国，否则，苏法捷三方之间协议的重担注定将主要由苏联承担。换言之，如德国先攻击苏联，法国将采取坐观姿态，但如德国先攻击法国，苏、捷却要对德国发起牵制性进攻，如果德国先攻击捷克，法国仍坐作壁上观，苏联却要承担主要军援责任。对斯大林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协议。
就在苏联为这个鸡肋协议两难时，英法，尤其是英国却因民意风潮的逆转，被迫在波兰问题上与希特勒采取对立姿态。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于1939年初决定转而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将戏剧性地改变大国关系。他立即撤去犹太人李维诺夫的外交部长职务，改由莫洛托夫继任。希特勒心领神会，于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迅速展开秘密外交。虽然双方的接触是秘密的，但纸里包不住火，何况斯大林一开始就不准备过于保密。随着苏德接近迹象日益明显，英法也被迫尝试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样一来，苏联就站在了一个最佳位置上，得以两面要价，待价而沽。
英法虽然意识到拉拢苏联的必要性，无奈其军政界却普遍藐视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生怕花好钱买个水货，拉上一个徒成负担的盟友，这就在关键时刻造成了犹豫不决：“英法谈判小组的启程被推迟了11天，而且也不是乘飞机踏上征途的，他们本来只需一天便可以抵达莫斯科，结果却是通过最慢的海上运输手段，一艘九千吨的客轮。这艘客轮最终于8月11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里包括对他们的谈判对手的情况并不确定的低级别官员。在谈判进行中，英法代表避谈苏联人提出的关于军队实力、军事设计，以及说服波兰和罗马尼亚允许苏军穿越它们领土这些问题。苏联人不得不把英国和法国政府散漫的行动与张伯伦及达拉第飞到慕尼黑直接与希特勒磋商所表现出的那种急切相比较。”希特勒却是快马加鞭，因为他“关心的是确定进攻波兰的具体时间表，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否则会影响机械化运输和空中行动。“（威廉·R.科勒，《20世纪的世界》）
对于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是个难缠的外交对手
攀登顶峰
苏德同盟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瓜分波兰。接着，英法与德国在西线对峙，苏联在东欧和远东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波兰战火吸引过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场影响深远的战斗正在一个叫诺门坎的地方展开。
缺乏战略头脑的日本关东军，完全看不懂欧洲错综复杂的变局，却幻想着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他们越来越痛切地意识到苏联军援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从而不顾深陷中国战场泥潭的事实，一意孤行地在1939年的5月挑起了诺门坎冲突。斯大林抓住这个机会，调集空前强大的兵力，由朱可夫挂帅，痛击日本，第一次让关东军明白了什么叫重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就在关东军被苏联铁拳打得满眼冒金星之际，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收兵回营。9月16日，诺门坎战役结束。次日凌晨，西线苏军就根据协议越过波苏边界，和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
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坎冲突
东线的胜利，进一步堵死了日军北上的可能。西线的胜利则开启了一连串的边境调整，先是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接着是苏芬战争，再接着苏联又开始修订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与此同时，希特勒横扫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败退本土，岌岌可危。
在这个历史时刻，雄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德同盟，俨然具备了重新划分整个欧亚大陆势力范围的资质。斯大林再度因势利导，一方面强化与德国的合作，一方面又开始与日本结盟。
就这样，斯大林先扶助中国抗日，再以中国为筹码换取自身的利益，不仅有效确保了其远东安全，更使得日本的扩张方向进一步南移，日本与英美势力的关系空前紧张。更重要的是，一个手牵手的德苏日大同盟正在形成。这个同盟面对的是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而苏联则占据着最佳位置。行动的关键在于，推德日与英国开战，苏联扮演在后之黄雀。如美国力挺英国，形成英美对德日的僵持局面，苏联就可以顺势发展，或作德日的后援，发战争财，或给二者以背后一击，趁势扩张。如大英帝国不堪一击，苏联就加入战团，与德日一起，全面瓜分这个帝国的资产。到时候，苏联正好位于战线的中央。他将一口气冲到印度洋畔，中取伊朗等石油地带，西向横扫小亚细亚半岛，与德军会师，东向横扫印度，与日本会师。然后，如果德日恢复反苏同盟，夹击苏联，苏联就联合美国，再开新局。等到苏联能自由支配欧亚大陆的那一天，美国自动被孤立在遥远的美洲，只能日趋衰落。
总而言之，此时的苏联已经由大国俱乐部中最被动的国家，一举变成最主动的国家。
致命隐患
如日中天的苏联，光芒下暗藏着致命的隐患，再度戏剧性地改变大国格局。这隐患来自“斯大林战略”的两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关乎苏联的军事建设。
斯大林对军事建设的认识很深刻，但不够全面。他意识到了武器装备、工业基础、组织动员、精神意志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职业军官团的价值。斯大林上台后，一手缔造了红军职业军官教育体系的伏龙芝，神秘地死在了手术台上，首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清洗。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风暴：“在接下来的4年中，直到德国入侵为止，苏联军官一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在武装力量中的大约7.5万到8万万名军官中，至少3万名被投进监狱或者被处决。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4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所有团长的50%。另外,还有1万名军官被开除出现役。”（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巨人的碰撞》）从军衔级别上看，“死者中包括3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16名陆军将领、15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和71名中尉”。（杰弗里·罗伯茨，《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这种做法，极大地抵消了此前10年内红军的职业化努力。到1940年，“受过高级军事教育的人员比重比1936年减少了一半多，70%的指挥官和首长只接受过中等学校和短期培训的教育，拥有作战经验的人员仅占26%”。（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这一连串的政治清洗运动，极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当苏芬战争将苏军的问题部分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反苏力量再度得到鼓舞，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高参们，极大地坚定了对苏作战获胜的信心，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苏德同盟的坚固性，更影响了德国下一步的用兵方向。
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运动，极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
第二个缺陷，关乎斯大林对希特勒的错误理解。
对德国，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敬畏感。他深知，自己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德国。更知道，希特勒通过1940年战役，征服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地带。而他征服的却大多是半工业甚至是无工业地带。苏联非常担心自己空有广大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却难以转换出足以战胜德日的战斗力。故而，在联合德日对付大英帝国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抱定了两个底线：绝不先动手；在动手前要先充分确保苏联自身的安全。这就决定了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格调。正是在这次秘密访问期间，莫洛托夫亮出了斯大林的底牌。这个底牌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皆大吃一惊。原来，斯大林提议，苏联全力支持德国对英作战，但德国也必须做到：
1．承认苏联前一阶段在东欧修订后的国境线；
2．退出芬兰；
3．撤销德国和罗马尼亚间的互助条约；
4．承诺保加利亚应划入苏方势力范围；
5．承诺认可苏联在高加索以南直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的充分行动自由。
除了上述内容外，莫洛托夫在谈判期间还表示，苏联对于一些并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命运和走向也保持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分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南斯拉夫、瑞典。北欧到波罗的海的资源运输线及沿途的海路隘口，也在苏联关切范围。
希特勒仅对第五条表示认可。如果接受其他四条，就意味着德国必须放弃两个已经到手的盟友（芬兰和罗马尼亚），还要转让保加利亚，坐视苏联全面控制波罗的海和黑海，乃至当苏联冲出黑海后，还要与之一起瓜分地中海。在希特勒看来，这真是一个狮子吞天的要价。他只表示，这些问题可以慢慢谈，当前的急务是放倒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他希望苏联能够调整行动次序，暂缓在东欧和黑海的行动，全力向印度洋冲刺。日本则退出中国，向东南亚进军。如此，大英帝国就会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全面坍塌。可是，对于大英帝国是否已经奄奄一息，莫洛托夫和他所代表的克里姆林宫主人却另有看法。围绕这个问题，双方无法互相说服。恰在此时，皇家空军对柏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受此影响，主人与客人不得不移师地下掩体继续密谈。当里宾特洛甫又大谈英国已奄奄一息时，莫洛托夫便毫不客气地反问：那此时扔下的炸弹又是哪一国的呢？东道主立时语塞。
为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
希特勒到死都不知道，莫洛托夫也要在很久之后才知道，此次空袭并非偶然，而是丘吉尔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德方的密码，得知了莫洛托夫的整个行程而作出的安排。丘吉尔虽然不知道双方具体的价码，却知道双方的核心议题一定是围绕肢解大英帝国展开。丘吉尔唯一能够运用的力量，就是可以穿过德军层层地面防线的皇家空军。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支力量，选在莫洛托夫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晚发起大规模空袭，以表达大英帝国“廉颇未老”的存在。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
希特勒对斯大林彻底失望，据他后来回忆，会谈中，莫洛托夫曾向他连发四问：
问题一：当苏联有朝一日进攻罗马尼亚时，德国对罗之安全保证是否也对苏联有效？
问题二：苏联现在又感觉到来自芬兰的威胁，苏联决定不予宽恕，德国是否准备断绝对芬兰的一切援助？
问题三：苏联认为有必要向保加利亚提供安全保证，并派遣苏军进入该国境内，德国能否认可？
问题四：苏联在一切情况下都有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且为本国安全计，应对该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之若干重要据点进行占领，德国对此同意否？
这四个问题，纵是希特勒也被问得心惊肉跳，瞠目结舌。事后，他向里宾特洛甫表示，他再不希望与莫洛托夫这种人搞外交接触。毫无疑问，斯大林开出的价码，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心理底线。但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行情变化下的顺势涨价，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漫天叫价的战术，希特勒如有不满，大可就地还钱，岂料元首的心态并非如此。
斯大林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希特勒的心中，同样盛满了对苏联的恐惧。不仅希特勒，甚至整个德国军政界，早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弥漫着不断强化的恐俄心理。正如斯大林难以无视德国在技术、管理、人口素质上的优势，德国也从未忘记苏联在资源、空间、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正是这种过度夸大对方优势的互相恐惧，在二战最微妙的时刻改变了历史进程。
希特勒坚信时间对自己不利，他更不会忘记，1932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国家，一个被瓜分（波兰），两个遭兼并（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芬兰）。1939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苏联军事力量建设的漏洞与斯大林对和平的过于自信，构成了一个极度诱人的机会窗口，一贯善于凭直觉利用机遇的希特勒不免技痒。既然如此，何不虚而实之，调转矛头，孤注一掷，先放倒苏联，再收拾那个不识抬举的大英帝国？这个行动固然是180度急转弯的兵行险道，但希特勒生平，哪次行动不是如此呢？大国关系，随之再度急转。
一个惊天大骗局
苏德开战！世界再度震惊。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挽救了濒临灭亡的大英帝国，更让苏联再度变成大国俱乐部中最被动的国家——现在，它被迫站在第一线上，死扛第三帝国的全面攻击。其精华地区惨遭蹂躏，主力兵团一个接一个的灰飞烟灭。但是，德国自身并未得到太大实利，反而深陷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局之中。它的盟友日本，也因此失去缔结德苏日手牵手同盟的机会，被迫在南进之路和全面收缩之间进行艰苦抉择。唯有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顺势取代苏联，紧紧握住了全球斗争的枢机。现在，美国不仅成了全球最后一个站在战争门外的大国，更成了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决定力量投送的大国。
斯大林实在难以理解，希特勒何以如此愚蠢地拱手将全球霸权送给美国人。正因为在理性上太难理解，所以斯大林事先才会坚信苏德至少在英国倒下前不会开战。在围棋术语中，有一个名词叫“盲点”，特指高段位棋手才会犯的潜意识错误。苏德战争前的斯大林，无疑深深陷入了这个“盲点”之中。
1941年4月底，丘吉尔致信斯大林，大谈德国在东线军事调度的图谋不轨。据朱可夫回忆，斯大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再用我们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互相敌对。”希特勒的过人之处也正在于，他直觉性地意识到了这个“盲点”的存在，并亲自操刀上阵，做足戏份，蒙蔽斯大林的双眼。
5月14日，也就是百万德军已经开始做闪击苏联的最后准备的时刻，希特勒亲自致信斯大林，大谈军事互信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为了在组建袭击部队时避开敌人的眼睛和飞机，并考虑到不久前在巴尔干半岛的战役，沿苏联边境集结了我大量的军队，约有80个师，这可能引起一些谣言称我们之间可能会兵戎相见。我以国家元首的名誉向您担保，不是这么回事。就我而言，我也理解您可能会因此在边境集结足够的军队。因此，并非我们所愿，而绝对是形势所迫，在我们两国的边境有重兵集团在相互对峙，军队在来自英国的传言和推测不断升级的态势下对峙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无法排除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在军队如此密集部署的条件下，冲突的规模可能会很大，到那时将很难或是根本无法追究其起因究竟是什么，停止这种冲突也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希望和您坦诚相待。我担心我的某位将军会故意卷入这种冲突去拯救英国，从而破坏我的计划。只需要再有一个月。我准备6月15-20日左右开始将军队从你们的边境向西集中调动。因此恳请您不要受任何人的挑唆，我的某些忘记自己职责的将军可能会挑拨您。当然，我会尽量不给他们借口。如果不可避免地从我的将军那里出现了挑拨，请您克制自己，不要采取回应的行动，立即通过已有渠道告诉我。”
这封信堪称20世纪外交界天字第一号诈骗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希特勒的魔鬼天才。这是一种对人性中某些复杂因素的惊人洞察，是专门针对斯大林这种超高智商人士精心定制的专用骗局。其效果之佳，可谓立竿见影。甚至直到6月22日，德军已经大举入侵，多个苏联城市遭到狂轰滥炸后，斯大林仍不相信这是战争的爆发，而执着于这是某个亲英的德国将军的阴谋。一贯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伏罗希洛夫,也忍不住提醒这位伟大领袖注意：“德国人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轰炸我们的城市，这怎么还是挑拨？”对此，斯大林答：“如果需要挑拨，德国将军连自己的城市也会轰炸的。”在经过片刻沉思后，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希特勒肯定不知道此事。”
正是这种执念，蒙蔽了斯大林的心智，使他不仅未能及时做好预防工作，甚至在遭到突然袭击后，还幻想着能够通过与希特勒的高层沟通平息冲突。
很快，斯大林发现，希特勒完全知情，不仅知情，而且是这一切的总策划，不仅是总策划，其本人还在其中担纲主演。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希特勒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惊天大骗局。炼狱般的考验随之到来。
残酷战火中涅槃
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大清洗的恶果终于彻底暴露出来。
红军空有庞大的身躯和犀利的武备，却为神经断裂所苦，步履蹒跚，举止乖张。而德国的百万大军却如臂运指，风云席卷，长驱直入。
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军官成了比T-34、喀秋莎还要抢手的稀缺物资、决胜利器。斯大林开始不遗余力地搜刮指挥人才。有的人，从看守所、集中营接到特赦令，直接走上指挥岗位；有人在火线崭露头角，迅速被破格提拔，一路升迁。
战争，毁灭了一批人，造就了一批人，更锻炼了更大一批人。
斯大林开始尝试着与职业军官团合作。他本人的军事素养也迅速突破早期的局限，越来越明白军事专业绝不等于装备专业或政治宣传鼓动专业。
1944年3月底，伏罗希洛夫在与年轻军官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可能战争教会了他很多。他好像明白了他也会犯错误，而且他的决定也并不总是最好的，其他人的见解和经验可能更有益。年纪也影响到了斯大林：战前他还年轻，过于自信了些……”1942年后出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忆道：“……在战争过程中他明显改变了，开始有克制地、平静地对待我们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各局的工作人员、方面军司令员。甚至有时候方面军发生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时，他也能如此对待。”
对斯大林军事能力提升的最权威论定来自朱可夫：“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一个新彼得大帝的身影已经开始显现。不应忘记，很多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用俄罗斯历史名将来命名。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也挂满了这些人的画像。对教条主义者而言，伟大领袖似乎已经发生了蜕变。但更多的人感到，这是胜利的曙光，是对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回归！
很显然，战争改变了很多，包括斯大林。只是，这改变绝非一蹴而就。对红军而言，1941年的战局可谓尸山血海。最后只是靠了严寒和德军的失误，才勉强在莫斯科城下稳住阵脚。此后的反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收复重镇斯摩棱斯克，也未能对任何一个军级以上的德军单位造成毁灭性打击。
在经历了第一个冬天的酷寒和第一个春天的泥泞后，1942年战局再次以红军的惨败开场。从哈尔科夫到顿河，再从顿河到伏尔加河，苏军一溃千里。
迄今争议不休的227号命令，就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传达到每一辆战车里，每一门火炮旁，每一条战壕内，用沾满泥血的手传递，用沙哑的声音宣读，被炮火的闪光照亮，因坦克群的轰鸣而断续。
越来越多的士兵听明白了命令的实质：俄罗斯虽大，已无后退之处。祖国母亲的胸膛已经裸露在敌军的刺刀前。任何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无上级命令，擅自撤退，则退一人杀一人，退一连杀一连，退一团杀一团。而且要追责到死者的家人，为之打上永远的烙印，甚至不惜进行强制劳改教育。当然，例外总是存在，对于那些态度特别良好或情况较为特殊者，可以暂时免死，编入惩戒部队，以必死的战斗洗刷曾经的耻辱。
这命令，让伏尔加河燃烧，令斯大林格勒化为炼狱。战线的移动以米来计算，每一米的质量，用成吨的钢铁和血肉来称量。
战场之外，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则艰难摸索着机械化联合作战的规律，在暗夜中寻找反击的道路。
当冬天的飘雪再次覆盖战场时，苏军不仅守住了斯大林格勒，而且吹响了反攻的号角。这次，一整个德国集团军陷入重围。再过一年半，红军已经可以一次战役重创一个德国集团军群了。
在军事上不断加分的同时，斯大林在外交上也重新找回了灵感，妙招连出，迅速跻身三巨头之列，与罗斯福、丘吉尔鼎足而三。
尽管斯大林在对内宣传时，特别喜欢摆出一副自力更生的姿态。但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国际间能用别人的资源做自己的事业，是最快意、最高明的胜利。所以，他在对外宣传时，不断渲染德军的强大与苏联的危急，偶然还透露一些德苏秘密议和的小道消息，搞得英美舆论界一夕数惊，换来的则是丰厚的外援。
据俄国学者索科洛夫统计，二战期间：美英提供了相当于战争期间苏联自产量1.25倍的铝、1.4倍的航空汽油；40.95万辆汽车、3.22万辆摩托车的外援，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德双方的机动力对比，使苏军合成作战成为现实；外援机车相当于苏联战时自产量的2.4倍，车厢为10.2倍，战时至少一半的铁轨来自英美，使得苏联自身的资源得以全力生产战斗性武器；英美直接援助了苏联1.2537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8865万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1.7万架，未包括途中损失的638架）、7944门火炮；外援火药等爆炸物占自产的53%；《租借法案》提供的66.46万吨肉罐头，相当于苏联战时各类罐头自产总量的1.08倍，占苏联战时肉类生产总量的17.9%，缓解了苏联的肉类消耗压力，同时大大加强了苏军的机动性，减缓了后勤压力。
通信手段落后，始终是制约苏军战斗力的一大瓶颈。原因有三：（1）原材料匮乏；（2）技术手段落后；（3）经济基础薄弱。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提供了38.76万吨铜材，占苏联战时铜生产总量的82.5%，并直接援助了95.67万英里（约154万公里）战地电话线、2100英里（约3380公里）海底电缆、1100英里（约1770公里）水下电缆、3.58万台无线电设备、5899台无线电接收设备及348部雷达。
另据英国学者马丁·吉尔伯特统计，二战期间，仅美国就向苏联提供了1715万吨物资，其中825万吨经远东运入。可是，苏联一方面经远东接收外援，另一方面又拒绝盟军使用远东基地打击日本，更坚决反对盟军通过苏联境内为中国运送外援物资——无论这个物资是提供给重庆还是延安。其意图非常明显，暂时维持日苏友好，可以预留筹码，日后再迫使美国让步。同时，阻止美国援助中国，则是防止一个强大邻国的出现。于是，高唱自力更生高调的苏联赚了个钵满盆溢，积贫积弱的中国却只能在自力更生中苦撑唱高调。
等到德国战败，斯大林又开始打日本牌。
斯大林从未忘记日俄战争的惨败，在他看来，那是一次奇耻大辱，是对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玷污。故而，当斯捷潘诺夫那部以弘扬俄罗斯爱国精神为主旨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刊行后，斯大林赞誉有加。历史中的惨败与现实中即将到来的胜利，过往的沉沦与当下的崛起，形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难怪该书在1946年荣获1943至1944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
虽然斯大林有充足的意志、意愿、感情、需求去痛击日本人，但他在外交领域的表现，仍惊人地理性、冷静。如前所述，在德国还未战败的时候，苏联需要一个“和平”的日苏关系，这样才能让苏联全力对德作战，还能堂而皇之地用国际法搪塞美国人想借道苏联打击日本、援助中国的请求。总之，日本不能过早战败，中国则不能轻易崛起。这就是斯大林的底牌。不过，现在时过境迁，德国已经土崩瓦解，日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但斯大林仍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他对日本的真实感情，因为他还要做足戏份，去从美国人那里再要一个好价钱。
由于情报的不准确，美国过高估计了关东军残余部队的战斗力，过低估计了原子弹的威力。再加上对本国生命的重视，美国希望苏联能分担对日作战的重担。对此，斯大林一方面对日本虚与委蛇，让日本产生可以借助苏联调停日中、日美战争的致命错觉；另一方面，则以对日作战为筹码，压迫美国一再让步。
雅尔塔会议在苏联境内召开，本身就是苏联的一大胜利。握有主场优势的斯大林，可以决定住址的分配，从而巧妙地将美英代表团隔开，他还可以隐蔽地预先设置窃听器，及时掌握谈判对手的动向。结果，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一生功业的辉煌顶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不停“代替”中国转让大批特殊权益，以换取苏联的远东出兵，从而形成了用中国利益节约美国鲜血的客观结果。苏联自动成为最大受益者。
事实上，早在塞班岛失守后，日本高层就知道胜利无望。其时的苦战，只是为了争取一次胜利在谈判桌上换回些筹码，尤其要保住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天皇制。同时，这种做法多少也是顾及自身尤其是皇室的颜面。毕竟，之前的战争宣传已经将之上升到解放亚太、东西方终极决战的高度，自然不能随便终战。随着原子弹的使用，日本一方面找到了下台的台阶，另一方面也彻底失去了再战的信心。就在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4日，天皇发表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讲话。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
战事随之急转直下，但时间也急迫起来。因为斯大林早就看穿了时代的玄机：“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既然如此，能进则进，绝不犹豫。在斯大林的督促下，苏军昼夜兼程的冲刺，甚至当日本军使打着白旗来接洽投降事宜时，苏军指挥部故意与之兜圈子，尽量延缓停战时间，以让前线的装甲集群再多前进若干公里。于是有了“三八线”，有了一大堆的新历史遗留问题。
当日本帝国也轰然瓦解后，苏联又开始与美国联合，肢解大英帝国。就这样，苏联在残酷的战火中涅槃，成为战后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不堪重负的帝国
二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把自己与19世纪初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相提并论。后者打赢了拿破仑战争，通过维也纳和会，形成了维也纳体系，随之与英国开始了长达50年的全球博弈。斯大林则打赢了二战，通过雅尔塔会议，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并即将与美国展开全球角逐。两相对比，果然是遥相辉映。
不过，精通历史的斯大林不会忘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并未获得更大荣耀，反而在50多年内连续遭遇了1855、1905、1917年的三次大失败。他的政权，能否跳出历史的轮回？50多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显然是一个值得他反复沉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俄罗斯再次赢得了世人的敬畏，可苏联人民为了支撑这“敬畏”，在国内年复一年地弯下腰背。二战夺走了苏联15%的人口和50%的经济基础设施，这个数据深深折磨着每一个苏联人的神经。
晚年斯大林已经意识到，苏联太需要一个休养生息、吸收消化的时期。即便从彻底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苏联的国力结构太过畸形，它的伟大全部建立在军事力量，尤其是陆战力量之上。而陆战力量又主要来自于内燃机革命带来的陆战力量转型。当这次转型的结晶（庞大的装甲集群）和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独特的地缘位置结合在一起后，赋予了这个巨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但是，新的技术变革早晚会到来，原子弹的出现对苏联这种军事强国更是一种沉重的束缚。未来的竞争，将更多在经济、文化领域展开。而苏联的经济如此孱弱，文化又是如此萧条。这些，都让斯大林念兹在兹，难以释怀。
东欧势力范围的获得，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们直接将苏联的治理能力曝光在世界舆论面前。斯大林再次决定从危险中求转机。他将东欧看作一块巨大的政治试验田，通过这里的试验，可以帮助苏联最低成本地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完成由战时向平时的转型，并为下一轮的“战时”做好力量储备。其重要性与当年的五年计划毫无二致，只不过在推行时更加困难，挑战更多。这是一片俄罗斯人不熟悉的领域，却是通往更高地位的必由之路。如果不能穿过这片险滩，苏联就永远只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国家，而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国家。而敬畏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震慑对手，却又同时制造新的敌人。
有太多的理由让斯大林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转型，同样多的理由让美国人来阻挠这个转型。很快，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就会发现，美国是一个远比第三帝国难于对付的超一流战略高手。苏联想休养生息，美国就要强迫它接受大国角力的挑战。苏联的强项在热战，美国就打冷战。苏联想赢得世人的尊重，美国就利用这种心态束缚其手脚、浪费其国力。从遏制政策到竞赛方案，从“马歇尔计划”到“星球大战”，从“空地一体”战到信息化革命，从破坏东欧民主试验到助推激进“颜色革命”，从接触战略到休克疗法……美国的隐形攻势波滚浪涌，前后近半个世纪。
当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时，其期待的朝鲜统一并未实现，而东欧民主试验园先成了蝗虫肆虐之地。其后的数任领导人，在战略智慧上再未达到斯大林的高度，不仅未能在其基业上更上层楼，反而逐渐走上了自掘坟墓的不归路。事实上，没有等到50年，冷战就彻底拖垮了这个体力过度透支的北方巨人。帝国崩溃之日，世界又一次震惊，一如其当年的一再震惊世界。●
在二战同盟国阵营中，法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惨遭灭国厄运的大国。这个不幸遭遇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继普法战争的惨败与一战的惨胜之后，所遭遇的第三次灾难性事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因此覆灭，其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也译作“马奇诺防线”）更沦为世人的笑柄。正因为法国在1940年的战役中败得如此之惨，以致后人几乎无人尝试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去探究马其诺防线背后的深层谋划。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虽有史诗之恢宏，无奈作者实不知兵，只能泛泛而论，小细节有之，大道理有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则未见之。另外，因为受到李德哈特（被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教皇”）的影响，谋略论者往往简单地将法军败因归结为德军巧妙地绕过了马其诺防线；唯武器论者满足于用集中和分散使用坦克的区别，来解释法军之败与德军之胜；精神论者热衷于谴责法军的士气低迷、高层的政争不断。实际上，这些都是浮云遮目、管中窥豹，未见其中窍奥所在。本文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从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技战术互动的角度，再探其间得失。
法国的战略难题
世人在对马其诺防线冷嘲热讽了70年后，居然无人提出这样一个质疑：一战中，按施里芬计划行动的德军并未将主攻方向放在法德边境，而是放在了北部的比利时走廊。一战后，德军总参谋部的对法作战构想，仍是以实现施里芬计划为主流。英法联军的判断也认为，比利时方向最有可能成为主要交战区。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比利时更是一再呼吁法军强化该方向的筑垒工程。既然如此，本着“攻敌不守，守敌必攻”的原则，假如法军迷信防御的威力，认为要靠不破防线粉碎新一轮德军入侵，又明知自身资源有限，就理当将防线修筑在东北方向的法比边境，而绝不应该修筑在明知道不会有敌主力来攻的次要方向——东南的法德边境上。难道法军高层比我们以往认为的还要愚不可及？当然不是，恰恰相反，这里隐藏着一个法兰西式的苦心孤诣。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拉长历史的尺度，站在大战略而非技战术的高度，方能切中肯綮。
提到1500年来的欧洲大国争霸史，不得不说的自然是英法争霸。甚至有人说，去掉英国人如何对付法国人，法国人如何对付英国人的内容后，欧洲国际关系史就不剩下多少内容了。很显然，英法争霸是欧洲国际关系史中的一条明线。在其背后的一条暗线——法德竞争，却往往被世人遗忘。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法德是天然的地缘竞争对手。作为一个半岛国家，法国有海陆两个战略正面，因而常常面临两线作战的危机。好在德意志长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从而让法国得以全力与英国争雄。正因为看到了这个事实，自黎塞留以来的法国战略家，无不以维持德意志的分裂为头号战略任务。同样是看到了这个事实，英国长期以普鲁士作为其欧陆铁拳，牵制法俄。但是，自拿破仑战争后，法国在人口、工业的增长速度，以及军事转型的步伐上，均远逊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普法战争就是这种长期历史落差的明证：在一场单打独斗的战争中，法国毫无胜算。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恰在法德边境附近，最终决定胜负的色当会战，则背靠比利时的国境线展开。正是这条国境线让法军丧失了机动空间，从而让毛奇顺势调整部署，进行了一次卓越的外线合围。而这一切的源头均在于，这是一场仅发生在法德之间的战争，而非一场多国、多边的联盟战争。借着1870年的辉煌胜利，德意志实现了历史性统一，法国的东方政策自此土崩瓦解。
但同时，德国的崛起是如此迅猛，开始对欧洲传统权力格局产生深刻冲击，尤其是威廉二世不成熟的外交政策，加剧了英俄等列强对德国的恐惧。意识到已无法独立战胜德国的法国趁势而为，终于一步步地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对德包围圈。在外交上大获全胜的同时，法军在技战术上则犯了严重错误。法军忘记了克劳塞维茨的教诲，防御永远是一种较强的战斗方式，更忽视了自动火器的发展，没有看到一战时期的战术防御体系相对于战术攻击体系尤其具有压倒性优势。过于迷信攻势主义的法军流尽了鲜血，付出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伤亡，直到筋疲力尽、人口结构失衡的那一刻，才猛然醒悟这个事实。
与此同时，一战又是一场破坏巨大的总体战争。作为主战场的法国东北部，正是法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很不幸，在战争一开始，这里就被德军抢占先机。此后，双方展开的一连串攻防战斗，让法兰西的心脏伤痕累累。对法国来说，一战是一场教训深刻的惨胜。法国已无法再承受类似的“胜利”，更不要说失败了。故而，法国高层在深刻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
1.未来战争要竭力避免与德国进行单打独斗的对决，而要竭力形成多强合击德国的联盟战争态势，尤其要注重与英国的结盟。
2.未来战争破坏力更大，要竭力在国境线外展开战场，尤其要竭力避免在东北工业区附近战斗。
3.未来战争仍是一场防御占优的战争，故而要竭力发挥防御优势。
先不论法军的判断是对是错，很显然，其中第二和第三条之间带有某种矛盾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攻势行动才能将战场展开于国境线外。因而，法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将防御的战术优势与攻击的战略优势相结合，谨慎地选择推进的方向和时机。第一条则很难做到。因为当年收获惨胜苦果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国，大英帝国也是其中一员。因而，包括李德哈特在内的诸多英国战略家，纷纷高呼放弃欧陆责任，反对组建大规模陆军，不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英国民众更是不断掀起反战浪潮。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则不乏认为德国威胁已经远去，现在要警惕新拿破仑帝国的声音。当此之际，英国政府在制定欧陆政策时，难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居然同时兼顾了如上三条，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态势，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马其诺防线的修筑。
暗藏玄机的防线
马其诺防线首先是对防御占优原则的回归，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之所以修筑在法德边境线上，正是要逼迫德军日后重启施里芬计划。假如战争在法德边境上展开，则很可能打成一场纯粹的法德战争。这种战争，无论是持久还是速决，法国都胜算甚微。但是，假如德军被迫重启施里芬计划，就将践踏低地国家的主权，从而威胁大英帝国的安全底线，这样才有希望将法德战争变成反德同盟的战争。相反，如果法国将防线修在法比边境，不仅将横穿工业精华地区，而且等于逼迫德军从南路进攻。这不利于法国达成外交目的，更何况，这一带土质松软，也不便于修筑重型混凝土工事。到1938年的春天，大英帝国防御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法比边境的虚弱状态是一种“蓄意的引诱”，目的在于“迫使我们为了保护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视为关键的一个地区而进行陆上干涉”。因而，法国在法德边境上斥巨资修筑马其诺防线的同时，又组建了用于法比边境地区作战的精锐野战兵团（第1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一旦德军越过德比边境，该野战集群就会和英国远征军一起迅速前出，进入比利时境内，沿戴尔河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形成坚固防线。这样一来，比利时就会一分为二，沦为下次大战的主战场。而英法联军将形成自比利时至法德边境的坚固防御正面，锁死德军的机动空间。接着，战争就会进入持久状态。英国将发挥海权优势，让德国逐渐失血而亡。一战的胜利将重演，但英法联军付出的代价却会大大降低。假如苏联趁机在东欧展开行动，第三帝国还会败得更迅速一些。
当然，自古没有完美无缺的防线。这一次也不例外。马其诺防线有两大缺陷，但法国都已找到应对之策。第一个缺陷存在于国家战略层级。一战后，法国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不仅阻挠德奥合并，而且在德俄之间扶植了一大批新生国家。其中，波兰是铁杆的既反苏又反德的国家，法国非常注重与波兰的联合，以形成夹击德国的态势。但是，马其诺防线的修筑，意味着一旦德军进攻波兰，法军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相反，如果德军进攻法国，反而需要相对弱小的波兰发起牵制性进攻。也可以说，法国和波兰的联盟，对法国是无责任联盟，对波兰则是高风险联盟。好在波兰高层多是有勇无谋之辈，长期奉行攻势国防，甘心承担联盟风险。希特勒就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要抢在西线开战前先打倒波兰。“否则，波兰一定会趁我们在西线作战之机，对我们的后方发起突袭。”
实战证明，法军果然不愿越过马其诺防线去攻击德国，波兰因此被毫无悬念地消灭掉。对法国而言，这个结果固然遗憾，但仍属于可承受的损失。法国自信，只要英国参战，仍可击败德国。
第二个缺陷则存在于作战层级。在法军南北两条防线的接合部——阿登-默兹河-色当地区，有一个相对防御脆弱的缺口，这里的法军（第2与第9集团军）的战斗力也相对较弱。不过，在法军高层眼中，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缺陷，不如说是一个精心挖掘的陷阱。首先，从大兵团运动的角度看，当时的内燃机机动只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战略机动仍依赖铁路体系。阿登山区远离铁路枢纽，又崎岖难行，极不利于大兵团进出。其次，就算德军通过奇袭，在战争初期突然集中其装甲矛头越过阿登山区，紧接着又会撞上默兹河天险，法军在此早已深沟高垒以待之，而德军的重炮、辎重、步兵单位却很难及时跟上。结果就是，德军在默兹河前将出现一个五到六天的停顿。这个时间足够英法联军从西、北、南3个方向调集援军，对德军进行一次毁灭性反击。
作为反击的拳头，法军在色当之南部署了一个强大的21军，包括第3预备装甲师、第3轻机械化师、第5轻骑兵师，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其中，第3预备装甲师下辖4个坦克营（其中两个是重坦克营）、1个牵引式炮兵团，还配有卡车机动的机械化步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必要的时候，联军还可以从北方和西方抽调生力军增援。这个空隙，可以看作一个绞肉机。德军一旦钻进来，就将面向大河，背靠死地，进则被联军半渡而击，退则自我瓦解。所以，从法军宿将贝当元帅到前沿各集团军长官，没有一个人认为默兹河方向有致命威胁。第2集团军司令昂齐杰，甚至盼望着愚蠢的德军在这里发起主攻。更有意思的是，“行家所见略同”。在二战前，这不仅是法军的结论，也是德军总参谋部精英们的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德军高层一直反对西线攻势作战，德军名将博克直到开战前夕仍坚持反对将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山区，因为那是一个太过明显的陷阱。当希特勒坚持要在西线攻击时，总参谋部也只好硬着头皮重走施里芬计划的老路，寄希望能发挥德军装甲部队的作战-战术机动优势，抢在英法联军在比利时境内形成坚固防线之前实现突破，进入法国东北部工业地区，然后转攻为守，等待政治解决。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无路可走。
对于这个方案，一向追求彻底胜利的希特勒非常不满。他在1939年11月初，曾指着地图上的阿登山区问：“可不可以从这里进攻？”对这个充满元首式直觉力的提议，参谋总部和陆军司令部都不敢怠慢，他们迅速咨询了相关专家。在得知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个地区后，他们准备有限度地修订原计划，在阿登山区增加一个主要依靠装甲兵力的助攻行动，以配合北方的主攻，力争尽快突破戴尔河防线。但是，这个计划成功的机率究竟有多大？德国内部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
而法军虽不清楚德军的具体谋划，但确信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态势坚不可摧。法军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自信中，迎来了1940年的西线之战。
西部防线的惊变
当第三天的战斗结束时，阿登方向德军的前锋已经横扫了默兹河以东、阿登山区边缘的法军前哨部队，顺利抵达默兹河畔。这与德军战前的预计完全一样，和法军战前的预计也一样。法军虽然在前哨战中遭遇奇袭，但残余部队仍顺利撤到河西，并炸掉了所有的桥梁。这天（5月12日）晚上，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乔治得出如下结论：整个默兹河防线的防御，似乎已经得到彻底巩固。
而北方的激战更让联军上下有吃下定心丸的感觉。5月12日、13日，在开阔的比利时平原上，法军的两个轻机械化师（轻机2师、轻机3师）和德军的两个精锐装甲师（装3师、装4师）展开激战。虽然后世史家一边倒地承认，德军在军事转型的步伐上领先于法军，德国的装甲师远胜于法军的轻机械化师。无奈战场空间有限，而法军对迟滞性的缠斗战极其精熟。战斗的结果是，德军装甲师的前进步伐大大放缓。法国第1集团军的6个主力师顺利抵达戴尔河一线，开始构筑防线。在边境交战中一败涂地的比利时军残部，也得以与德军脱离接触，前往戴尔河与联军主力会合。
当5月13日的斜阳消失在天地之间时，似乎一切都在按着法军的预想发展，德军即将遭遇自耶拿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可是，事实上，13日的下午，形势早已急转直下。法军高层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及时得知前线发生的剧变。那天下午和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宛如不可抗拒的魔法施加于凡人之身。阿登山区的德军居然没有停顿，在13日下午于行进间强渡了默兹河。渡河后再次没有停顿，而是以惊人的速度直冲法国腹地。其前进的速度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奉命阻击的法军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阻击线早就被德军突破！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来自默兹河一线的战报，直到13日晚上，乔治仍保持着盲目的乐观，可是，到次日上午，随着战报的抵达，这种乐观便荡然无存了。日后成为著名战略家的博弗尔将军，当年还只是一个普通参谋。5月14日，他陪同甘末林的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前往东北战区司令部，因而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屋子昏暗，气氛就像是死了人的家庭在守夜。只有某人讲电话的声音打破沉寂。（乔治将军的）参谋长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乔治脸色苍白地迎向杜芒克，悲喊道：'我们的色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部队已经崩溃！’他坐了下来，哽咽着抽泣起来。”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原来还歌舞升平的巴黎忽然有了战争的气氛。短短一小时内，出租车和公交车就一扫而光，全部被征用去疏散难民、运输军队，私家车主们则拼命逃离这似乎即将沦陷的绝地。外交部率先开始焚烧文件。“每个窗口都有文件和卷宗倾泻而下，海事部的水手将该部文件弃至海中，慌张的职员忙将纸张投入柴火堆。大火堆终日焚烧，焦黑的残片在惊愕的路过者间飘落。”（约翰·威廉《1940：法国之夏》）甘末林竭力保持镇定，却完全找不到翻盘之策。
德军究竟是如何把阿登的死路，变成了打破僵局的蹊径？何以法军的种种预防全部失效？5月13至14日的默兹河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当年的局中之人固然是如坠五里迷雾之中。70多年后，事实上还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当年西线剧变的真相所在。甘末林对匆匆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沮丧地总结道：“量不如敌，质不如敌，术不如敌。”但是，联军除了飞机数量略少外，总兵力、坦克、火炮等关键指标的数量均在德军之上。就武器平台本身的质量而言，联军亦不弱于德军。甘末林的总结，正表明联军将领完全没有搞清楚德军之所以能赢得胜利的关键。
直到战争结束，甘末林仍拒不相信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及随后的纵深挺进是计划性行动：“那是一个杰出的行动，但是否事前即已完全预知呢？我不相信是如此的——最多是不会超过拿破仑对于耶拿会战所能预料的程度，或是老毛奇于1870年的色当会战。那是一种对环境的完美利用。”
但是，至少后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次，德军的胜利确实是计划的胜利。只不过，这计划不来自最高统帅，也不来自参谋总部，而来自基层，来自两个大名鼎鼎却一直被国人雾里看花的军事奇才——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
棋差一着
如果说古德里安继承的是塞德利茨的传统，曼施坦因继承的则是老毛奇的衣钵。前者是机动战大师，一战后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后者则是德国参谋总部培养的精英，精通军事战略和作战协调。早在1935年，曼施坦因就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次年又升任参谋次长，只是被德军高层的人事纠纷殃及，才如星宿下凡一般，进入基层参谋群体。曼施坦因对总参的西线计划丝毫不抱幻想。
他深知，德军的优势在于作战层级的机动力，以及大型会战的策划、执行能力，如仅从战术角度讲，联军的机动力和火力甚至超越了德军。比利时走廊空间过于狭小，德军的优势被缩小，联军的优势则被放大。这种情况下，德军很难快速突进法国的东北工业区。即便实现了突破，只怕也是损失惨重，后劲全无。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施里芬计划”的要点从来不在奇袭，而是借助敌人错误的机动，进行反作用力打击。一战时的法军，迷信攻势主义，又急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失地，从而在法德边境方向发起了著名的“第17号作战”。德军顺势利用这个错误的冲力，取道比利时走廊，本着“攻敌不守”的原则，长驱直入，
一锤砸在法军的背上。法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损失就越惨重。当年德军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修改了“施里芬计划”的精髓，把旋转打击搞成了大而无当的钳形攻势。法德边境的德军攻势越猛，越是把法军赶出了包围圈，使之可以发挥内线优势将德军的攻势逐个击破。
同样的道理，这一次的大战，德军要想低成本获胜，就要充分利用联军向比利时境内的推进。假如德军拘泥于“施里芬计划”的形式，仍将主攻方向设定在比利时，就等于重犯当年在法德边境以攻对攻、正面迎击法军第17号计划的错误。
德军现在要利用马其诺防线无法移动的特点，以及联军深入比利时的冲力，加剧这个南北向的张力，一面在马其诺防线当面仅以少数兵力钳制守军（实战中，德军在法德边境上只放了17个师，就牵制了对面3倍于己的法军），一面在比利时发起佯攻，像铁砧一样吸引住联军的主力兵团，然后，德军的主力从中央突入，撕裂联军的防线。故而，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取道阿登山区，突破默兹河，迅速进入开阔地带，横扫联军的后方，将法国腰斩为二。借助不断的机动，联军将无法重建固定战线。这个时候，联军越是深入比利时，就越是深入陷进德军的陷阱。
一旦消灭了北部的联军，接着就会出现一条从英吉利海峡直达默兹河的东西向防线。这条防线与南北向的马其诺防线相接，联军已没有充足的兵力同时守住这两条防线。德军剩下的工作就是长驱直入，横扫残敌，分别以海岸线和马其诺防线为铁砧，压迫围歼残余法军。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德军在默兹河前的停顿期问题，从而打敌军一个时间差。
如果说“施里芬计划”的关键在于空间的出敌不意，“曼施坦因计划”的要领则在于时间的出敌不意。对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而言，这是一个高度专业的技术问题，而不能简单地诉诸士气、意志和铤而走险。古德里安正是曼施坦因所要咨询的专业人士。
在一战中，二人都曾在这一地区作战，对这里的地形有切身感受。在了解了“曼施坦因计划”的要领后，古德里安立即进行了图上作业。经过反复的推演，古德里安得出结论，这个计划如要成功，必须满足如下4个条件：
1.要集中足够数量的装甲师在阿登山区方向。
2.空中力量要密切支援地面行动，从而弥补重炮部队的缺位。
3.要善用专业战斗工兵，步兵和装甲兵单位应于战前反复训练敌前强渡作业。
4.突破默兹河后，绝不能停下来等待后续步兵、辎重单位，而是让装甲矛头充分发挥内燃机机动优势，长驱直入，彻底击溃对手的防御体系，打乱对手的战争时间表。
最终，希特勒戏剧性地采纳了“曼施坦因计划”，而法军上下仍活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对德军尤其有利的是，在开战前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又进一步修订了作战计划。由于预见到这次德军将不仅攻击比利时，也将攻击荷兰，他决定将北部战线进一步延伸到荷兰南部。这一举动进一步绷紧了联军的战线，并且使得4个师级机械化单位和3个精锐步兵师远离阿登山区，这更便于德军突破默兹河后长驱直入。于是，也就有了1940年的那个悲惨之夏。
败局已定
但这些照片和地图并没有令第十装甲师的步兵和工兵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涉水经过水深及膝的青草地，在抵达河边后，才能放下他们的橡皮艇，因为法军据守在林木茂盛的马菲高地，可以轻松地歼灭大部分的攻击部队。”“第十装甲师的步兵虽然在左岸遭遇重大伤亡，但他们最后终于能够成功攻抵法国的阵地，并加以占领，然后继续攻向马菲高地的法军据点。不过，除了他们自己的英勇之外，德国空军的功劳也不小。
杜芒克（时任甘末林的参谋长）竭力让乔治将军冷静下来。在他的建议下，一帮法军将领走到地图前，开始反思破敌之策。在杜芒克的策划下，乔治当即决定，命21军立即自南向北发起反击。同时，还将从其他战场抽调两个预备装甲师前来增援——已进入比利时境内的第一预备装甲师，现在奉命自北向南攻击；正在赶往戴尔河途中的第二预备装甲师，也奉命转变进军路线，自西向东攻击。这就形成3个装甲铁拳、600余辆坦克分进合击德军桥头堡的态势。这也是当时法国可动用的所有3个师级装甲单位。法兰西的国运、法国陆军的命运，均将由这场装甲大战所决定。但是，法军的装甲师和德军的装甲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产物。
法军的3个预备装甲师直到1940年初才组建，尚未形成合理的兵种结构，也没有成熟的军事学说予以支撑。当时，法军的师级装甲单位分为两种，一种是轻机械化师，一种是预备装甲师。前者的任务设定是侦搜、警戒、迟滞，后者的任务则是充当攻坚、反击的铁拳。前者具备作战层级的远程机动能力，但攻击力相对较弱。后者有较强的攻击力，却不具备作战层级的远程机动能力。按照法军战前的设想，预备装甲师的任务在于小范围内进行有限机动，或部署在固定防线后反击敌军的突破，或者攻击敌军的固定防线。因而，从武器设计到兵种组合，法军的装甲师都不适合在广大空间内与德国装甲师进行机动战。接下来的几天，既是法国装甲部队的黑日，又是德国装甲部队的传奇之日。由于后勤保障的脱节，更由于对德军前进速度的一再判断错误，法军的3个装甲师在前出途中相继趴窝。
不仅这3个师从未能形成一个大拳头，每个师自身也从未能实现集中反击，所有的力量都被零敲碎打地应付新情况、新危机了。它们就像一股洪流，在荒原上奔驰，逐渐分流、瓦解、干涸。大多数法军装甲部队或自毁于后勤的脱节，或瓦解于德军的空袭，或在与德国装甲单位的混战中被逐个击破。
至5月15日，德军已全面突破默兹河防线。而法军根本来不及增援，也来不及形成新的防线。所有反击全部无效。现在，马其诺防线的侧后，北部联军的退路，通往巴黎的坦途，以及直达英吉利海峡的大道，同时暴露在德军的装甲铁骑面前。手足无措的法军已经不知道该在哪个方向上优先形成新防线。昂齐杰一再催问上峰，最后得到的回答竟是：自己判断。
两面下注
战败面前，法兰西不仅在空间上被德军分割了，其内部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也随之被分割。
一批法国人认定战争已经结束，甚至认为英国的战败也已进入倒计时状态，法国应该趁自己手上还有些筹码的时候，尽快与希特勒媾和。他们选择了上次大战的老英雄贝当，寄望其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另一批法国人则认为战争才刚刚开始，第三帝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国，而是全人类的公敌。对付他们，只能是不胜利毋宁死。他们追随了贝当的爱徒，6月10日刚被任命为国防次长的戴高乐。戴高乐将军坚持抵抗，愿意与英国并肩战斗，直到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于是，他去了伦敦，将战争进行到底。
6月17日，贝当发表了重要广播讲话：“法国人，共和国总统请求你们，今天我设想着法国政府的方向……我把自己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我们必须停止战斗。昨晚，我征询我们的对手，问他是否准备好和我一起，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在战役之后，寻找停止对抗的体面方式。”
第二天，戴高乐在海峡另一边也发表了一篇重要广播讲话：“这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的抵抗火焰绝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师徒二人的选择虽然不同，事先也没有协商--至少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的佐证，但客观上却确实起到了“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的效果，最后无论哪个阵营获胜，法国都有善后之策。
但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等待贝当的是空前苛刻的城下之盟：“贝当政府将维持统治，但是巴黎，北法，法国与比利时、瑞典和大西洋的交界地区将成为德国占领区；意大利要占有法国东南部地区，停战条款将与墨索里尼讨论。法国军队将缩减为10万人，'占领费’根据过高的法郎对马克汇率确定，将从法国预算中支出。法兰西帝国--在北非、西非和印度支那--仍将由法国政府（不久首都设在维希）控制，法国海军也由法国政府控制，不过要被解除军备。战争中所有战俘，包括马其诺防线的守备部队，尽管他们还没投降，将会落到德国人手中。简而言之，法国将遭到削弱，受到羞辱，正如希特勒认为德国在1918年受辱一样。事实上，这些条款远比22年前在雷通德强加给德国的那些条款严苛。那时，德国还剩下大部分领土，德国士兵还有重新回归平民生活的自由。现在，法国领土中最富饶的部分将被占领，200万法国人将被德国囚禁，而且没有规定替代这些刑罚的条款，这200万人占法国人口的5%,但也许占正常的法国成年男子的四分之一。”（约翰·基根，《二战史》）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隆美尔向贾扎拉防线发起了猛攻。位于防线南端的“自由法国”第一轻装师，在柯尼格的率领下，死守比尔哈希姆。开战之初，他们的苦战并未能及时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直到人们突然发现，比尔哈希姆不仅是一个亮点，更是一个重点。
对“自由法国”的士兵们而言，这是一场彻底的苦战。事后，以步兵战术专家起家的隆美尔，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守军是高度顽强且高度专业的：“战斗十分惨烈，一连打了十天十夜。在非洲战役中，像这样艰苦的决斗还是很少见的。法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布置得十分精巧，遍地都是小型防御工事——堑壕、碉堡、机关枪掩体和战防炮阵地等等--外面又都加上厚密的雷阵。对于炮兵和空军的炸射，这种防线具有特别好的抵抗能力……在我们向比尔哈希姆进攻的前几天当中，英军的主力竟按兵不动，这实在令人不解……法国守军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已完全切断了，而仍能如此苦战不屈，实在是可钦可佩……6月11日清晨，第90轻装师开始进占比尔哈希姆。差不多有500名法军战俘落入我们手里，大多数都已身负重伤。那天上午，我亲自去视察这个要塞，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在非洲沙漠中的头号苦战。”（李德哈特编，《隆美尔战时文件集》）
年轻的法国军官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顽强地与德军作战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更是浓墨重彩地说：“这时许多国家的公众对此开始注意起来，比尔哈希姆的法军越来越成为大家谈论和报纸新闻的中心。舆论已准备作出判断。问题是我们的战士是否还能光荣地坚持下去。”
“6月7日，比尔哈希姆的包围完成……'再坚守六天’，联军司令部在6月1日这样命令柯尼格。六天过去了。'再守48小时’，李奇将军这样要求。当时面临的事实是，由于敌人的打击对第8军所造成的损失和混乱是这样严重，任何救济或帮助都是不可能的了，而隆美尔却急于乘英军陷于混乱状态的机会冲进埃及，所以对于牵制他们的后方、搅乱他的运输线的抵抗感到极端不耐烦。比尔哈希姆变成了他的最大顾虑和主要目标，他已到战场上视察过好几次，准备再一次发动攻击。”
“猛烈的攻击在8日开始了。敌人的步兵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好几次想冲破我们这一段或那一段的防线，他们虽很勇敢却没有成功。白天我们要艰苦战斗，夜晚也也得艰苦地整理阵地。9日又恢复了攻击。敌人炮兵以更大口径的重炮增援。面对这样强大的炮火，劳伦-张伯罗塞上校的75毫米口径的炮火实难抵御。我们的人每24小时只能得到不超过2公升的水，在这样酷热的气候中显然是不够的，但还是必须坚守下去。由于英军各部逐渐陷于混乱，柯尼格的抵抗就更为重要。所有在伦敦、纽约、蒙特利尔、开罗、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号角，都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法军的英勇防御！’'辉煌的战绩！’'在比尔哈希姆战线上德国人被打败了！’我们已经接近一直所向往的目的，那就是为我们的'自由法国’军队--虽然他们数量有限--取得一个伟大时期的伟大任务。比尔哈希姆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当联军全线溃败，伦敦媒体都开始为这些勇士默哀时，他们又一路杀出重围，保留了复兴的火种。听到守军突围成功的消息时，戴高乐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曾经被人忽略，视为累赘，当作噱头。但现在，他们成为全世界瞩目的英雄！
双重胜利
比“自由法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更传奇的，是戴高乐在外交领域的成就。
相对于法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更看好中国。他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观，认为世界文明中心在经历了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后，正步入太平洋时代。中美两大国隔洋相望，是未来全球稳定的关键所在。同时，一个与美国维持特殊关系的中国，显然有助于美国对付苏联和英国。所以，罗斯福极力提携中国，赋予其战后四强之一的地位。
对此，丘吉尔和斯大林自然是极其不快，乃至嗤之以鼻。戴高乐及时抓住了这种不满，努力周旋在三强之间。丘吉尔发自内心地希望拉上法国，来平衡中国的国际影响。因而，丘吉尔不仅极力抬高“自由法国”的影响力，并且大力协助戴高乐和斯大林建立直接外交关系。而斯大林也乐于拉上法国，变美国构想的四强格局为五强格局。
对英苏的这些小动作，罗斯福一度非常反感，甚至直到联军在西北非登陆，展开大举反攻的那一刻，美国外交界仍在寻找“自由法国”的替代品。在发现做到这一点很难后，美国又退而求其次，努力在“自由法国”内部打入楔子，制造分裂，培植戴高乐的替代品。但是，美国的种种努力最后终于全部失效。在英苏的帮助下，戴高乐取得了双重胜利，他迫使美国接受法国重返大国俱乐部，同时令各大国承认是他而非别人代表法国的正统。
就这样，戴高乐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拯救了自己的祖国。
从诺曼底到巴黎的道路，血腥而曲折。“自由法国”一路走来，更显漫长。虽然对德作战尚未结束，但显然大局已定。还都巴黎后的新政府宣判贝当死刑，戴高乐接受了这个宣判，却随之又将之特赦。这就是法国式的智慧，一如他们当初设计马其诺防线时的玄机暗藏。这是一个长期搏斗在大国争霸第一线的老牌国家应有的战略底蕴，正值得国人抛开成见，丢下陈说，细细品读。
毫无疑问，美国是二战最大的受益者。作为最后一个参战的大国、唯一本土幸免大战破坏的大国、战争红利捞取最彻底的大国，美国借助二战实现了里程碑似的崛起，成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超级大国，并为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正如本系列之前各篇文章揭示的那样，在这场大战中，参与竞争的每一个大国都有其独特的战略传统，战略博弈的水准都非常之高。何以美国能避免本土惨遭破坏？又如何技压群雄，最后胜出，还能面子里子一起赚……太多太多的疑问，值得我们探讨借鉴。本文作为二战战略史鉴系列文章的收官之作，将全面揭示其中被遗忘的历史真相和战略教训，并借美国国家战略的“鹰眼”，对整个二战中的列强战略博弈进行全盘总结。
溯源
要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大战略，首先要深刻理解“孤立主义”。
说起美国的“孤立主义”，很多人将之孤立地理解为美国内部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一种严重束缚美国手脚的战略负资产，从未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孤立主义”的源头其实在英伦三岛，从其美国化的那一刻，就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直到一战前都是美国最宝贵的一份战略资产。
美国的母体是大英帝国，从这个母体身上，美国不仅学到了一整套对内治理之道，还学会了两个重要的外交传统——“光荣孤立”与“权力平衡”。按照字面解释，英国永远不追求欧洲大陆的主宰权，也不允许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获得这种主宰权。所以，当欧洲大陆风平浪静时，英国就“光荣孤立”，与海峡彼岸的列国一起相忘于世界和平的大江湖之中。当出现“太阳王”（编注：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拿破仑时，英国就仗剑远征，扶弱克强，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一旦霸王完蛋，平衡恢复，英国立即退回本土，继续“光荣孤立”。
1776年，美国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独立
如此说来，英国高举反霸大旗，去恶必尽而不计其功，行王道而不居王者之位，一部英国外交史几乎就成了一部积德行善史。真可以说是国际第一活雷锋，西洋头号宋襄公。可是，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国际政治中的宋襄公个个下场悲惨。何以大英帝国却能成为例外？原因就在于，其所说与其所行之间，存在着看似微妙实则却巨大的区别。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只要维持强大的海军，就可以充分确保自身安全。它的位置又恰好处在欧洲海外航线的汇聚要津。在大航海时代，这是极大的战略资产。英国竭力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实质是杜绝出现强大的挑战者。同时，他在海外又竭力打压一切挑战英国霸权者。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面战略：在欧洲维持均势，在欧洲之外建立霸权。也可以说，英国界定的世界和平，其实是欧洲的无霸主和平再加上欧洲之外的有霸主和平，而这个霸主就是英国。在欧洲称雄全球的时代，英国制住了欧洲，就是握住了全球霸权的枢纽。所以，英国才能在反霸权主义的高歌中，一路把自己唱成了全球第一号的霸权主义大国。
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后，有样学样，口头上痛骂英国殖民主义，心中却立志先做西半球的“小英帝国”，再伺机成为全球性的“超英帝国”。“孤立主义”就是这个独特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高水准国家战略。按照字面的解释，“孤立主义”指的是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也不欢迎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可是，稍微想一想美国立国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美国力量有限，蜗居大西洋一隅，自保不暇，何德何能去介入欧洲事务？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美国连阻止欧洲国家介入美国事务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阻止这些国家介入整个美洲的事务？但如果深入这个政策的实质就会发现，其高深莫测之处并不在字面体现的道义原则，而在实践中对列国关系的清晰判断。
北美独立战争揭示的一个军事现实是，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大国，并不具备在北美大陆进行全面征服战争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国家，是欧洲大陆上的陆军强国。可是，后者如要将陆战力量投送到北美，先要过英国海权这一关。从英国的立场上，如果漠视这样一个陆上强国征服了北美，等于是形成了对大英帝国的夹击布局，进而有可能全面颠覆英国霸权。所以，英国从自利的角度，必须大力保卫新生的美国，这样才能维持住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一旦认清这一点，就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战略列车挂在英国快车之上。所谓“不欢迎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其实是知道有大英帝国在，就不会有任何介入。而“不介入欧洲事务”，则是度德量力后的理性选择。正如水流就下是自然界的铁律，避强击弱、批亢捣虚也是战略界的铁律，所以，《孙子兵法》才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又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国人读孙子者，多未解其中真意。早期美国人很少读《孙子兵法》，却悟透了其中的道理。
须知，大英帝国的霸权建立在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控制之上，太平洋则是遥远的海，美国就是一面借助大英帝国的海权之盾保卫本土，一面去大英帝国鞭长莫及之处扩张。因此，西进，不断的西进就成了美国的国策。其目的首先是要在北美形成南北无强邻，东西皆大洋的格局。这样，美国就由一洋国家变成两洋国家，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巨型岛国。接着，就要利用新获得的太平洋海岸线，继续跨海西进。国内讲美国史者，历来只知道美国在北美大陆搞西进运动，却不知道那只是西进运动的第一阶段，或者叫陆权阶段，紧接着的第二阶段、海权阶段，才是更精彩、更辉煌的大国崛起曲。
大英帝国海权
西进
西进途中，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空间过大。为了克服空间造成的障碍，美国可以说是多管齐下，修建了连通两大洋的铁路，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并在太平洋上不断谋求战略支点。就是在谋求战略支点的过程中，美国阴差阳错地惊醒了沉睡中的日本。
1853年，美国为了中国市场，歪打正着地撞了一下日本的窗户，没想到日本顺势睡狮猛醒，明治维新搞得如火如荼。到1893年，日本就学会了反过来给美国人玩炮舰外交。这一年，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和美国侨民产生冲突。日本立即派出最优秀的舰长（东乡平八郎）、最精锐的军舰（“浪速”号），去夏威夷恐吓美国人。在日本眼中，美国对夏威夷实在是鞭长莫及，何况当地黄种人侨民是白种人侨民的15倍，日本侨民是美国侨民的8倍！反过来，美国也是第一次看清了日本的威胁。同时，美国深知，日本对夏威夷同样是鞭长莫及。而且，当时日本的主要对手是近在咫尺的中、俄，哪像美国无债一身轻。故而，美国毫不犹豫地将夏威夷一举拿下。
1893年，日本最精锐的军舰“浪速”号
事后看来，夏威夷冲突是美国对日本的第一记“封门掌”，堵住了日本东进的大门。日本东进无望，只能西进。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抢在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开通前，把中国狠揍了一顿，收入颇丰。台湾的获得，尤其意义深远，等于是让日本站在了东南亚的门槛上。美国自然不敢怠慢。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1898年美国就挑起美西战争，从加勒比海一直打到东南亚，夺取了关岛、菲律宾。这就等于又关上了日本南下的大门，把日本的一只脚夹在门槛上整整43年。日本无法南下，只有北上。1904年日俄战争尸横遍野，实在是别无选择。
如前所述，高明的强权主义者总是奉行水流就下的战理，能从弱国手中获取的，就不从强国手里硬夺。从强国手中夺食，无论胜负，战略上已先输了一半。如仅从中日关系上看，日本固然是处处压中国一头。但如从国际大格局中看，美国又处处压日本一头。中国与夏威夷，毫无疑问中国是强国。沙俄帝国与西班牙，毫无疑问沙俄帝国是强国。美日太极推手，数度较量，每次都是美国从弱者手中大赚，日本从强者手里小获。美国数胜而无后遗症，日本却越打敌人越多。
日俄战争
更让日本恨得牙根发痒的是，日俄战争烽烟未熄，美国又突然跳出来搞调停。说是调停，其实是大拉偏架。通过朴茨茅斯调停，老罗斯福名利双收，既限制了日本的发展，又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沙俄帝国又岂是善类？作为一个浸淫大国棋局数百年的老牌帝国，俄国丝毫不感恩美国，反而从中看透了美国的可怕。故而，日俄战争烽烟一熄，两个昨日的敌人忽然惺惺相惜起来。一口气连搞了四次日俄密约，其实是共同孤立美国。日本海军更是从1906年起公然将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开始制订第一份以美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海战计划书。1907年，美国海军也制订出了第一份对日作战计划。1913年，美国海军学院组织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议，聚集各舰舰长和最优秀的作战理论家，进行关于日美太平洋海战的大规模兵棋推演。
这就告诉我们，美日冲突绝对不是到了二战才突然形成，而是早在19世纪就已经数度激化。之所以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海战要到1941年才爆发，根本原因不在美日达成了谅解，而在于遥远的欧洲发生了巨变。一个咄咄逼人的德国开始崛起，一方面发展大海军挑衅英国海权，一方面介入中南美洲问题，觊觎运河区。正是这来自东方的压力，迫使美国暂缓西进的步伐，而不得不越来越关注欧洲事务，并终于在一战后期向欧洲派出远征军，与英法共同对付险些一统欧陆的德奥。
美国无暇西顾，日本就趁机在远东大肆扩张，先是打着对德作战的幌子，北取山东，南略南洋列岛，接着又以反共防共为名出兵西伯利亚。这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故而，欧洲战事一结束，美国立即将主要精力转到远东问题上来。西伯利亚撤军、海军协议、九国公约、华盛顿体系……表面上是以会议协商化解国际矛盾，实则刀刀见血。美国既要限制住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又要逼日本尽量吐出前一阶段的扩张果实。但是，随着欧洲风云的再度变幻，美国的对日策略不免再受影响。这又提醒我们，美德矛盾同样其来有自，而且早就与美日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矛盾。
一言以蔽之，“孤立主义”就是美国版的“均势战略”，同时又是美国针对大英帝国霸权的“搭车战略”。只要美国不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在西进过程中尽量寻找两国的利益交集，英国乐得放任美国有样学样地在太平洋沿岸搞权力平衡。于是，表面上看，英美两国嘴仗不断，纠纷不少，实则暗中呼应，各取所需。美国靠搭英国车快速发展，英国则靠这个特殊乘客来收拾边远地区的刺头。正是靠了这种奇特的合作，美国一步步地由弱而强，由一洋而两洋，由美洲而亚洲，逐渐成为一个跨太平洋的新兴强国，甚至开始半遮半掩地介入欧洲事务。
五百年来，谁最善于借力？毫无疑问，首推美国。而美国对于大英帝国无论在口头上如何不满，心中却是非常依赖。直到有一天，美国忽然发现，欧洲问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自己搭了200年的那列快车的引擎出了重大问题！
抉择
自19世纪中叶起，铁路革命引发陆权复兴的风潮，海权的黄金时代去而不返，新时代的强者是坐拥大片陆地且能充分开发的国家。这一点无疑对英国非常不利，而对美国非常有利。假如世界上只有英美两个国家，此时显然就是美国取代英国的最佳时机。可惜，这世界上的国家多的是，在这一轮的地缘变局中，获利丰厚的不仅一个美国，还有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虽然是一个岛国，却看透了时代风潮的转移，不断深化其大陆政策，目的就是成为一个海陆双元国家，一旦实现，日本也将成为新时代的超强。
英国车熄火，美国自然无法再搭车。这就意味着之前美国赖以发展、壮大的基本战略环境随之动摇、消失。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不能取而代之，而是任凭新兴霸主宰制欧亚大陆，结果必然是新霸主立足欧亚大陆，形成排外性帝国，彻底孤立美国。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他又说：“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
布热津斯基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美国独霸天下的后冷战时代，如果退回到二战前，只能说更是如此。很显然，失去欧亚大陆参与权的美国，即便能保住美洲一隅霸权，也不过是一个被孤立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地区小霸，时刻要仰全球大霸之鼻息而存。一个无形的包围圈，将如紧箍咒，如紧身衣，日日时时束缚住美国。而且，这个包围圈既非C形，也非E形，更非J形、L形，而是个密不透风的O形。一旦大霸收网，豺狗蜂起，只怕美国是连小霸地位都无法维持，乃至欲求一“光荣孤立”亦不可得。自18世纪的“欧洲病夫”土耳其、19世纪的“东亚病夫”大清王朝之后，又冒出个20世纪的“美洲病夫”美利坚，也未可知！
这个时候，美国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辅佐英帝国，还是坐视英帝国崩解，还是积极参与推翻英国霸权，抑或——让英帝国禅让。
辅佐大英帝国的实质是帮助这个霸权续命，从而延长美国的搭车时间。其得在于，可以继续在熟悉的车道上低风险、低成本扩张；其失则在于，治标不治本，美国早晚还是要面对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假如续命的结果是，等大英帝国寿终正寝时，美国能自动接班，取而代之，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能，就不能不三思后行了。
苏联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对美国是个极大威胁
至于第二和第三方案，虽有消极、积极的区别，结果却完全一样。实质是不做曹操做袁绍，墙倒众人推，顺势夺天下。但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它过于远离欧亚大陆，好处在于可以远离战争，隔岸观火。不利则在于，想趁火打劫时就会发现鞭长莫及。真正具备做袁绍条件的国家是苏联：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如当年袁本初的控四州之地，居高驭下；与德国、日本、中国的关系又一度都打得火热，互不侵犯条约棍扫一大片，一如当年袁绍联络刘表牵制袁术、扶植奸雄曹操给公孙瓒捣蛋，还能随时收容枭雄刘备；又和各大强国墙连篱接，与全球最富庶的资源地带一衣带水，一旦中原有变，随时可以渡河而南。到时候，苏联铁骑连云、投鞭断流，美国却望洋兴叹、鞭长莫及，两相对比，美国的庙堂君相、江湖贤达，又如何能再安于隔岸观火！
加之日本、德国卯足了劲要做张角、董卓，或问鼎称雄，急于取而代之，或入室操戈，意在偷梁换柱。当此之时，大英帝国内外交困，虽有张伯伦之圆而神，丘吉尔之方以智，尤不免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美国如果再参与推墙，结果只能是加速自我孤立，终至自掘坟墓。到时候，大英帝国活不了，美国也活不长。所以，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既要帮助英国，又要暗中防范英国。此时的美国实在是不进则退，不霸则亡。但是，进，暗礁密布；霸，又关山重重。历史留给美国的可选方案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让大英帝国禅让。
其难，恰在于这是成本最低、受益最大的一种霸权转移模式。所以，霸权竞赛的参与者们无不梦寐以求。试想那一帮洋袁绍、洋董卓、洋张角，个个志不在小、各怀绝技，美国牛仔何德何能，可以坐享其成？
不能坐享其成，就要谋而得之。越是难以做到的事情，越能激起竞争者的欲望。君不见，“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当年，美国人看过二孙（孙子、孙膑）兵法的几乎为零，但美国高层却早已自通经络，悟透了其中的道理，悄无声息中炼成了技压群雄的神功，搞起了宰制全球的大战略。
斗 智
面对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新一轮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首先排除的是“彻底中立，绝不参战”的选择，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战略自杀。其实，即便是美国官方把和平叫得最欢的时期，备战的工作都没有停止。但美国政府又排除了“积极参战，绝不中立”的选择，因为这样做只能是自己当遭挤的柠檬、先烂的椽子，而让别人去做刺虎的卞庄、得利的渔翁。
于是，“有限中立，待机参战”就成了最佳选择。之所以要“有限”，是为了打擦边球，在不参战的情况下也能左右战局，在强弱转换中不断帮助弱者，以免出现中原一统的局面。“待机”则是争做最后一个加入战团的大国，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参战时机，一步步地强化英国对自身的依赖，最终迫使这个昔日的老师依附于学生，接受霸权禅让的事实。
但是，美国高层很快就发现，列强俱乐部中练成“神功”的国家绝非美国一个。除去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身不由己的法国，希特勒力争对敌人逐个击破，墨索里尼要争当大战的决胜砝码，张伯伦要祸水东引，斯大林要权操在我，个个不同凡响。希特勒、墨索里尼定力不够、理性不足，未能坚持既定方针，相继跳入泥潭。英、苏、美三国则成为最有希望胜出的大国，三国领导人心知肚明，谁能最后一个参战，谁就保持了最大的战略自由，获得了结盟的最大主动；谁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力量投送到最关键的地点，谁就扣住了敌军的命门，握住了最终胜利的枢纽。
于是，三强争当在后之黄雀的连环太极推手，就成了整部二战史，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霸权争夺史中，最隐秘、最高深，也最惊心动魄的大战略级短兵相接、贴身肉搏。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当即意识到，这是对九国公然的践踏，是对华盛顿体系的釜底抽薪。但是，美国虽惊不乱，没有轻易跳出，因为那样只能让英、苏坐享渔利。故而，美国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其对日政策的重点却在于借重国联这个集体安全组织，让英国去扛大梁。不要忘了，美国虽然是国联的发起者，最终却成了唯一可以加入却没有加入国联的大国，其中不无保持选择自由以推卸责任的成分。在对日问题上，大英帝国当然不会让美国当枪使，所以英国代表在国联耍尽滑头，左一个原则的谴责，右一句道义的支持，绝不和日本先陷入事实的冲突、实质的对抗。英美一耍滑头，苏联的日子就不好过。前面说了，其优势在于位置独特，雄踞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但这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城门失火，池鱼总是先遭殃，何况其东西国门外各蹲着一个纵火犯。当此之下，斯大林被迫和反共的蒋介石和解，因为他太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帮他缓解两线作战的压力。但是，苏联同样惊而不乱，无论蒋介石如何呼吁中苏缔结攻守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斯大林守定底线，坚持只签互不侵犯条约，绝不向中国承担任何直接军事义务。间接地说，也就是决不先于英美动手。
待到“七七事变”后，英美对中日问题的立场如变魔术般出现了互换。张伯伦一改“九一八”时英国的消极立场，向罗斯福连发三次呼吁，大唱高调，希望美国能和英国一起介入中日冲突，维持国际道义。这三次呼吁，如长江三叠浪，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浪都激起国际舆论的热烈反应，让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心动不已。可是，美国高层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楚，张伯伦发出这一呼吁的同时，在欧洲不断绥靖希特勒，在远东经营新加坡要塞，显然是在挖两个大坑，一个给苏联，一个给美国。给苏联的是希特勒东进，给美国的是日本南下。其邀请美国联合干涉，正是推卸责任的第一步，目的在激化日美冲突，英国自己却以新加坡为枢轴，随时可以闭关自守，坐观美日太平洋海战。这与张伯伦在欧洲借重法国，以马其诺防线为铁壁，坐观苏德欧洲陆战如出一辙。斯大林不会入瓮，以罗斯福之老谋深算同样不会就范。当初，大英帝国打马虎眼的一套“原则的谴责”“道义的支持”，转眼成了罗斯福的护身符和口头禅。可怜蒋介石1938年2月给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指示中竟天真地认为：“现在外交情势：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重视舆论之民主国家，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事实上，这三个国家，哪个不是“老谋深算”？哪个不是“自有国策”？侠义之感，何其迂也！
1938年9月29至30日，英、法、德、意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
惊 变
在此后的数年内，英国一面对德国绥靖，希望能促成德苏冲突，一面又力顶法国抗德，做最坏打算。苏联在亚洲一面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和日本就外蒙古、“满洲国”问题不断讨价还价，在欧洲一面高呼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面和德国大搞秘密外交。美国则对欧洲事务高挂不介入的牌子，同时在亚洲事务上一面力顶中国抗日，一面又和日本大做军火交易，赚足实利。
在这波谲云诡、风云莫测之际，不乏或茫然不知所措，或顿足大骂帝国主义狡猾之人。一些窝囊废，更忍不住想通过绝圣弃智、自废武功来实现天下太平。只可惜，聪明人不会变蠢，蠢人却会因此变得更蠢；强国不会变弱，弱国却会更弱。苍天为证，事实昭然，因大英帝国衰落而引发的全球霸主争夺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参与者“三十六计”“七十二变”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唯有智足以自保、力足以却敌，才能避免鲸斗殃虾。越是力不足以却敌的弱者，越要提高智力，擦亮双眼。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因中立而使国家出现新格局；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因求中立不得而黯然神伤。虽然成败不同，但求中立之初衷是一样的。原因无他，实在是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赌本有限，赌局风险太高，赌友水平太强，逃局尚且不暇，焉敢轻言入局！但美、英、苏三强赌本既厚，赌技又高，自不免以天下为刍狗，拉上希特勒当三缺一，聚九州之铁，搓一局国际麻将。
但是，世间万事皆有超出初衷的副作用。三强桌下角力，互出老千，无形中竟成了相互羁绊的僵局。本在场外的意大利、日本耐不住寂寞，顺势狠挖大英帝国的墙角。一个从非洲挖到西班牙，一个从柳条沟挖到卢沟桥。希特勒后来居上，充分利用三强解套前的机遇期，从德奥合并到慕尼黑会议，得寸进尺，连得金矿，更一步步把日本、意大利都组织到自己的掘金团队之中。
窟窿越挖越大，整个牌桌都有倾覆的危险。桌子一倒，先砸到的肯定是英苏的脚。美国离桌最远，不免有些坐看云起云落的自在。而英苏之间，又以苏联被砸脚的风险最高。所以，苏联第一个大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甚至不惜与头号殖民帝国和解，目的就是先扶稳牌桌。可是，饶是算路深远如斯大林，做梦也没想到，英法会因为波兰问题而与德国打成一团，让桌子完全朝自己的脚上倒去。
英法因波兰危机而对德摊牌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英国被迫第一个跳将出来，承担德国的冲力。对英国而言，实在是有其内政舆情上迫不得已的苦衷。本来，既然奥地利、捷克都已牺牲，波兰走廊问题更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不让希特勒东进，苏德就不会对撞，前面的牺牲也都白费了。可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自食其言，彻底激怒了英国大众，形成了支持波兰的强大舆论声浪。深谙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英帝国，到头来竟不能跳出内部舆情的羁绊，被迫将张伯伦的战略半途而废。这是苏美都未料到的一个突发性大事件。苏联立即发挥其地理特性，变劣势为优势，抓住这个百年难逢的良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与德国迅速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共同瓜分了波兰，并戏剧性地改变了第三帝国的扩张方向。而希特勒1940年在西线的传奇般大捷，更是令全球震惊。一时间，大英帝国摇摇欲坠，美国立感鞭长莫及，其地理位置的最大优势竟成最大劣势。只有苏联进退裕如，攻防两便，既可以与德意日联手瓜分大英帝国，也可以等英德决战的关键时刻给希特勒背后一击。无论苏联走哪一条路，都绝非美国的福音。甚至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英德激战的同时，美日也陷入战争，苏联居中待变，伺机左右开弓，或可相继打残德日两国，顺势把大英帝国降级为地区小霸，从而稳稳握住全球霸权的枢纽。
当斯大林热情款待松冈洋右的那一刻，事实上已经是在推日本南下，而日本南下绝不可能只对英国开战。这个时候，美国忽然惊觉，自己面临空前险恶的战争威胁和越来越少的战略选项。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动员的深化，美国手中的好牌确实会越来越多，但很有可能，不等美国出牌，牌局就已经结束了。在一场“跑得快”的游戏中，牌好而多不如精而少。在这魔术般剧变不断的国际形势前，美国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战略调整，以谋应对之策。
备 战
苏德同盟带给美国的最大风险，就是美国或将面对孤军作战的局面。从预作最坏打算的角度，美国必须以空前未有的力度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
受出身和家族环境的影响，罗斯福对海军可谓情有独钟。而美国海军也着实了得。虽然一般观点认为，美国海军是一支思想落伍的军队，要遭受珍珠港偷袭后，才痛定思痛，进行转型。可是，近数十年来披露的新史料却说明，美国海军在战法、装备、教育革新上，早已超越了英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各有千秋。美国制造业也铆足了劲要借海军扩充走出萧条。因而，就算没有珍珠港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海军一样会把联合舰队打得一败涂地。
相比之下，美国陆军的境况就糟糕得多。
更糟糕的是，美国不仅武备不足，使用武备的方法也严重落伍。
波兰与法国的沦陷，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骡马编组的步炮兵主义已经江河日下，未来的陆战是内燃机革命驱动下的机械化立体战争。当时的美国陆军，军官团普遍暮气沉沉，本宁堡步校和李文渥斯堡指挥参谋学院的教材和课程安排高度落伍。在整改进度缓慢的情况下，马歇尔当机立断，宣布相关院校停课，另在西部沙漠组建训练中心，破格提拔巴顿等非主流军官，努力摸索机械化陆军的建设道路。（麦克格雷，《击碎方阵》）显然，马歇尔宁肯自己的军官保持白板一样的原始创造力，也不允许他们去接受那些不合时宜的负教育。
而巴顿等人不负所望。当巴顿开始组建装甲兵时，迫切需要一架小型飞机，以尝试新型指挥方法。这正是隆美尔等德国名将先行一步，已经使用的指挥方式。但美国陆军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跟上改革的步伐，巴顿一时无法获得飞机。于是，巴顿自掏腰包，以私济公，买了1架小飞机参与新军组训。（法拉格，《巴顿传》）
与此同时，美军对德国军事信息的搜集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1939年，德意日结成钢铁同盟后，中德关系破裂，蒋纬国离开德军，借道仍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返华。他虽然在德军中只是一个普通尉官，美国的改革派人士仍如获至宝。对于这个活标本，他们是想方设法地获取乃至榨取各种信息。这种折节下士、近乎狂热的学习精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人误以为美军的胜利主要靠物质优势，是最大的错误。
至于那些素餐尸位的无能之士，只能应付和平年代的“伪娘”军人，马歇尔毫不顾惜。仅1941年的夏秋两季，他就罢免了31位上校、117位中校、31位少校、16位上尉。据马歇尔自己估算，他在二战前一共逼走了600名不称职的军官。有媒体嘲讽这个清洗运动，是在“赶走陆军所有的知识分子”，但马歇尔自己坚持认为这是在“消灭动脉硬化”。（托马斯·E.里克斯，《大国与将军》）
陆军自身的改革已经是困难重重，军政关系的张弛，更平添了马歇尔工作的难度。
相对于组建大陆军，罗斯福更倾向于大海军和大空军。在罗斯福看来，只有一支超级海军才能有效对付日本。而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超级空中力量，尤其是战略轰炸力量，成为克制强敌的撒手锏。
此后，围绕陆军扩建问题，马歇尔与罗斯福又数起纠纷。值得美国后人庆幸的是，马歇尔、魏德曼等陆军精英最终说服了罗斯福：大国较量离不开强大陆军。无论美国最终是孤军奋战、保卫本土，还是万里远征、横扫欧亚，都必须大力扩建陆战单位。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马歇尔这样的骨鲠之臣，魏德曼、巴顿这样的专才猛士，美国才在关键时刻避免了战略资源的错置，为日后的万里远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翻 盘
磨剑当然重要，但美国最终是孤军奋战还是万里远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外交问题。
外交环境越来越恶劣，罗斯福却从来没有对外交绝望。1940年1月，罗斯福对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说：“以行动改变世界格局的机会，似乎是千分之一。”虽然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罗斯福仍决定由观众席走上舞台，也给希特勒、斯大林变一次外交魔术。其智其勇，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当法荷比卢相继沦陷，丹麦、挪威土崩瓦解之际，以马歇尔为首的军事事务专家们，认定英国时日无多，在美国自身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军援英国只能是肉包子打狗，间接支援希特勒，还会使美国的军改延宕，实在是得不偿失。
可是，这一次，罗斯福没有从谏如流，更没有折节下士，而是乾纲独断、力排众议，坚决军援英国，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度援助。
罗斯福对丘吉尔主政下的英国抱有充分信心，更深知，面对气势汹汹的苏德同盟，有英国在，美国只需克服跨越海峡的问题；没有英国，美国就要面对跨越大西洋远征的超级难题了。在外交上，要离间苏德同盟，同样需要一个坚决抵抗的英国，这样才能绷紧苏德关系，争得翻盘的机会，更何况英国从此越来越依赖美国，越来越仰仗美国，这就为霸权的不流血禅让奠定了基础。
更绝的是，尽管有政治上的重大收益，罗斯福也没有把军援搞成慈善。大英帝国的贵金属、海外基地、科技成果，美国是来者不拒，或买、或抵、或交换，援英行动竟成为一个高风险却高收益的生意。罗斯福抓大放小、两面通吃，旁观的马歇尔心惊肉跳、自叹弗如。
二战期间，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保持中立
正是由于英国的抵抗，再度戏剧性改变了希特勒的打击次序和扩张方向。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增强了英美的战略主动权，但仍未彻底解除笼罩世界的红色警报。这个时候，如果苏联被干掉，美英仍只是徘徊在欧亚大陆外围的游魂。只不过全球霸主由苏联变成了更可怕的第三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宰了心脏地带的轴心阵营早晚会清算英国，孤立美国。在这种环境中，即便美国做到了最后一个参战，也无法抵消战略全局的不利。更有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参战，就已经败了个一塌糊涂。
故而，此时大力度援助苏联，和当初援助英国是异曲同工。可是，马歇尔等军事事务专家又表示反对，认为苏联很有可能看不到1942年的春天，帮苏联就是间接帮德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甚至对罗斯福说，“他本人、马歇尔和战争计划处一致认为，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德国便会打败苏联”。美国与其援苏，不如未雨绸缪地强化大西洋防御。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把肉包子留着自己吃，而不是送给狗去打狼。一帮反共反苏的教条主义者也跟着鼓噪不已，大谈让苏德狗咬狗，却没想到，德苏火并，决定的是全球命运，岂容美国再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于是，罗斯福再度乾纲独断，再度力排众议，坚持援助苏联，其力度不逊于援助英国。
事实证明，丘吉尔不是运输大队长，斯大林同样不是。一个月过去了，苏联还在；三个月过去了，苏联依然在！德军固然连战克捷，苏军的抵抗同样越来越强。
马歇尔将军与罗斯福总统
但是，如果失去了马歇尔的执行力，罗斯福的战略构想很难落到实处。马歇尔的优点，既在决策前的骨鲠，更在于决策后的任劳任怨、有板有眼。正是马歇尔的努力，满足了罗斯福的援英援苏，同时又将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不断提升。到二战结束时，当年那支连步枪都配不齐的军队，“兵力数目达八百三十余万人，后勤体系可延伸至六万英里(注：约9.66万公里)之遥，其军备则包括12.9万架轰炸机、4000艘舰艇、250万辆吉普车、1200万支步枪和2颗原子弹”。（杰克·乌德瑞克，《马歇尔的领导统御经验》）
这一对骡（罗）马，真可谓天作之合：发展军事力量，整军经武，“骡”不如马。但制定国家战略，借力打力，马不如“骡”。骡马结合，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给思想装上双腿，给双腿插上翅膀。
更奇绝的是，随着大国冲突的激化，列强间的技术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武器很快就会过时。就算美国不援助英苏，这些“肉包子”也会很快过了保质期，难以食用。以美国战前投产的M3斯图亚特坦克而论，本来是希望它扮演主力战车的角色，但到诺曼底登陆时，已经连侦察战车都不能胜任。美国边清库存边赚钱，用自己的旧货和别人的鲜血换取美国的安全，用别人的血肉筑自己的长城。罗斯福的对英、对苏援助，虽然事后多被寻常看待，放在当年，却实在是1940、1941年国际棋局中最闪光的“鬼手”。
波 折
欧洲棋局翻盘，亚太棋局随之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准备牺牲中国来安抚日本，以形成美英日海洋性联盟对抗德苏意陆地联盟的格局。可是，苏德战争的爆发消除了这种可能。现在，有英苏两面夹住德国，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主动权立即提升。罗斯福当然还可以继续与日本保持弹性关系，但那也只是为了先放倒希特勒，罗斯福的国务卿赫尔却连这个策略也不准备用。美国对日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外交上不断强化对日包围，力促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的合围收网；军事上不断强化夏威夷的海军力量，罗斯福甚至向斯大林承诺，如果日本敢北上，美国立即出动海军直捣日本本土；经济制裁不断加码，日本从海外获得废金属、机床、石油的大门相继关闭。
这一连串组合拳打完，从伦敦到重庆，从合法政府到流亡组织，国际喝彩声不绝于耳。罗斯福不免有些飘飘然，真的开始重拾威尔逊的传统，构想起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大同来。但是，在险恶的国际棋局中，面子赚足的时候往往就是里子受损的开始。归根结底，国际竞争攸关兴衰存亡，不能有一时之松懈。
丘吉尔、斯大林何许人也？战略金箍棒在手，可大如擎天柱，可小作绣花针，即便是只能插针的缝隙，二人也敢戳出个大窟窿。何况美国此时对日本一逼再逼，搅动了整个亚太地区的风云，绝非小缝隙的问题。
当时的美国，已经明确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既然如此，欧洲一松，未必接着就要在亚洲一紧。毕竟美国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欧洲第一的大方针下，无论欧洲松紧，亚洲都不宜过紧。否则只能是客观上替英、苏、中当枪使，浪费美国的资源，延误欧洲战场的胜利。
给中国当枪使倒也罢了，毕竟中国参战极早，牺牲最惨，力量又非常有限，早不知给美、英、苏当了多少年的枪使，更不知几度濒临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几度陷入孤军苦战的苦撑待变。现在偶然打两下美国枪，道义上完全站得住脚，现实中也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但是，英、苏两国就不同了。
丘吉尔全力支持、鼓动、祈祷美国对日强硬，自己却口惠而实不至，照样是随时准备放弃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地盘，坐观美日厮杀，更对中国防范多于友好，利用多于支持。斯大林则一副高深莫测的沉默，对远东问题尽量搁置不问，实则心中窃喜。因为美国如能安抚住日本，等欧洲战局结束，回头想怎么收拾日本就能怎么收拾；如能推日本北上，最有利于美国；如美日先开战，则美国必须两线作战，苏联却可以只对一个德国作战，因为苏日之间还有一个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后来，苏联果然坚守对日中立，将德国问题和日本问题分开处理。故而，苏联一面接受美国援助，一面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甚至还严厉反对美国利用苏联领土运输援华物资，更坚决不向美国提供轰炸日本的航空基地。
可是，在这个微妙的关头，罗斯福、马歇尔都犯了一个错误，过高估计了德国的战斗力，又过低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因为高估德国，美国生怕苏联撑不住，一门心思替苏联解压，又如何敢再推日本北上？反之，在对日本的战斗力判断上，美国政军两方都过于乐观，认为日本在太平洋上掀不起大浪。顺带说一句，这也是大英帝国军政界的主流看法。所以，他们才会认为新加坡要塞可以把日军挡在马六甲海峡之外。
事实却是，日本从珍珠港打到缅甸，气吞万里如虎，不仅美国损失惨重，英国也跟着损失惨重。希特勒从中小获，斯大林却趁机大取。
美国在意识到日本的难以对付后，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其远东战略。英国已经玩火自焚了一把，更不敢再惹日本。所以，此后英国的远东战略以避战自保为主。美国无法避战，只好寄希望中国能搭把手。无奈中国底子太薄，苏联又拒绝借道援华，英国同样不希望看到一个现代版的中华帝国，中国自强缓慢，等不及的美国终于将希望转向苏联。这样一来，斯大林便重新握住了美苏交涉的主动权。
这一段二战史，表面上是同盟国血战轴心国，其实，在大战略层面，更精彩的却是外交魔术师的力拼“离岸平衡手”。
此后的数年间，苏联用对日作战问题吊足了华盛顿的胃口。而华盛顿继战前过于低估日本军力的错误后，又犯了过于高估日本军力的新错误。日本的玉碎精神和特攻战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错误，让美国越来越急于获得苏联的助力，以节约美国人的鲜血。
今天回头看去，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在战争迷雾之中，时而低估，时而高估，正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后人并不需要为此大呼小叫，而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年的美国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本身包含着巨大的偶然因素，美国就算有了更准确的情报，也未必敢拿德国战胜苏联这个结局来冒一时之险。斯大林作为超级战略高手，吃准了这一点，充分利用美国对日本的误判，努力挽回损失。雅尔塔会议就是这种努力的顶峰。
但顶峰也就是终点。很快，斯大林就发现，美国这个国家，有种惊人的战略纠错能力，以及更加惊人的战略设计、落实能力。国际大势再度急转！
称 雄
1942年秋季，苏德在伏尔加河畔尸山血海，美日在瓜岛苦苦相持，大西洋航线在“狼群”的围攻下几度欲绝，隆美尔在阿拉曼数扣开罗之门，中国战场也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压之下。这个时候，如何争得军事胜利，几乎成了每个大战参与者的头号难题。即便作为最后一个参战国，即便拥有强大的生产力，美国军政当局也不得不细数手中的每一粒米，反复修订军事计划，以求克服空间距离的阻碍，克敌制胜。
但就在这个秋天，耶鲁大学的一位荷兰裔美籍教授斯皮克曼，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全球形势及美国的对策！
斯皮克曼坚信，轴心阵营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更深知美国此前经历了过久的“孤立主义”时代，领导全球绝对是个新手。所以，他立足世界大战，又跳出了世界大战，站在巨人的肩头，以前所未有的美国视角，重新审视这个被称为地球的水球。
为他充当基座的巨人有两个，一个是麦金德，一个是菲格莱，都是英国地理学家。
麦金德敏锐地把握住铁路带来的地缘剧变，从海上人的视角审视世界。他把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心脏地带是控制世界岛的枢纽。因而，他的格言是：“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麦金德将心脏地带大国视为头号威胁。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恰恰是英俄两度联手！很显然，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漏洞。补上这个漏洞的是他的同胞菲格莱。
菲格莱第一次揭示了破碎地带的重要：从地中海两岸经中亚、印度到中国、日本，再到北美的巨大环带上，聚集了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和最伟大的文明。历史上的战争和冲突，也主要在这个环带上进行。因而，他又将破碎地带称为冲突地带。大英帝国称霸全球，并非因为其征服了心脏地带，而是因为控制了冲突地带。
斯皮克曼站在这两个巨人的肩头，站在美国的视角，画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在斯皮克曼的眼中，欧亚大陆由两个部分组成：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后者由欧洲海岸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区、亚洲季风区组成，是决定霸权归属的关键，其实就是菲格莱破碎环带的欧亚大陆部分。欧亚大陆之外是“离岸大陆”，其组成部分是三个相互孤立的广阔空间：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大陆、澳大利亚、美洲。
心脏地带的价值在于，相对于“离岸大陆”，这个地区的国家非常便于参加边缘地带的角逐。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都属于崛起在心脏地带的大国。心脏地带易守难攻，但同样是这个地理特点，使得心脏地带向外扩张时也困难重重。这种封闭性虽利于生存，却不利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大帝汲汲于谋求出海口，其实就是征服边缘地带。一旦心脏地带大国征服了边缘地带，就可以确立世界霸权。反之则不能。而边缘地带本身的大国如果征服了心脏地带，孤立了“离岸大陆”，同样可以称雄世界。印度帝国、中华帝国、拿破仑帝国、希特勒帝国、日本帝国都是边缘地带的大国。换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最难对付的国家始终存在于边缘地带之中。
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离岸性大国，很难像心脏地带大国那样直接征服边缘地带，却因此得以远离具体冲突。故而，美国不应拘泥于一时的敌友关系，而要随时判断力量对比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当前的最大敌人虽然是德意日，但苏联的威胁不容小觑。可是，某一天，随着边缘地带的复兴，尤其是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美国仍需要心脏地带国家帮助其再度夹击边缘地带霸权。在这里，斯皮克曼几乎已经是在讲后冷战时代的战略东移。
但是，让斯皮克曼忧心忡忡的是，“孤立主义”历史上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太大，从而狭隘了美国的国际视野。斯皮克曼忍不住高呼：“全球化的战争需要全球化的军事地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也需要全球化的政治地理。”美国要破除陈见，用新视角看世界，当仁不让地握住世界领导权，扮演转动世界的“离岸平衡手”。美国无须过度深入欧亚大陆，但也不能再走“孤立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谋求战略性的前沿据点，随时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灵活对待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以巧妙的外交和坚实的地缘支点来弥补空间的缺陷，撬动全球政治。
1943年，斯皮克曼英年早逝。他一年前的高论，宛如当年王勃意外死亡前在滕王阁的技惊四座，也仿佛就是为了说出这些话，他才来到这个世界。
斯皮克曼意外去世，阴差阳错又恰到好处地挽救了另一位思想巨人的学术生涯。这个人就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创始人、德裔美籍学者摩根索。与爱因斯坦一样，摩根索也是一位因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如果说，爱因斯坦因为物质的原子弹而名扬四海，摩根索则因为替美国制造了智力原子弹而影响至今。
摩根索在1937年移民美国。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根本没有学科化的国际政治学，只有大而无当的国际关系学。美国也不例外。而国际关系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圈画得太大，大到已经无法有效区别江湖骗子和专业医师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学有所用，就必须进行减法研究，找到不能再减的核心，然后立足这个核心，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摩根索射出了临门一脚，先是将国际关系研究变成国际政治研究，再进而实现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化、学科化。
很多人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却从未搞明白何谓理论。其实，理论就像菜刀，一定要在烹饪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它的用处，如果变成为理论而理论的玄学，一定是百无一用。理论又像地图，没有哪张地图和现实一模一样，但正因为这种抽象性，才可以帮助现实中的人迅速判明方向。反之，如果没有地图，就只能依靠经验和实践。一言以蔽之，理论的作用在于“确定事实并通过推理赋予它们意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就是要为现实中人提供穿越国际关系密林的路标和地图。国际政治学科的创立，则是为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运用提供制度化保障。正是因为有了犀利的理论武器，摩根索才能洞察机微，在原子弹革命后大声疾呼：在国际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国家向来善于操控国际舆论，在别国组织“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或攻城略地，或攻心略民。原子弹削弱、限制了军事帝国主义，却助长了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故而，未来的大国竞争，更多是以冷战而非热战、间接对抗而非直接冲突的方式展开。
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力，被历史证明丝毫不弱于物质原子弹。国际政治学破门出教、自立门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得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在信息有限、对抗激烈、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趋利避害，迅速形成胜于敌手的国家政策。其间接结果则是极大地加持了美国的战略研究，帮助战略学加速脱离传统军事学和军事战略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纵观古今，战略家或是生出来的，或是打出来的，很少有教出来、学出来的，但美国打破了这个传统。当今全球战略家90%在美国，美国战略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教育出来的。这是最值得国人警觉、惊叹、学习的要点！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战胜负未分的时刻就已经开始破茧成蝶。
今天回头看去，无论是意外早逝的斯皮克曼，还是绝处逢生的摩根索，他们的思想在美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李普曼（新闻人，外交策论家）、尼布尔（神学家、现实主义神学创始人）、乔治·凯南（外交官，遏制政策之父）、杜鲁门（总统，冷战的开启者）……乃至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米尔斯海默、卡根、米德、入江昭、希拉里、奥巴马……全面继承，不断实践。江湖庙堂，相激相荡，薪尽火传，霸才代出，一路形成了当下的这个单极世界。
顺带多说一句，基辛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移民，卡根是希腊裔移民，入江昭是日裔移民，如果再加上爱因斯坦等移民科学家、安迪·格罗夫等移民企业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中还赢得了另一场重大胜利：让全球最优秀的头脑百川汇海，为己所用。在这场围绕全球智力资源的竞争中，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无疑帮了美国的大忙。但帮忙的是否只有一个希特勒？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去苏联、西班牙、巴西……这里显然同样隐藏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这就是大国竞争。有隆中三分，有未雨绸缪，有萧规曹随，有借箸代筹。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领先和行动的群策群力，美国才能在雅尔塔会议后，迅速进行战略再调整，于短短数月内，形成全新的对苏外交和全球战略部署。杜鲁门才敢主动挑起冷战，让苏联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从柏林危机到朝鲜战争，从古巴导弹危机到阿富汗战争，表面上看是苏联咄咄逼人，实际上这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小攻，在大的战略层面，美国早就把苏联的手脚紧紧绑住。一旦美国用攻心战术再搞乱苏联的心脑，冷战就不免戏剧性结束了。柏林墙虽高，却挡不住滚滚前行的战略巨轮。溯本追源，其布局、其设网，可以说是早在二战胜负尚且晦暗不明的1942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
余 音
顺着前述历史线索，重新审视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战略举措，不难发现，美国在举国动员、万里远征的前后，既角力又斗智，与列强相继进行了四轮战略竞争：第一轮是应对英国霸权衰落的竞争，第二轮是争取大战胜利的竞争，第三轮是对战后格局提前进行战略规划的竞争，第四轮是落实战后规划的竞争。
每一轮竞争都是在高水准的敌我友三方之间展开，激烈异常，美国不仅能将现阶段的斗争应对裕如，还能未雨绸缪，做好下一阶段的斗争准备。这种环环相扣、制敌机先的国家战略运作，极其有力地确保了美国的称雄全球。若问美国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战略思维之普及，战略人才之众多，决策程序之相对完善。唯其如此，关键时刻，美国的政学军商各界才不仅不会互相掣肘，反而常常互施援手、一呼百应，最终形成强大的战略设计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纠错能力。试想，如果美国也像苏联、德国、意大利那样，处处要靠罗斯福一个人的伟大英明正确来力抗群雄，纵有骨鲠如马歇尔者，也难得其用，更难期望各行各业都能卧虎藏龙。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日本那样，制度设计盘根错节，中枢政令不振，军部飞扬跋扈，则就算美国铁甲成行、铁鸟蔽空，最多只是横暴一时。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英、法那样，军事建设与国家相脱节，用昨天的战争方式去支持今天的大国崛起，同样难成大器。
由此可知，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首先是大战略的胜利。食髓知味，美国学界才会在创设国际政治学后，又创设了学科化、制度化、理论化的战略学。美国政府才会鼓励发展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战略型智库，建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象征的新战略决策机制。
为什么一直以来，很多普通美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一塌糊涂，美国却能扬国威于五洲列国，玩转世界政治？实则是因为某一小部分站在关键位置上的美国人，太深刻地理解了世界地理和国际政治！须知，大国战略既不是砍人头，也不是数人头，自我杜撰神话、传说，过度简化事实，只能自我欺骗、自缚手脚。如果我们的学者到今天还说不清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异同，说不清战略与大战略的异同，有政府与无政府的异同，学术与宣传的异同，整日化神奇为腐朽，变有用为无用，我们就很难说中国学术界做好了支持中华复兴的准备，很难期待那些学究腐儒去说清楚中国本位与国际责任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正所谓志不避难，事不求易，不遇盘根错节，焉别利器。这是我们今日回顾二战列强战略博弈的最大感怀，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派和中国智库后来居上的新起点！
与德国不同，现代意大利很早就形成了稳定明晰的外交战略，而且，这个战略非常合理。但是，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发展缓慢，综合国力建设同样乏善可陈，这使得意大利的国家战略实施起来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大多数意大利政治领袖及意大利普通民众，都没能看清这一点。正如俾斯麦嘲讽的那样，意大利野心很大，可惜牙口不好。正是这种战略目标与可用力量的失衡，造成意大利在二战中的彻底崩盘。这绝非某个人、某个党、某届政府在一个具体时段内的偶然失误，而是一个传统性失误的累加结局。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又一种类型的“战略失败研究”的经典样本，并赋予二战中的意大利战史以独特的价值。
目标与手段的失衡
国家战略的制定首先应明确战略目的，其次应把握住目的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既要为目的而发展资源，也要因可用资源的有限性而适时调整目的。
从战略目的的确定方面看，统一后的现代意大利有如下3个维度的5种战略选择：
第一维度：直接参与霸权竞争。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北向争夺欧陆控制权，最终成为一个类似德国的陆权大国。（二）南向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进而：1、满足于成为一个区域性海权大国；2、控制地中海后，西向自由进出大西洋，东南自由进出印度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海权大国。
第二维度：间接参与霸权竞争。实质是自我定位为一个砝码国家，在欧洲政治阵营日趋二元化分裂、集团化对立的情况下，以中立置身事外，看准形势后再加入胜算较大的一方，进而扩大国家利益收益。
第三维度：置身于霸权竞争之外。实质是利用德国崛起造成的地缘震荡，乘机韬光养晦，全力规避于大战之外，实现自身的全面自强后，再根据欧洲形势的变迁灵活制定新的战略目的。
在这5种可能之间如何具体选择，固然取决于意大利决策层的主观追求，但从理性决策、内政服务于外交的角度讲，硬性限制战略目的制定的因素，仅在于资源的可用程度与客观的外部战略形势。以前者而言，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人口规模、国家疆域、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军备力量、科研能力等“国家实力”层面的资源，也包括一个国家的先天地缘资源。
从地理形势上讲，意大利虽然不是一个岛国，却非常接近岛国的形势。它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面是易守难攻的阿尔卑斯山。在这样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境里，海军对意大利的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其不仅可以扩展海外利益，而且可以有效保护本土的安全。同时，作为一个狭长的半岛国家，意大利主体部分由亚平宁半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组成。亚平宁半岛像一个阳台一样探入地中海的中部，而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又分别为地中海第一和第二大岛，这就使得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占据了极大的地理优势。
但是，如下6个因素却限制了这个优势的发挥。
1、科西嘉岛与马耳他岛的地理阻碍。正如马汉在19世纪末就已指出的那样，由于科西嘉岛和马耳他岛分别处于法、英的控制中，从而严重限制了意大利的地理优势的发挥。
2、地中海的封闭性。由于地中海被陆地包围，而意大利对沿岸地带的控制权非常有限，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导致意大利难以形成地中海的局部霸权。尤其当英国同时控制住直布罗陀与埃及的情况下，就算意大利谋得了地中海的区域霸权，也难以自由进出大西洋与印度洋。
3、战略重心地带转移造成的战略价值缩水。早在17世纪，欧洲的战略重心就已经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使得意大利在列强竞争的棋局中仅能发挥次要战略影响。
4.国家实力的局限。统一后的意大利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始终屈居列强的末席。以世界制造业份额而论，意大利自建国到1900年，始终是2.5%，而德国实现了4.9%到13.2%的巨变，美国更是从7.2%上升到23.6%，俄国也从7%上升到8.8%，奥匈帝国增加缓慢，从4.2%到4.7%，只有英国在下降，但其基数大，是19.9%到18.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钢铁产量，这在当时直接决定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弱。1890年，意大利的钢产量是1万吨，同年美国是930万吨，英国是800万吨，德国是410万吨，法国是190万吨，奥匈帝国是97万吨，俄国是95万吨，日本甚至也达到了2万吨。直到1930年，意大利的钢铁产量才突破百万吨大关，达到170万吨。但同年美国的产量是4130万吨，德国是1130万吨，法国是940万吨，英国是740万吨，苏联是570万吨，日本是230万吨（编注：上述数字除注明，一般指1880至1938年间的情况）。
5、自然资源的进口依赖。意大利的矿产资源非常匮乏，仅有大理石、汞、硫磺和少量的铅、铝、锌和铝矾土等。在关键的煤炭、铁矿石和石油资源上，长期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以煤炭而言，由于煤铁复合体型经济的发展，煤炭在19世纪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陆、海军机动（火车与轮船）都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直到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能源需求的83%仍然依赖于进口自英国的煤炭。
6、人口素质的局限。意大利的“文盲率在全国为37.6%，而其南部更为严重，远远高于西欧和北欧的任何国家”。19世纪末，意大利人自己统计，德军新兵平均每千人中只有一个文盲，法军是每千人中有68个文盲，奥匈帝国军队是每千人中有220个文盲，而意大利军队是每千人中有330个文盲。而19世纪军事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战争日趋技术专业化，这就使得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由于上述6个方面的局限，意大利不仅难以调动充足资源进行世界霸权竞争，就算是谋求区域霸权，亦力有不逮。这就排除了其直接进行霸权角逐的可能，而只能在担任战略砝码或韬光养晦之间进行抉择。二者共同的前提在于，意大利必须置身于霸权角逐的主轴线之外。差别则在于，充当战略砝码必须具备成为砝码的价值，具体体现就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必须足以对霸权角逐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由两次世界大战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仅能进行韬光养晦式的规避战略。
其一，德国崛起造成的地缘震荡。德国的统一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空前剧变，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国家战略则进一步激化了列强间的权力冲突，从而令德国问题成为1870至1945年欧洲权力冲突的核心问题。结果就是，霸权角逐的主轴线在英法德俄四国之间形成，而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制衡性力量。于是，意大利得以置身于霸权角逐与权力冲突的主轴线之外，从而具备了扮演战略性砝码或进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前提。
其二，苏伊士运河开通制造的地理价值回升。就在意大利最终统一的前一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一事件使得地中海的战略价值有所回升。对大英帝国来说，一个重要的战略命题在于，维护连接东方资源地带与本土的运输畅通。在这种情况下，一条穿过地中海的航线远比绕道好望角便捷。因此，意大利欲将自身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转化为切实利益，就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协助大英帝国巩固这条战略航道，还是帮助大英帝国的对手破坏这条航道。这一选择的实质是选择充当何方的战略砝码。
第一阶段：角逐全面霸权时期（1870至1914年）
现代意大利在制定国家战略目的时，始终未能摆正自身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位置，实质是未能理性对待历史与外部环境的变迁，从而无视欧洲乃至世界战略形势的巨变，而欲恢复罗马时代的光荣，具体表现就是谋求环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并将突尼斯确定为海外扩张的头号目标，“因为突尼斯毗邻西西里，战略位置重要，加上在那里定居的意大利人越来越多，何况它是古代迦太基故地”。
但是，单独依靠陆上力量是不足以跨海征服突尼斯的，还必须借助于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保障陆军的输送和后勤供给。可是，如果真的有了一支足以在地中海称雄的海军，意大利自然可以封锁“西西里-突尼斯”蜂腰，又何必非要征服突尼斯呢？
事实上，意大利既没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强大的陆军，结果是法军于1881年捷足先登，夺取了突尼斯的控制权。意大利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自己国力的缺陷，反而不理性地将法国锁定为假想敌，大力发展陆军以与之争衡，这就严重阻碍了意大利海上力量的发展。
更不可思议的是，意大利在与法国敌对的同时，又将奥匈帝国也确定为假想敌，从而自陷于两线作战中。关于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矛盾，马汉曾从海权论的视角作出过理性的判断：“亚德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编注：约241公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编注：64公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
对意大利而言，将突尼斯作为海外扩张的头号目标，不失为一个较为合适的有限目标，而且可以借助于协约国与同盟国阵营的对抗来牟利。但是，意大利在争夺突尼斯的同时又要控制亚得里亚海，不仅两线作战，而且对手横跨两大阵营，这就绝非意大利孱弱的国力所能支撑的了。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其军费开支仍仅能占到法国的七分之一、奥匈帝国的一半。同时，人口相当于奥匈帝国67%、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匈帝国55%的意大利，却维持了相当于奥匈帝国78%的兵员、64%的陆军开支。这又影响到意大利的总体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其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二阶段：充当战略砝码时期（1915至1918年）
正是由于逐渐意识到实力不足，意大利逐渐转向一种新的战略，即利用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的对抗，以战略砝码的身份两面要价，谋求最大的利益分割。根据这个新战略，意大利虽然最初参加的是同盟国阵营，但在一战爆发后，却明智地选择了中立，直到协约国一方开出了更高的价码，意大利才转而在1915年5月对同盟国宣战。
就充当战略砝码本身而言，意大利确实抓住了当时的战略机遇。其最终抉择既不乏灵活性，也表现出了对战争趋势的明智判断。可是，两个认知失误和一个决策错误却导致严重的后果：
1、目的与资源的矛盾依然未能解决。如前所述，任何战略目的的制定都不能超越可用资源的支撑范畴。以此而言，借助于一战的机遇，意大利当然可以扮演一种战略性砝码，但其收益既受到“砝码”自身重量的制约，也受到运用砝码的方法的制约。事实证明，国家战略的运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绝非只是将这个砝码放到天秤的某一边这么简单。参加协约国阵营，固然是一个外交上的明智选择，也确保了意大利的最终胜利，但单纯的胜利没有意义，正如李德哈特强调的那样：“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即令这个所谓较好者，仅仅是就你自己的观念而言……假使你只是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
这就要求在战略施行的具体过程中，要能够灵活、理性地运用自身力量，以确保形式胜利稳步转化为实质收益。而现实的制约正在于，由于自身国力的局限性，无论意大利在一战中参加哪一方，都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贡献有限的情况下，注定了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转让也是有限的。而且，就算是协约国许诺的利益转让，最终能否确实得到，还要看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和贡献。
2、忽视了战争形态的变革。19世纪可谓一个军事变革频繁进行的世纪，具体到意大利这个个案上，有两点变革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战争的工业化总体战趋势日趋加强。其影响就是战争的持久化和巨大的消耗性。战争越来越是综合国力与战斗意志的持续性比拼。但是，意大利忽视了这一点，认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其二，陆战中防御性力量日益占据上风。这又是如下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战场火力的持续增强及其与堑壕、铁丝网的结合，在战术上加剧了防御性力量的优势。在拿破仑时代，士兵们使用的老式前装弹火枪发射丸型弹，且不能在雨天使用，射速缓慢（每分钟能打两发就不错了），射击精度极其糟糕。到了美国内战期间，步枪的射速、射程，尤其是射击精度，都有了很大的改良，与拿破仑时期相比，步兵在火力线内的冲锋距离已经被拉远了5倍以上，士兵也可以借助掩体做精确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老一套的刺刀冲锋已经失效（只有极个别情形下才会奏效）。这一时期，依靠内燃机为动力的装甲武器还没有诞生，进攻的难度可想而知。
（2）铁路与电报结合加强了作战层面的防御优势。因为火车不能离开轨道，而陆军可以而且必须自由越野运动。这就使得蒸汽载具只能用于战略用途，而无法在战术与战役层面有效推动会战胜利一方的追击和扩张战果。因为一旦脱离了铁路线，部队依然只能依靠原始的徒步行军与畜力运输来机动。与此同时，因为电报必须借助于固定的电报线，故而胜利方往往在快速越野机动中造成信息脱节。相反，防御一方却可以通过电报及时获知战果，并利用后方的铁路网调度兵力到新的战略性要点上，以抵消一次会战失利造成的恶果。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很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完全可以成为决定性胜利的会战，在南北战争期间只能成为又一次交锋的预告。所以，战争开始呈现持久消耗状态，一次会战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哪怕这场战争的规模非常惊人），重要的是交战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和将战争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比拼。
当战术性防御优势与作战层面的防御优势结合在一起后，就导致了一战中陆战防御优势的全面形成。在这个前提下，意大利受限于有限的综合国力，其战略选择可分为如下3个优劣等级：上策：置身事外，利用一战的良机自我发展，并以中立换取英法在某些利益上的让步。中策：担当非决定性的战略砝码，参战后，陆战以守势为主，乘机扩张海军，并以此有限贡献换取战后的有限利益转让。下策：追求成为决定性砝码，进而追求国势的大规模扩张。参战后，以陆战为主，且奉行攻势战略。
由于错误的国力定位，历史中的意大利恰恰选择的是下策，客观上等于是认为数量优势和意志力的结合可以抵消自身技术装备、兵员素质与组织制度的劣势，结果在大规模陆战中死伤惨重却收获甚微。
3、参战时机不当。意大利的参战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的奇袭，如果能够协调好军事资源，完全有可能同时对同盟国进行一次作战的奇袭，这多少可以弥补一下其自身的实力缺陷。可是，意大利参战时，正是西线已经陷入僵局、德奥联军在东线连战克捷之时。1915年6月，俄军被逐出加利西亚。9月底，俄军又丢失了波兰与立陶宛。而意大利由于战备不足，且过于保密，忽略了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协调，以至于其陆军总参谋长直到宣战前3周才得知本国即将参战，且对手不是法国而是奥匈。至于意海军，更不幸，直到陆军即将发起进攻的当天，海军总参谋长才被告知，针对奥匈帝国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将在本日子夜展开，此前海军刚刚组织了以法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一切使得意大利的参战完全未能挽救协约国在东线的溃败，其自身反而“很快成了英法不能不加以保卫的负担”。
综合上述3点，意大利虽然依靠正确的外交结盟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可这个胜利只能算作一个形式上的胜利。战争造成“50多万将士阵亡，60万被俘，100万负伤，其中45万人终身残疾”。 “3万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因战争伤残致死。仅在1914至1924年间，战争的财政代价就达约265亿里拉；随后1919至1924年间，与战争相关的花费还有108亿里拉”。意大利的经济结构也因战时的军火需求遭到扭曲，战争结束后，一方面是大量工人面临失业威胁，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扭曲的经济，潜在着原材料短缺、缺乏出口渠道的问题，又没有一个健康的国内市场支持”。与此同时，回乡的士兵则发现，“自己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别人飞黄腾达：不光是金融和工业投机商大发国难财，连有点野心的农民也趁此机会购置了很多土地”。
尽管德奥俄三大帝国瓦解造成大片权力真空，可精疲力竭的意大利已无力去填补。又由于战前许诺给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大多变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而英法美三国也都不希望意大利过度扩张，这使得意大利的实质收益极其有限。如此一来，战时付出巨大代价的意大利国民普遍不满足战后的利益分割，认为这是政府无能的结果，从而制造了长期的内部动乱，最终为法西斯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墨索里尼
第三阶段：争当大战仲裁者时期（1919至1939年）
在战后的动荡格局中，墨索里尼最终胜出，构建了一个法西斯化的意大利。在对外战略认知上，墨索里尼亦有其独到见地。早在1930年，他就意识到：“1936和1940年间，第二次欧洲战争必将爆发。必须强大起来，准备好迎接那一天。鉴于其地理和历史位置，如果意大利会知道如何保持独立，它就将成为这场巨大冲突的仲裁者……那一天意大利将真正伟大辉煌。”
可以说，墨索里尼对二战爆发的预见性确实惊人，其主张意大利保持中立以待时机的构想亦堪称合理，并且，此时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出现了两个有利于意大利的变量：其一，石油资源日趋重要，而地中海航线正是连贯中东产油区与欧洲工业地带的运输捷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巨型油轮产生之前，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航线的价值一直高于绕道好望角。其二，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且希特勒的战略主轴线在于西击法国、东灭苏联。意大利不仅再次偏离了冲突的主轴线，而且正好处在德国的南侧翼上，与英法的北非领地隔海相望，正足以构成左右逢源的筹码。
但是，墨索里尼的目的依然过于高远。他竟然幻想着在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的废墟上，由意大利来扮演终结战争的大战仲裁者！殊不知，就算列强皆已因新的大战而精疲力竭，意大利也还是不具备塑造并维持战后秩序的能力。也可以说，墨索里尼决定以担当“大战仲裁者”为意大利的战略目的时，就已经把其前面两个卓越见识的收获抵消殆尽。除非意大利能够利用新一轮大战爆发前的时间自我发展，实现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急剧提升，才有可能实现墨索里尼的战略构想。然而，事实却走向了反面——
首先，意大利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大的起色。“到1938年，意大利仍然只拥有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钢、生铁、铁矿石和煤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1%、1%、0.7%和0.1%，它的现代资源的能源消耗率比任何其他大国都低得多。”而且，“意大利仍然不得不依赖于肥料、煤、石油、废钢铁、橡胶、铜和其他必需原料的进口——其中80%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且不少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当1939年新一轮大战爆发时，意大利的银行储备已“减少到几乎等于零”的状态。
其次，由于错误的认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军事力量发展，步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之中。在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确实曾经产生过一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这就是空权派大师杜黑。但是，任何思想都不是完美的。尽管杜黑在促成独立空军出现及发展战略轰炸理论两方面作出了独创且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很少被提及的却是杜黑思想中的内在缺陷性。这个缺陷就是其整个思想都是建基在一个很快就被淘汰了的陆战模式基础上。经历了一战的洗礼后，杜黑终于深刻认清了战争的工业总体化趋势与陆战中防御性力量日趋占据优势这两大变革。关于前者，杜黑指出：“现今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使战争带有一种全民特性，即国家全体居民和全部资源都被吸入战争熔炉中。而且，既然社会肯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现在就能够预见到，未来战争在特性和范围上都将是总体的。”这就要求军事力量不仅要对抗地方的军事力量，而且要打击所有可能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资源，体现出来就是对敌方的纵深进行攻击。关于后者，杜黑也已认识到，一战不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且是一场防御占优的战争，原因在于“火器的新发展对防御一方比对进攻一方要有利得多”。结果就是，“进攻战斗从来没有像世界大战中那样困难而费钱”。
综合上述两点，要求军事变革者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不必首先突破敌军陆地上的坚固防线“就能进入它的远后方”。杜黑认为，只有独立的战略性空中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样得益于这种陆战的静态形式，空军的基地也是高度安全的，很难被陆海力量所摧毁，从而导致能够克制对方空权优势的最佳途径还是空中力量本身。
换言之，杜黑的空战制胜论与法国马奇诺防线一样，都是建基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即陆战形态不会发生本质的变革。遗憾的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20年，恰恰是陆战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20年。内燃机革命带来的装甲化、机械化浪潮，结合了新的无线电技术和空中力量之后，塑造了全新的战场时空概念与战争模式。由于杜黑过分注重战略轰炸与独立空战的价值，在强调战略层面陆海空联合制胜的同时，严重忽视了空中力量在作战与战术层面对陆战与海战的革命性影响，以致认为“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从而既忽略了空陆密接支援问题，也连带忽略了航空母舰的巨大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杜黑思想的严重缺陷所在。
空权派大师杜黑
不幸的是，日后的意大利空军正是亦步亦趋地效法杜黑模式，从而严重阻碍了陆空协调作战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海军航空兵尤其是舰载航空兵的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受到固有工业基础的束缚，意大利空军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一支具备战略威慑力的空军。而其陆上力量则更为落伍，始终未能跟上内燃机革命的新步伐。对此，北非战役期间曾任隆美尔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曾做过如下评述：“意军士兵与我们相比，很多方面都有差距，如武器装备及其他各种无法评估的因素。他们缺乏与敌军作战时所需的现代化武器。墨索里尼忽视了对军队的建设，意军缺乏对坦克、反坦克装备、火炮与防空武器的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军所使用的枪支，竟然大部分还是从1918年就已崩溃的奥匈帝国手中接收来的战利品。他们的无线电设备在机动时无法接收与发送信号。他们没有野战厨房，给养也不充足。他们的工厂缺乏必要的设备，难以为长期的战争供应军需品。”
在德国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意大利保持亲德的中立，可以牵制对方10个师的兵力。如果意大利参加反德联盟，德军只要5个师就可以将其击败。但是，如果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参战，反而要牵制德军20个师的兵力对其进行援助。不过，如果墨索里尼能够谨守他最初关于保持中立地位的构想，则他最终虽然无法实现充当“大战终结者”的国家战略目的，但至少可以保持国力的相对完整，并避免全面战败的厄运，甚至对其德国盟友的实际贡献也将更大。而问题在于，墨索里尼恰恰连这个底线也没有守住。
第四阶段：德国附庸时期（1940至1945年）
概括地讲，墨索里尼的认知错误在于：首先，过于乐观地判断了德军的胜利前景。其次，与一战前的决策层一样，墨索里尼同样认为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速决战。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墨索里尼一方面特别担心如不尽快参战就会失去分割利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严重忽略了自身的力量缺陷，以至于当海军将领忧心忡忡地提醒墨索里尼，海军只有大约180万吨的库存燃油，至多运转9个月时，墨索里尼却认为已经很多了。因为他坚信战争只会打3个月。所以，他强行命令海军将其中的30万吨燃油转让给空军和民用工业。事实上，战争打了39个月（这还没有计算意大利1943年倒戈后的20个月）。本来，海军估算每月至少需要燃油20万吨，但实际上一度每月只能限制使用2.4万吨。
这次行动充分暴露了意大利的军事缺陷，墨索里尼却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东非、北非与巴尔干全面扩张。扩张的结果是遭到连续惨败：其东非帝国土崩瓦解，巴尔干战场则全赖德军介入才转败为胜，北非战场也陷入依赖德军支撑的局面。
这样一来，意大利不仅丧失了战略选择自由，也失去了战争中的行动自由，变成了德国的一个附庸国。直到1943年，意大利内部才开始谋求改弦更张，但此时它已经不再具备和盟军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可是，由于意大利政府与军队的效能还是一贯的低，革新派的倒戈未能与盟军的攻势合拍。他们可以囚禁墨索里尼，但未能阻止德军继续越过阿尔卑斯山。当等得不耐烦的盟军单方面在广播中报道意大利倒戈的消息后，德军立即启动了早就准备好了的“轴心”计划，强行占领了意大利，并解除了意大利陆空军和部分海军的武装。当意大利国王和倒戈政府的要员们乘军舰仓皇逃离罗马时，新意大利只有海军。意大利的国运也随之跌入1870年以来的最低点。
战略反思
回顾1870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不难发现，意大利从完成统一到墨索里尼政权瓦解，虽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屡经变迁，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始终模糊不清、不切实际。
假设意大利能够对自身实力作出清醒认识，并对外部战略形势变迁及世界资源结构变迁保持密切关注，则以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基础，至少本该比弗朗哥的西班牙做得好，收获更多。
但是，由于前述错误，使得意大利未能成为南欧的西班牙，反而陷入灾难之中。倒是西班牙坚定而巧妙地避免了世界大战的旋涡，此后又借助于美苏冷战的大环境，周旋于列强之间，而且在民主国家环绕的情况下稳步发展经济，并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顺利融入欧洲大家庭之中。两相对比，意大利的失败就不能不说是“人谋不臧”了。（编辑：马瑛）
自“三十年战争”（编注：1618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后，不甘心再做鱼肉的普鲁士，励精图治，靠着高度的尚武精神、效率意识、专业素养，崛起于欧洲中部，一度成为列强之一。拿破仑在耶拿的辉煌胜利，短期内打断了普鲁士的发展，却引发新一轮的复兴狂潮。战败之后，普鲁士各阶层卧薪尝胆，在多个领域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德意志统一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一复兴努力的硕果。从这一刻起，德国有了领先世界的大学、工厂、军队，更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教师、工程师、军人和公职人员。可以说，德国已经具备了成为主导性强国的一切基础，但唯独缺少一个稳定的上层建筑：国家战略。这个缺陷，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命门，也构成今日我们反思二战中德国国家战略的历史起点。
德意志的战略贫血症
历史上，德意志可以说深受战略贫血症之困。
“三十年战争”本是因为宗教纠纷而起，故而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作为虔诚天主教信徒的法国首相黎塞留，首先将法兰西的荣耀与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他大胆与异教徒结盟，先是支持低地国家的新教叛乱势力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而引入同样是新教强权的瑞典杀入中欧，甚至他还联合了遥远的土耳其人。待到各参战国大都精疲力尽之时，黎塞留这才将欧洲带入战场，坐收红利。而此时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早已被打成一片焦土。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战后，这个中心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日后更进一步转移到海峡另一岸的伦敦。德意志各邦不仅失去了金融中心的位置，其人口、农业、商业与制造业也损失惨重。战前，巴伐利亚是德意志最近代化、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邦。战后，其人口锐减一半，经济恢复也步履蹒跚。直到1760年，该邦的耕地面积还没有恢复到1616年的水平。
相反，黎塞留不仅给法国留下丰厚的战略遗产，而且初步形成了之后奉行了数百年的对德战略：坚决阻止一个统一德国的出现。这个战略得到其后继者的充分领会，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世，法国始终是阻挠普鲁士统一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列强，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抑或同样属于广义上的德意志范畴的奥地利，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德国。这种战略层面的掣肘，在维也纳会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地利代表梅特涅和法国代表塔列朗均意识到，普、俄将成为未来欧洲动荡的关键因素。所以，二人达成妥协，并获得英国的潜在支持，对战败国法国采取宽大政策，甚至协助法国重新成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同为战胜国的普、俄处处限制，竭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努力将俄国力量导向维持正统君主制稳定。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保持一段长久和平，关键即在于上述远见卓识和巧妙安排。而一场和会，居然由战胜国中最弱一方的代表和战败国的代表共定指针，堪称外交史上的一大传奇。
对普鲁士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面子漂亮、里子糟糕的结局，德意志的统一因此被延后近60年之久。而要粉碎这个严重束缚普鲁士发展、德意志统一的维也纳体系，就必须拿出更高明的战略对策。
德意志国家战略的设计者俾斯麦
被世人误读的铁血
在普鲁士的军政精英中，俾斯麦可谓一个异数。
由于历史上一再沦为列强的战场，普鲁士转而奉行铁血主义，以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与此同时，往往被后人忽视的是，哲学革命和极端的理想主义思潮一起发轫于广义的德意志土地上。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撕扯下，普鲁士始终无法立足现实，形成有效的国家战略设计。
俾斯麦的出类拔萃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乌托邦不能成事，决定国际政治现实的是铁与血，而非多数票。但在现实主义阵营中，俾斯麦又清醒地知道，铁血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味用强，恰恰欲速则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变成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
俾斯麦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不断做着两面工作：对乌托邦主义者，他不断强调手段的重要性；对现实主义者，则不断强调手段的局限性。在国内政治中，他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是弥合国会政治与皇室政治、保守派和激进派鸿沟的策略大师。在国际政治中，他被历史证明是举世无双的战略巨人。
俾斯麦早就看透了维也纳体系的中看不中用，但他更深知，正所谓“道固委蛇”，如普鲁士直接出面挑战这个体系，必然遭到列强的围堵。而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志大才疏，只看到维也纳和会中法国是战败一方这个表面事实，急于打破该体系，却忘记了这样做只能是给普鲁士松绑。因而，俾斯麦决定助推拿破仑三世挑战旧体系的行为，亦步亦趋地暗中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在每一次冲突中，俾斯麦都巧用外交谋略，确保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作战，同时让敌人多线迎战。在普丹战争中，是普鲁士、奥地利联手打击孤立的丹麦；在普奥战争中，是普鲁士与意大利联手打击孤立的奥地利；在普法战争中，是普鲁士率领德意志各邦迎战孤立无援的法兰西。
三战三胜的辉煌与铁血演讲的豪迈，就此成为永恒的传奇。德皇老威廉对罗恩、老毛奇、俾斯麦的评价，颇令人想起汉高祖之论“兴汉三杰”：“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德意志国家战略的设计者俾斯麦
瓦尔特·戈利茨则将俾斯麦与老毛奇分别赞誉为，“天才的国家领导”和“天才的军事统帅”。二人的“搭档组合”，“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上天为普鲁士向一个新的强大德意志帝国迈进过程中特意安排的”。
不同的是，老毛奇在成功之前已有参谋总部这一制度的存在，俾斯麦则全无依凭。从个人功业上讲，俾斯麦更胜老毛奇，但从后继发展上讲，则远不如老毛奇。故而，此后的德国，始终在军事上保持强大战斗力，却往往不知该如何挥舞这把利剑。对此，基辛格有很精辟的总结：“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政体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了德国二十世纪的悲剧伏笔。”
这个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德国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共同悲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人，总是梦想着上天再赐予德意志一个俾斯麦，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俾斯麦的思想，也从未努力去建设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
一战后，王纲解纽的德意志沦为街头政治和大众运动的战场，德国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的传统缺陷被进一步放大。让后人惊呼的是，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德国居然真的又来了一个俾斯麦。令德国人深思的则是，当这个弥赛亚步入尘世时，躁动的大众居然视若无睹，反而争相将之钉上道德的十字架。
这个不幸的战略大师就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一战后，德国缺乏制度化国家战略的传统缺陷被进一步放大）
战败送来的战略机遇
如果说，维也纳和会及维也纳体系对普鲁士是面子光鲜、里子糟糕，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之于新德国，则正相反。
表面上看，德国在一战中沦为战败国，在战后和平安排中受尽屈辱。但是，更深一层看，就会发现，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在中、东欧出现了大批新生小国，形成了有利于德国施加影响力的权力真空。《凡尔赛条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战略态势。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看来，一战的代价如此巨大，理应有一个匹配的结果。于是，其定下了巴黎和会的基本理念：缔造永久和平，消解过往的一切仇怨，并开启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可是，在现实实施时，威尔逊发现，很多理想难以落实，结果就是一场混乱的争吵和糟糕至极的妥协。其中，民族自决问题成了一个重要的隐患所在。
鉴于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的特殊属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少数族裔历史悠久的扩张与控制，威尔逊主张新的欧洲地图应该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重新划定。他坚信，只要民族的诉求得到解决，就不会有新的萨拉热窝枪声，也不会有新的世界大战。
（巴黎和会在客观地缘环境上为德国的扩张全面松绑）
可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残酷的断裂。首先，欧洲民族的混居状况极其严重，如何转化为明晰的主权边界，很快就成了一个全无定论的难题。其次，在统一之初，德国就面临“大德国”和“小德国”的选择。所谓“大德国”，指的是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大统一，而“小德国”则是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小统一。出于现实政治的多方权衡，俾斯麦最终选择了“小德国”路线。这样的安排，对德国、奥地利和欧洲都有好处。对德国而言，这样做避免了过度扩张，从而有效地将阻碍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力量逐个击破。对奥地利而言，则避免了沦为普鲁士的附属省。之后，奥地利向东发展，化身为独特的奥匈二元化帝国（两个政府、两个议会，但共同服从一个皇帝的领导），德国则扮演奥、俄之间的纠纷仲裁者，从而维持了欧洲和平。
但是，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却意味着战败的德国反而可以由传统的“小德国”变成一个“大德意志”，德国的总体实力不降反增。这是法国绝对无法接受的。而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又不容动摇，结果就是在和约中绝口不提反对德奥合并，但宣称若德奥合并，就必须得到国联所有会员国的一致同意——法国毫无疑问不会投赞成票，从而客观上封堵了德奥和平合并之途，又在纸面上保留了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这为日后德国翻盘留下了一个有力的反击把柄。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东欧。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以及对原德国领土的部分肢解，在传统三大帝国的边界上，一夜之间冒出大量的新兴小国。这些小国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满了民族冲突与领土纠纷。由于力量的匮乏，这些国家无法发挥理想中的“东方哨兵”任务，反而成为德俄扩张的真空地带。考虑到上世纪20年代俄国持续衰弱、法国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详见苏联篇与法国篇），德国等于因一战而在东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
更令胜利者尴尬的还是一战本身的戛然而止。一战对英法而言，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惨胜，德国却巧妙地规避了本土决战。也可以说，巴黎和会在精神上深深羞辱了德国，却在客观地缘环境上为德国的扩张全面松绑，为之提供了自1870年统一以来最佳的和平扩张机会。当然，巴黎和会的巨额战争赔款、严厉的军备限制、部分国土的丧失，以及德奥合并暂时被阻止，都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性难题。可是，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而且不是不可以和平解决的。
如果说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当普鲁士大众仍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虚假胜利记忆中时，俾斯麦已明确了维也纳体系必须摧毁的目标，且找到了实现的方法，施特雷泽曼的伟大则在于，当德国大众无不对一战结局咬牙切齿之际，他已看出了凡尔赛体系的存在价值，并同样找到一条新的复兴大道。
（英、法、德、意、比、波、捷7国代表签署《洛迦诺公约》 ）
和平的最大获益者
经历一战的惨痛教训，施特雷泽曼由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血青年，转型成为一个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他先是以总理的身份收拾残局，靠惊人的理性和卓越的手腕，成功解决了鲁尔危机，继而又连续6年担任外交部长，一步步缓和德国与各大战胜国的关系。
施特雷泽曼巧妙地运用手中并不多的资源。
1.第一张牌是美国。通过将欧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国引入欧洲事务，不仅有助于抵消法国等战胜国对德国的偏见，还能从美国得到紧急复苏的助力。
2.注重从苏联这个新兴国家借力。在当时，这样做的最大困难在于，合作的尺度与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苏德联盟，必然导致德国被西方世界集体孤立。所以，施特雷泽曼的目的绝非在苏德联合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而是适度合作，进而转化为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交涉的筹码——当时英国对苏联的扩张最为恐惧，从而形成一种以德苏关系推动德英关系改善的策略。
3.建设一种全新的法德关系。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却是必须走的一步。从消极的作用上讲，只有法德关系改善，才能避免再次发生鲁尔危机及更可怕的类似事件，才能安然渡过法国的优势时期。如果德国的目的只是韬光养晦，等到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再度走军国扩张的道路，大可到此为止，但是，施特雷泽曼却另有积极方面的考虑，即通过深层建构新型德法关系，不仅为德国找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还为欧洲真正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找到一条出路。
4.通过前述2、3两方面的努力，逐步瓦解以德国为假想敌的英法同盟。
5.在前述基础上，不动声色地经略东欧，伺机和平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从而最终通过对东欧的影响，奠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
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一起启动了著名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而在于初步形成了德、美间的合作关系。此举平衡了欧洲邻国的压力，也让德国获得了经济复苏的推力。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与英、法、俄等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施特雷泽曼遇到了堪称一时瑜亮的白里安。1925年再度出任法国外长的白里安，是施特雷泽曼晚年最大的对手，同时又是最大的知音。在二人主持外交事务的时代，是德、法力量对比渐趋接近的时期，又是一个即将走向未知拐点的时期。法国要竭尽全力在自己的优势消失前解决德国威胁，德国则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形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新德、法关系，还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再来一次施利芬式的突袭。最终，施特雷泽曼选择了前者。这不是空喊和平口号的乌托邦，也不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是一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一种建设性的权力政治。
（左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现场外 ）
1925年，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围绕德国的未来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一次铺垫性的三方会谈，初步达成了德国以永远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换来英、法等国对德国西部边疆的永久性承认，并且允许德国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恢复大国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7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国际会议，最终签署了著名的《洛迦诺公约》。德国得到了重返国联的机会，而且是在推卸掉了共同对付苏联的联盟负担的前提下，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英、法希望德国能够承诺，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德国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对施特雷泽曼而言，苏联是他手中不多的几张牌之一，在他的目的还远未实现的时候，他是不会先放弃这张牌的。就在洛迦诺会议召开的当月，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
1926 年4 月24 日，德国与苏联又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增强了德国与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9 月，德国在坚持保留对苏条款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了国联理事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1928年，施特雷泽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
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杨格共同制订了“杨格计划”，再次修订了赔款进度表，并进一步深化了德、美间的多方位合作。同样是在这一年（1929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开始探讨建立一个欧盟的可能性，进而展示了一个新欧洲的愿景。
短短10年内，能将战略大势逆转至此，对一个战败国而言，堪称奇迹。也可以说，从战略理性上，德国理应是最不应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只可惜，自命伟大的德国人民却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了两次！
大师的悲哀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虽然得到了外国对手的尊重和理解，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国内政客和大众的理解。他成功处理鲁尔危机的结果是被国人当作窝囊废，只当了103天总理的他被赶下台。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部长任内的举措，也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降低了德国的损失，最大幅度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但仍被国内舆论指责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与美国的合作使德国受益匪浅。在“道威斯计划”启动后的5年内，德国支付了10亿美元的赔款，却得到20亿美元的贷款，日后的“杨格计划”则带来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是，激进主义者却把“杨格计划”当成靶子，肆意发泄非理性的不满。
德国通过承认阿尔萨斯-洛林的现状，换来西部疆域的安全，同时保留了修正东部国界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日后的激进主义者却利用这一点，急不可耐要对波兰动武。
同样重要的收获还在于赢得了时间，使得塞克特的重整军备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以当时法德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法国陆军随时能轻易扼杀德国这种企图。问题是，法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待到德国重整军备成功后，如果继续按照施特雷泽曼的道路前进，无疑会有更大收获。可惜，德国并没有如此选择。
此时的德国人毫无惋惜之意，他们自以为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狂人登场
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个才华横溢的怪才。他对人性有一种独特的把握，尤其善于运用现代传媒，组织大型集会。他是天才的头脑风暴发起者，是20世纪搞全民公投的超级高手。若移时易地，他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营销大师和广告巨匠，还有可能因其大众理念而在汽车工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并未看清自己的长处。他居然幻想着通过暴力革命来武装夺权，于是有了啤酒馆暴动的闹剧。经过这次挫折后，希特勒痛定思痛，决定通过操控选举来和平夺权。事实证明，这才是希特勒的长技。他以魏玛共和国与凡尔赛体系的双重掘墓人自居，立志内反共和、外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这彻底迎合了德国大众的躁动心态。靠了高明的宣传和煽动，希特勒终于在不成熟的民意基础和不健全的国家制度上，一路走上权力巅峰。在国内，希特勒被看作国家救星。在国际上，希特勒又被看成是唯一能驾驭德军和德国大众的政治能人。在英法高层，不乏这样的认识：如果不与希特勒合作，德国就会重新秩序大乱，大乱的结果是，假如德国向左转，就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如向右转，又会成为一个左右开弓的战争策源地。相反，如果让希特勒控制局面，退可维持德国稳定，进可祸水东引，让苏德互耗。这种错觉赋予了希特勒巨大的战略优势。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希特勒就开始站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遗产上，挥舞民意大棒，对内煽动，对外讹诈。
然而，希特勒虽是一个天才的战术家，但却是一个拙劣的战略家（尤其拙于国家战略）。他的优点固然鲜明，其缺陷也过于极端。希特勒在回忆往事时习惯将早先生活描绘得一片灰暗，自命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大师。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其早期纳税记录的调阅，发现希特勒在维也纳当自由画师时，日子过得并不灰暗。其作品销路颇佳，收入亦足供其维持体面生活。换言之，他的所谓“人生不幸”，一半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半则是他撰写《我的奋斗》时人为杜撰“包装”出来的。这就揭示了希特勒的另一个特点：自哀自怜，潜意识中充满了不安全感与愤世嫉俗。
同时，心灵扭曲的希特勒又是一个洞悉人性缺陷的高手。他善于心理战，精于不战而胜。这是一个优点，但当他过于依赖这一点，并按宣传家的思路发展军事力量时，就不免变优点为缺点了。希特勒曾经被很多人认为对军事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源自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的一段颇值得推敲的记录。
时间是在1934年初，地点是库姆斯多夫，德国陆军兵器局组织了一个武器发展状况展示会。古德里安用半小时时间向新总理希特勒展示了一支袖珍机械化部队——一个摩托化步兵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排、一个重型装甲侦察排。希特勒反复大叫：“我有了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古德里安将此“善意”地理解为希特勒对他的事业的支持。这个故事因而被无数次转引，以佐证希特勒在军事领域的过人之处。
但是，严谨的史学家经过多方论证，揭穿了其虚假性。英国著名军事史家麦克塞精辟地指出，当希特勒在库姆斯多夫大喊大叫时，站在他身边的是戈林，排在军备资源分配第一优先位置的是其领导下的空军。此后，希特勒既没有就陆军的内燃机革命发表什么高论，也没有采取什么明显的政策倾斜发展这个新兵种。“更可能的是，他见到的是一支能够在他玩弄权力政治的威胁时，增加戏剧化效果的武力。结果装甲兵部队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特别优先的地位。”当初，在三军统帅部负责经济与兵工部门工作的托马将军回忆：“直到1937年，希特勒还从未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但他相信凭着快速再武装以虚张声势，他可以靠和平手段达到他的目标……希特勒认为拥有大量重型火炮、机械化武器和战防武器非常重要。装甲车的重要性直到波兰战役胜利时才得到承认。”
以色列军事名家克勒维尔德，则从后勤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纳粹党一贯对汽车极感兴趣，在他们的集会、检阅和示威游行中大量使用汽车……从德国陆军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负责补给与运输的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是既可喜，又可虑的。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在这个方面，如同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毫不重视行政上深入细致的安排，也没有耐性来实行长期的计划。而只有实行长期的计划，他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支均衡发展的摩托化军队。他所追求的是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且急于求成。因此，他渴望能够两全其美：既要装点门面，引人注目，又要在战术上得到好处……”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此种好大喜功、注重形式的心态最为了解。当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展战略轰炸机时，他坦率地说：“元首并不关心我们有多大的飞机，而只关心我们有多少架飞机。”
至于希特勒为什么对古德里安一再破格提拔，关键在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一样，属于有争议的非主流军人，对急于打压主流军官团势力的希特勒来说，提拔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划算的。至于这两人在大战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古德里安及其装甲兵的表现，则是希特勒没有料到的。当德波战争北战场的走廊战役结束，希特勒得知战场上的波军死尸和毁弃装备是装甲部队的战果时，第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而更震撼他的还是装甲部队微弱的伤亡。当1940年西线战役开打后，他已经知道要集中装甲力量于主攻方向，但究竟这些铁盒子能发挥何等威力，他与英法领导人一样心中无数。所以，他才会被德国装甲兵的迅猛深入搅扰得坐立不安，从而在敦刻尔克犯下紧急叫停的错误。此后，他又忽然跳向另一个极端，视装甲部队为包治百病的良药，等于用兵种战术替代了军事战略，又用军事战略替代了国家战略，最终形成了德国装甲兵的传奇，却也注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事后看来，希特勒这种奇特的军备观念，确实在短期内赋予他极大的威慑、恐吓能力，同时也严重损伤了德国的长期战争能力。在武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过于追求军备的数量，无异于一种资源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军队的后劲会越来越差。而希特勒的“高贵的雅利安女人不应该去军工厂工作”的想法，严重影响了德国的人力资源分配。与此相对，同盟国阵营大量使用女性劳动力生产军用飞机。
不过，假如没有二战，希特勒的这种缺陷就会被掩饰住，他可以不断地用自己的虚张声势和威慑敲诈来不战而胜。于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二战还是爆发了。
虎头蛇尾
很多人喜欢到《我的奋斗》中探寻希特勒的战略宏图，但众多的档案、备忘录证明，这本书更多的是希特勒对内煽动、对外恐吓的宣传品。在希特勒心中，另有一个更“高明”的国家战略计划。
希特勒冷静反思了一战中德国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教训，也深入学习了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的外交策略。他的基本计划是，尽量以和平扩张的形式实现德国的再崛起，最终目标是形成如下3个同心圆：大德意志（德奥合并、肢解捷克、收回默默尔港和波兰走廊）、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盟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其中，两个外部圈层的国家，在一战中除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处于德国的敌对阵营，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而这个列强俱乐部长期只有7个成员。这就意味着，希特勒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德国获得远胜过一战前的战略态势，并在列强俱乐部内形成四对三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剩余三国（法苏美）并非铁板一块，且法国处在衰落状态，则德国的战略地位尤其牢固。
在此后的数年内，希特勒几乎完成了这个计划。他与意大利、日本结成同盟，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变成仆从国，并最终武力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其最后的临门一脚，即在于能否形成英德同盟。
到了同年10月，法国终于忍不住表态无法接受希特勒先生的建议，后者立即以此为借口，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前德国政府之所以加入国际联盟是希望并相信这样能使德国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尤其是可以与过去的敌人真正和平相处……战争不可能是人类的永久状态，和平不可能是战争的永远持续。胜负双方终于必须重建谅解和互信。德国人民已经等待十五年之久，但凡尔赛条约的目的似乎不是要给予人类以持久的和平，而是要使人类保持永恒的仇恨。”
不过，希特勒这次同样追加了一个“但书”——如此重大的决策，他不会独裁决之，要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投票日期选在11月12日，它的前一天是一战终战日，也是德国战败日和一战阵亡者慰灵日。结果不出所料，96%的选民参与了投票，95%的选票支持希特勒的决定。这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政治公关行动。希特勒始终维持了自己的和平形象，并巧妙利用了大众情绪和现代传媒，为日后的不流血扩张奠定了基础。
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继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后，希特勒或许真的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战略家。可惜，希特勒高度缺乏战略理性，认为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敌友的认定，则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不讲求战略准则与国际政治原理。
从德奥合并到慕尼黑会议，英国对希特勒一再让步，无外乎是希望能安抚德国内部对凡尔赛体系的仇恨，同时促成德苏火并的格局。但是，希特勒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帝国大业，不免犯下欲速则不达的错误。他口口声声说，他对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是最后的领土诉求，却在和约墨迹未干之际肢解捷克的残躯，又从立陶宛割取默默尔港，此外，摆出武力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架势。这种做法等于是罔顾信用，疯狂套现。其手中的现金固然一路暴涨，但他的信用指数直线下跌。当德波关系恶化之际，无论是张伯伦还是丘吉尔，都不会再考虑英德同盟的可能性。相反，人们终于发现，元首才是最大的战争狂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想不流血地解决波兰走廊问题已毫无可能，且这场战争不可能限制在德波之间，必然牵涉到诸大国。这个时候的希特勒，俨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再次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大战之中，还是悬崖勒马，徐图缓进？最终，希特勒选择了在大战的断崖前纵身一跃。
走向毁灭
这个时候，唯一能阻止第三帝国彻底毁灭的保险栓在于，德国应与英苏的任一方保持友好关系。
如前所述，希特勒深知英德同盟的重要性，但英德同盟只是一个愿景，战略家不仅要诉诸目的，更要形成手段，希特勒始终没有找到将之实现的坦途。
在最佳不可能实现时，次佳就是最佳。这个次佳方案就是苏德同盟。德国的位置决定了其选择：或者不惜代价追求英德同盟，或者不惜代价维护苏德同盟，绝不能同时对英苏开战，否则必将再度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给美国这个区外大国以充分介入的战略机遇。
当然，维持苏德同盟的代价是巨大的，等于是希特勒独力抗击英法美西方阵营，让苏联得以一步步地摘桃子。但与最终的彻底毁灭相比，总还不失为一个次佳的选择。更何况，一旦德国的技术、地理位置，与俄国的人口、广大空间结合在一起，全球战略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历史上，普鲁士与俄罗斯就靠着此种特殊友谊，逐步崛起。现在，希特勒如能旧梦重温，仍有可能让英美如坐针毡。但是，苏联和德国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等方面差异太大。二者的稳固合作，短期内只能建立在领导人的战略理性和政治互信之上，长期则要诉诸于二者的文化传统和结盟历史。历史证明，斯大林有足够的理性和战略眼光。希特勒貌似也有，事实证明没有。
希特勒的思想深处，杂糅了反共产主义、反劣等民族、反金融资本主义的奇特元素。这使得希特勒对美苏带有先天的歧视和痛恨。当英德同盟最终不可避免地变成与苏联结盟而被迫不断付出巨大代价时，希特勒就丧失了战略家的理性。假如他能理性明了“任何牺牲都应在所不惜”是一个准则，如果不能用于英德同盟，则必须用于苏德同盟的话，历史必将走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
相反，斯大林之所以不相信希特勒在攻英不下之际会突然袭击苏联，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任何大国战略决策者的基本水准，也不符合苏德两国的共同利益。可是，元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骨子里倾向不按牌理出牌。当“巴巴罗萨计划”启动之际，丘吉尔为之亢奋异常，斯大林为之茫然若失，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收紧对日绞索，日本则不知所措。
面对东线战争的启动，无论是古德里安这样的将领，还是像戈林这样的纳粹党内二号人物，抑或是普通德国百姓，都隐约感到一丝不祥。但是，急速转动的车轮早就剥夺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德国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机构，能够扮演国家战略的刹车器角色。人类有史以来最精良的一部陆上战争机器，呼啸着冲向辽阔的东方战线，最终在三大强国的两线夹击中彻底解体。
从春风得意的鲜花进军，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第三帝国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希特勒曾经幻想着构建一个千年帝国，最终却给德意志增加一个新的百年巨痛。如果说从啤酒馆政变到德奥合并，是希特勒自我超越的升华，从肢解捷克到地堡自杀，又画下了一条急速堕落的曲线。帝国大厦的废墟上，回荡着历史的耳语：国家战略攸关一国国运。即便强如德国，失去了稳定的制度化战略传统，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行非其道则国危，用非其人则道亡。古今一贯，中西莫外。
在二战前的列强俱乐部中，日本是唯一一个非欧美、非白种人国家成员。同时，在二战前的东亚各国中，它又是第一个认清世界大势，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国家。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已经开始有人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形成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明确了利益线和主权线相辅相成的地缘政策。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却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这个漏洞从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二战中将日本引入灾难的深渊。
近代国家战略的变与不变
对欧美列强而言，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这种延续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结盟关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变革的一脉相承上。但是，对日本而言，二战与一战却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一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不同则在于，正如笔者在本系列《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意大利篇》中已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在一战前是德奥阵营的一员，开战后临机反水，加入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意大利本想再次成为一个战略砝码，但判断错误，越陷越深，最终被迫沦为德国的附庸。正是这种追求成为战略砝码、待价而沽的策略，形成了意大利的战时行为与战前行为的巨大反差。
日本则不然。一战前，日本是以日英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日本以德日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加入的是轴心国阵营。其战前规划和战时行动有高度的连贯性。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尺度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来，日英友好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支柱，而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则是希特勒崛起后的突发性事件。
不过，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审视这个转变，就会发现这变的背后恰恰是不变。
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如下认识的基础上：日本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匮乏、生产力滞后、社会结构落伍的后发国家。日本应本着“借力”原则奉行“搭车”战略，竭力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代理人，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成功地扫除了地区内的竞争者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标志着日本对地区外竞争者的胜利。再加上一战中对德宣战带来的巨大收益，日本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五强之一，其海军力量更入围世界三甲之列，标志着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巨大胜利。
但是，大英帝国在一战后步入了衰落期。德国虽然蒙受了一战的惨败，却在战后迅速实现了国家复兴。同时，美国竭力促成了日英同盟的终结（本系列美国篇会有具体阐述）。就此，日本军政界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大英帝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的时代里，德国将称雄欧洲，甚至称霸世界。但是，德国归根结底是一个陆权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很难像大英帝国那样迅速制霸七海，却很容易动摇欧洲列强的根基。既然如此，日本何不追随德国，充分利用德国崛起的机会，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呢？
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日本对强弱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从结局上看，日本的赌注显而易见地押错了方向。但是，跳开倒看历史的后见之明，要说清日本在二战中的大战略失误，却并不简单。
日本的判断可以说是一正一误。正确在于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判断，以及其对德国再崛起必然进一步削弱老牌殖民国家，从而为日本释放扩张机会的判断。错误则在于对德国国力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丧失了大局观：德国固然在崛起，苏联和美国也在崛起。伴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再加上其盟友法国的连带性衰落，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高度无序的状态。德、日、苏、美四强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中间还夹着一个不自量力想四两拨千斤的意大利，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但仍保留着相当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可以独自完成排除竞争者、取大英帝国而代之的历史霸权更替。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具备可以独自完成辅佐大英帝国击退挑战，进而完成霸权禅让的能力。不过，只要联盟得当，前述两个任务都有可能完成。则左袒还是右袒（编注：见于《史记·吕后纪》，左右袒，即裸露出左右臂。露左臂表示支持某一方，露右臂表示支持另一方）将决定与谁联盟，与谁结盟又将直接影响胜负结果。
这就意味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二战，其胜负恰恰不是由单纯的军事战略和技战术决定的，而是受国家战略的深刻影响。既然日本从甲午到一战，始终保持了国家战略的成功运作，按理说，其在二战中的表现应当不至于太过糟糕。可是，实际上恰恰形成了“明治的辉煌”与“昭和的迷乱”的巨大反差。究其因，其实早在明治的辉煌中，就已经埋下了昭和迷乱的因子。
明治天皇
“国务”与“统帅”的对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编制和兵力规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决定。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统帅权独立”传统，等于是将军事体系和文治政府列为平行关系。同时，作为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明治宪法又将天皇进行了“虚君”化的处理，使得天皇并不直接治理国政，其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只表态，并不直接进行前台运作。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了文治政府的决策范围。
即便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全球性战国时代，也不应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教诲：战争永远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脱离了目的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克里蒙梭又说：“战争是如此重要，决不能任由军人决定。”日本的认知错误就在于，过于强调了军事斗争的内在逻辑，忽视了驾驭军事斗争的政治逻辑，从而造成了军略凌驾于政略之上的态势，进而埋下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伏笔。
在明治时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在这些人身上，还看不到文武对立的严重痕迹，但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陆军总参谋部全力推动战争前进，事先不仅未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甚至没有与海军进行协商。大本营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后只有依靠其与天皇的特殊关系破格列席大本营会议，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缘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
伊藤博文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要员大多有军方背景，且威望足以与军方要员匹敌，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统御文武两大系统，从而进一步掩饰了日本制度设计的缺陷。进入后明治时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且深远的变化。大正天皇长期为病痛所折磨，昭和天皇则性格柔弱，都无法再像其明治先祖那样积极有效地统御军政体系。同时，从社会构成的角度上看，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化，传统的一套“四民（士农工商）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在新时代，不仅人人可以有姓，而且人人可以自由择业，无须再受限于血统出身。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造成文武人员之间的壁垒越来越森严，有威望的文治领袖则越来越少。不仅如此，日本长期奉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现役军官制度，只要二者中有一个辞职，而其所属军种拒不提供后继人选，内阁就要垮台。不知不觉间，内阁逐渐沦落成军队的行政、财政事务办公室，日本俨然形成军队拥有国家的态势。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以俄、法、美三国为假想敌，制定《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前者决定日本的假想敌和所需兵力，后者则规定具体的作战内容。其制定过程非常值得注意。最初由陆海军的最高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协商制定初稿，继而分别与各自的最高军政长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协商，待军令、军政机构及陆海军之间达成一致后，将修订稿上奏天皇御览，天皇再转交内阁总理大臣，由后者向天皇面陈行政、财政上的问题。然后，天皇再将计划书和意见书一起交给元帅府（由陆海军中的元老组成的直属天皇的军事顾问团）阅览。最后，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在元帅府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在这个流程中，内阁对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明治时代，全赖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的两面努力，但此后则人亡政息。相反，军队则高调介入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形成了霞关外交（霞关为日本外务省所在地）与军人外交相对立的格局。一战后，文官系统内部有人提出建议，建立直属内阁的中央级情报局，统一外务省、陆海军、大藏省情报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是，时任首相的原敬却无奈地说：“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方案。”“陆军军阀、海军军阀都非常任性，要统一他们的情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身为总理大臣，也无能为力，很伤脑筋。这个方案中的情报局长不知谁来当，我看也干不了三天。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外务省设立强大的情报部，大力进行情报搜集、交换、公布等活动，这个办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这样办吧！”于是，外务省成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陆军则抢在外务省情报部活动前，又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班子，等于将手又直接伸向舆论操练领域，进一步剥蚀内阁的权限范围。
不过，正是在原敬任期内，原敬及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洞察了此中弊端，出于更好地对外扩张的目的，二人决定联手改变现状，推行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原敬以殖民地改革来投石问路，变宪兵制度为警察制度，并打破只有军人才能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的垄断，逐步扩大政府的权限。其最终目的在于打破统帅权独立，形成国务对军事的统御。这就等于要在天皇与军队之间插入政府，由文治长官代表天皇管理军队。这个举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还是被激进势力所察觉，从而发生了原敬被刺的戏剧性事件。原敬死后，田中义一孤掌难鸣，日本唯一的一次政体改革于是宣告失败。在狐假虎威的统帅权面前，“国务”不得不继续扮演家仆、婢女的身份。
矛盾重重的陆海军
一旦改革失败，反改革势力就会反攻倒算，不仅改革成果被剥夺，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反向波动。
如上所述，原敬内阁让文官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本来是一个打压军部势力的举措。可是，由于其改革在最关键的一点——消除统帅权独立——失败了，从而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海外驻军援引统帅权独立原则，不仅不把文官系统放在眼里，连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视前者如草芥。结果就是，情势变得更加混乱。
受此影响，日本军队内部的一个优点开始迅速转变成缺点。
这个优点就是，日本陆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就实现了军政、军令系统的独立，这一点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助力极大（详见《复盘甲午》一书《军事转型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由于国务统帅地位的丧失和国家战略的缺位，使得政略、军略之间的分裂迅速扩展到军略内部。这种分裂先是体现为陆海军的对立，继而又形成各自内部军政、军令系统间，军政、军令系统内部各部各课间，以及中央部门和海外现地驻军之间的对立日深，终成盘根错节、互相掣肘之局。
甲午战争
和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日本军队也跳不出军种藩篱的通病。如果有正确且强有力的国务领导，这个藩篱可以激发军种间的良性竞争。反之，则往往成为内耗的起点。日本陆海军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注脚。
明治初年，日本效法同为岛国的大英帝国，以“海陆军”为标准军政用语，俨然是想扮演远东英吉利的角色。但很快日本高层就意识到，时代大势已发生剧变。日本虽然与英国一样，都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巨大岛国，但是，在经历数百年的大洋角逐之后，海外殖民地基本上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日本已不可能再机械复制大英帝国的成功道路。相反，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铁路与煤钢复合体经济的结合，宣告了陆权的复兴，而清王朝的战略无能刺激了日本的西进之梦。明治精英终于认清一个事实，如日本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衰落期置帝国根基于东亚大陆之上，则历史留给日本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
于是，自明治5年（1872年）2月28日起，日本就抛弃了学自英国的“海陆军”官方用语，而改用“陆海军”。明治19年（1886年）3月18日，日本又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总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明治22年（1889年）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的明治26年（1893年），日本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军令部两峰并峙的格局。这显然不利于战争中的一元化指挥。弥补的方法是设立战时大本营，由陆军参谋总长出任实际上的战时总参谋长。这个做法在甲午战争中维持了军事行动的一元化领导，却不能确保和平时期维持陆海军协同一致的军令指挥。战后，海军对陆军的指手画脚非常不满，进一步谋求独立性，以至于修改了大本营条令，使得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于平行关系，均直接向天皇负责。这就使得战时的一元化指挥亦付诸阙如。
进入大正、昭和时代后，陆海军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取预算，陆军始终坚持以与俄国进行大规模陆战的标准扩军，海军则始终坚持以与美国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标准扩军。与此相对应，在国家战略上，陆军主张北进，先经略满蒙，再彻底击败苏联的远东势力，建帝国雄基于东亚大陆之上。海军则主张南进，伺机夺取关岛和菲律宾，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实现帝国发展的自给自足。站在日本帝国的立场上，二者可谓各有道理，但国家战略强调次序和资源分配，注重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的统筹。在天皇与内阁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有和稀泥，和稀泥的结果就是既不敢得罪陆军，也不敢得罪海军，而只能含糊其辞地声称，日本的帝国战略在于：“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假想敌设置则同时以美苏为对手，兼防中英，等于是将北进和南下放在并列位置上，四面树敌，多线作战。
而陆海军之间很少沟通不说，还经常互相封锁消息，处处争夺资源，事到临头再进行陆海军高级参谋协商，等于是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至此，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一旦分裂与恶性竞争成为准则，就会像疫病一样蔓延，最终无法控制在军种之间。进入昭和时代后，参谋总部与陆军省，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也开始产生纠纷。再延伸下去，前述四机构内部的各部、课之间，也屡起冲突。在日本陆军内部，围绕是否推行“下克上”的暴力干政行为，产生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化，在机构上则有参谋总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间的大对立，以及各机构内部的小对立。在日本海军内部，围绕华盛顿和伦敦两次国际裁军会议，则有“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分化。前者主张英美协调论，认为应接受国际裁军会议的分配比例，满足于维持对美60%的海军实力。后者则以英美为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头号敌人，力主维持70%的实力，并宣布“条约派”人士为国贼，不惜以暗杀手段进行清除。一时人心惶惶，连山本五十六也面临死亡威胁。米内光政为了保护山本，只好将之外派为联合舰队司令，以躲避东京激进政治的旋涡。
于是，日本连统一的军种战略也丧失殆尽。
至此，日本不仅国家战略缺位，军事战略又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军种战略取代军事战略，军种战略又分化瓦解的局面。
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陆军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怪人物。这个人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大战略奇才，同时又是全世界战略家中思维最不稳定的一位。他代表着日本二战前国家战略调整的最后机会，他的失败则预示了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结局。这个人，就是备受争议的石原莞尔。
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有人开始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日本的赌注押错了方向。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具体表现为“国务”与“统帅”的对立、陆海军间及其内部的重重对立……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二战期间日本少壮派军官
石原式狂赌
在旧日本陆军中，石原莞尔算是一个异数。在世界战略界，石原莞尔则是一个怪胎。
以德为师的旧日本陆军，注重战术和专业参谋军官团的打造，但也学来了德军不注重国家战略研究的缺陷，加之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暧昧性和非理性，日本陆军又过于强调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旧日本陆军中最稀缺的就是战略思维和战略家。石原莞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异数，就在于他属于天才型战略家，具备极强的战略直觉力和实战意识。在后天的努力中，石原莞尔将先天的良好条件与战史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战争观、战略观和世界观，从而在日本陆军这块战略荒漠中“异”枝独秀。
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一部人类战争史，受技术变革的影响，经历了点的战争、线的战争、点线的战争、面的战争到三维立体战争的演变，战争形态则呈现出持久战与速决战的交替循环。现代战争属于没有前后方区别、全民皆兵的持久战，但日本资源有限，又没有充分工业化，非常不利于进行此种对抗。单独一个后勤问题，就足以让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两个巨型战场上束手无策。而美苏两国都是资源丰富、空间广阔的工业大国，并在地缘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态势。对日本而言，这是生死存亡之秋，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战略突围。
石原还预见到“最终兵器”的即将出现。这种兵器的速度极快，打击范围带有洲际性，能在瞬间形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是唯一可以将现代战争从持久战形态转变为速决战的手段。到时候，太平洋和西伯利亚的穿越都将不再是难事。战争将真正带有全球性。因而，石原主张，半工业化的日本应在“最终兵器”诞生前，尽量扩张势力，完成向“国防国家”的转型，做好最终决战的准备。在扩张的方向上，他特别注重东亚大陆。他认为，必须控制住“满洲”，才能将中、蒙、苏势力分割开来，进而整合大陆资源，实现“国防国家”的建设大计。但在控制了“满洲”之后，则应适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扩张成果，等待有利时机，再冲出苏美包围圈。
日本将承认伪“满洲国”作为外交独立自主的标志
然而，石原终究只是一个“半现代”的人物。他一生未能实现战略直觉向科学化、学理化、系统化的现代战略思维的转变，这使得他的思想中存在巨大的盲区。
作为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石原显然未能协调好宗教信仰与战略理性之间的关系。他从来未能洞悉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实质及其微妙影响。他总是将国际博弈简化为宗教战争式的善恶大决战，将战争看作促成人类大一统的机运。用他的话说，人类的最终命运将由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的总决战来决定。战场就在太平洋上，时间是1970年前后。届时，日本将代表王道精神，对战代表西洋霸道的美国。如果日本胜利，就可以“让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可是，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石原从来没有进行过解释，不仅从未形成准确的定义，连较清晰的概念都未形成。此外，何以日美会分别成为这两种精神的代表，决战又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上，更关键的是，所谓“最终兵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其建立在何等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日本又该如何发展？所有这些，石原同样从未解释，而是充斥着“我认为”“我觉得”“我相信”“我预感”……其思维与其说像一个现代战略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穿越自农业文明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使其在世界战略界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怪胎。
石原在没有解决自己思想缺陷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付诸实践，期待边干边修正，无形中步入了“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境地。其实，在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内，都存在着分裂“满洲”的思想。只不过，这些人瞻前顾后，总是找不到将之付诸实施的恰当时机。石原莞尔则以锐利的直觉和独到的分析，意识到1931年是一个最佳年份。因为此时在中国内部，蒋介石第一次大规模投入中央军“围剿”红色政权，张学良则不断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将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陆续调入关内稳定华北形势。在国际上，苏联忙于大清洗，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英法和德意互相牵制。如果日本不利用这个机会控制东三省，或将永远失去这一战略机遇。
如上篇所述，当时的日本军政界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有能力、有威望力挽狂澜，在东亚大陆上断然实行这种大刀阔斧的行动。于是，石原及其铁杆追随者板垣征四郎决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寻找志同道合者，决定在9月中旬，利用海外驻军本身的力量，独断专行地发起攻击行动。这个密谋，不仅瞒着海军，瞒着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内阁，甚至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也被蒙在鼓中。日本时任外相币原喜重郎，是在9月19日早晨看报纸才惊悉事变已发生，驻沈阳领事森岛守人不仅事前被封锁消息，事变期间还遭到赤裸裸的武力恐吓。板垣征四郎以统帅权独立的老套路，轻易驳回了森岛谋求双方和平协商的建议，一位不耐烦的少佐甚至拔出军刀大叫道：“对干涉统帅权者绝不姑息！”
不过，当这帮拼命三郎的冒险行动在9月18日发起后，本庄繁立即表示支持。参谋本部在略经犹豫后，也决定支持。朝鲜驻屯军更是在第一时间就违背军令，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跨区增兵，进入中国境内，助推事变的深化。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均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这次事变只是局部性冲突，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要求现地驻军不抵抗，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日军的胜利成本。
作茧自缚
从短期看，“九一八”事变为日本赢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付出的代价却极其微小。但从长远趋势看，日本独占东北无疑深化了其与美苏的矛盾。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日本陆军那些头脑简单的少壮派军官眼中，他们不会也无法理解石原莞尔曲折深奥的战略观念，而只会将这次事变当作“下克上”的新途径，看作建功立业的终南捷径。
石原莞尔显然忽视了这种心理影响及其对陆军军纪的破坏。他本人很清楚，此举得手后就该转向消化扩张所得，尤其应避免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中，因为当时中国的其他省份无法给日本提供发展的急需资源。日本更应注重的是石油、橡胶、高级机床的获取，而这些都是长城线以南的中国各省无法提供的。
但是，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关东军一口吞下了东三省，又将手伸向热河，引发了中日两军在长城线上的空前激战。内阁为了平衡关东军的飞扬跋扈，将中日冲突固定在长城线上，刻意提高京津地区驻军（日本驻军的合法性来源于义和团之乱后的不平等条约）的级别，以使之摆脱关东军的钳制，岂料却制造了又一个关东军。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正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竭力谋求事变的就地解决。其理由绝非痛改前非的道德反思，而是更精明的战略算计——现在日本并不需要去征服长城线以南的大片农村，而应大力建设“满洲国”，推动陆海军的深层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在长城上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
石原的思想根本无法让少壮派军官理解。在石原麾下任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就露骨地质问这位顶头上司：“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阁下当年做的事情吗？”结果，石原莞尔无法阻止战争的扩大化，自己反而黯然引退。对于海军来说，担心华北战事扩大化会打破陆海军军费分配平衡，因而反对陆军在华北的行为。然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周边，海军却要求陆军增援5个师团，结果直接导致淞沪会战的升级。日军激进派曾乐观地认为，1到3个月便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顺势推动华北5省独立。参谋总部支那课的一个中佐甚至狂妄地说：“只要满载皇军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望风屈膝。”
但是，实战迅速而残酷地粉碎了前述狂想。日军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期的德苏英美等国的陆军已经开始内燃机革命，开始组建新时代陆权的支柱力量——装甲师，日本陆军却还是骡马编组，迷信精神力量，奉行“白兵主义”加“猪突冲锋”（作者注：白兵主义即白刃战精神，猪突冲锋则指步兵的决死冲锋。因为日本文化中的猪是凶猛彪悍、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山野猪，非中国文化中被驯化的家猪），其实质是一支机动、火力、防护均日趋落伍的旧军队，诺门坎战役的惨败就是一个最佳的注释。
当时的日本陆军按照自己的机动力进行计算，以为远离火车终端的苏军无法在该地集结大军作战，岂料朱可夫以内燃机机动辅助铁路运输，形成了10万苏军、500余辆坦克及约350辆装甲车，对战5.89万名日军的态势。
1939年，关东军向诺门坎开进
同一时期，苏军尚处于大清洗的恐怖震荡中，战斗力其实有限。如单从双方死伤人数来看，大致相当（作者注：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是役苏军死亡7000余人，失踪1000余人，另有约1.6万人受伤。日军的伤亡数据则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按日军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阵亡7696人，负伤8647人，失踪1021人。由于日军战史一贯善于压低己方损失，这个数据显然存在疑问，但苏军公布的歼灭日军5万余人的数据则更成问题。目前，国际二战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日军伤亡略高于苏军，但不会高出过多）。但苏军依托强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使用内燃机装甲力量作战的能力，彻底震撼了日军。从作战目标上讲，日军可以说是被彻底击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因而辞职。此战中，苏军重炮兵的超远射程和苏军补充战损装备的能力，同样令日军上下大开眼界，以致溥仪事后都询问关东军：“苏军的大炮打得真的那样远吗？”数十年后，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曾多方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关于诺门坎的历史小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努力，究其原因，只有一句话：皇军输得实在太惨了，无法找到鼓舞人心的亮点。
诺门坎战役中的苏军坦克
经此一战，日本陆军才算认清了自身与苏军的差距。至于日本海军，倒是仍能走在世界海军队伍的前列，无奈国力孱弱，又忽视与陆军的合作，在与美军的军备竞赛中渐落下风。美苏两国则通过间接支持中国抗战的方法，使中日互耗，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拉大了相互间的战力差距。
受诺门坎惨败的刺激，初步意识到问题的日本陆军决定逐步削减在华兵力，并逐渐缩小占领区范围，从而大幅度降低军费开支，进而用节约出的资源提高陆军的质量，以完善对苏战备。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关陆军省和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的要员，在1940年3月的联席会议上，明确决定：如果日本不能在1940年内结束中日冲突，则日军应于1941年初断然进行战略收缩。至1943年，应仅保留上海周边地区和华北蒙疆地区。
但是，就在1939年的冬季和1940年的春季，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北起太行山脉、南至昆仑关，发起了全面反击。冈村宁次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日交战8年，此为最接近决战状态的时刻。为了压制中国军队的攻势，日军被迫暂停原定计划，反而增兵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势行动。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面战场的胜负尚未决出，到1940年的夏秋，敌后战场又发起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迫使日本增兵华北，反复进行扫荡。可以说，经过两个战场的交相打击，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收缩计划不仅彻底泡汤，反而陷得更深了。至此，日本已到了必须当机立断，再度谋求战略破局的关键时刻。
蹒跚前行
就在日本高层逐渐意识到中日战争是战略败笔的时候，全球战略形势又发生了巨大转变。
7个月后，德国也退出国联。德日之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结盟的边缘。只不过，日本虽然摆出了对抗世界的姿态，却未下定对抗的决心，更未想清楚对抗的方法。相比之下，希特勒不仅能对内形成绝对控制，对外也有其行动计划。当日本因“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后，希特勒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化战胜国阵营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对日策略与其对意策略是完全一样的。从表面上看，德日都是退出国联，都是对抗现行秩序维护者，实质大不相同。考虑到日本、意大利的一战的战胜国身份，德国等于是策反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国家，而日意颇有替德国火中取栗的味道。
正因为双方的得失是不对称的，德国在这场促成德日意同盟的博弈中，注定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希特勒及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正是在这一点上，展示了远远高明于日意两国的外交策略。
如前文所述，日本陆军是在以德为师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与德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其中不乏狂热的德国粉丝。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在日本内部扶植亲德势力的最大借力点。日本陆军在昭和时代的飞扬跋扈，更进一步增强了希特勒手中这张王牌的威力。当时日本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是稳健派外交官，主张日本应慎重地处理与英美的关系，但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却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里宾特洛甫绕开东乡，直接与大岛密议德日结盟事宜，并通过大岛浩，不断向日本国内大灌“唯有德国模式才能救日本”的迷魂汤。已被纳粹洗脑的大岛浩，联合国内的一帮志同道合者，发自内心地配合这场运动，等于是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德国的贿赂，自动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德国的代言人，在日本内部形成了最大的一个主观爱国、客观卖国的亲德集团。当东乡茂德得到了密谋内容，企图阻止大岛和里宾特洛甫的接触时，亲德集团竟在国内直接走高层路线，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直接晋升大岛浩为驻德大使。
狂热的亲德分子大岛浩
1936年10月，德国与意大利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意大利退出国联。这就初步形成了轴心国阵营的基本格局。
但是，希特勒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因为这个联盟只是针对苏联的，希特勒却要将之扩展到适用第三国势力。这就意味着三国同盟将不仅仅是一个反苏同盟，而是一个彻底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攻守同盟。希特勒尤其希望日本能对英美势力有所牵制，以便德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然而，以大岛浩为核心的亲德集团，虽能说服内阁与德意组建三国反共同盟，却无法让外务省迈出与英美势力彻底决裂的关键一步。他们坚持将德日同盟限制在对苏战争的范围内，从而在日本与英美之间留下最后的一线复和希望。
日本政府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迟迟不表态的做法，令希特勒失去了耐心。波兰危机的深化，更让希特勒意识到，日本就算表态，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希特勒转而与苏联接触，抢在二战爆发前夕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共识，并初步划清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结盟态势，复活了因一战而中断的历史性的德俄同盟。这可以说是希特勒所有外交行动中最具戏剧性，也最具威力的一着棋。这着棋让全球政治阵营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变，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版图。
苏联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面对这个突变，日本军政两界可以说是毫无思想准备。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而垮台。但是，从全局角度看，这个剧变未尝不对日本有利。毕竟，这个变化极大地削弱了反轴心国势力。此刻的日本，在英美眼中俨然是平衡德苏同盟的重要砝码，其战略价值骤然上升。而苏德的和解，也间接为日苏的和解打开了大门。如果日本决定反轴心国，此时无疑是最佳的机会。如果日本决定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苏德日三角同盟无疑拥有足够的颠覆能量。苏联不仅拥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使德日同盟得以连成一片，而将英法美挤到棋盘的边角位置。一旦德日的技术和地缘位置与苏联的巨大潜能结合，欧亚大陆的瓜分就进入了倒计时。
换言之，无论日本是要维护现有秩序，还是颠覆这个秩序，都要先维持住德苏同盟。在当时，确实有一个日本外交官看透了这个事实，并决定以大刀阔斧的精神推动日本外交的大转型，从而达成一个空前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人堪称“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他的名字叫松冈洋右。
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诺门坎之战的惨败，进一步暴露了日本陆军的落伍，迫使日本重新评估现实，调整战略方针。二战前夜，苏德戏剧性的合作，彻底搅乱了世界格局，却也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围机遇。这就是松冈洋右推行新外交政策的大战略背景。
日本二战期间的外相松冈洋右
之所以把松冈洋右称为“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是因为二人在诸多关键点上确有惊人的相似：在各自的领域都颇具独树一帜的战略洞见，都喜欢把独到见解包裹在常人难以理解的玄谈暗语之中，在同僚中都是敌人多于朋友，都因行事风格怪癖而被视为不正常人士，都倾向于出奇制胜。而且，二人都属于日本半现代型人物，身上都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以至于都未能给日本打开新出路。只不过，松冈洋右面临的情形更为间不容发，反之，如其成功，对日本帝国的贡献将远远超过石原莞尔，或将以“东方俾斯麦”的地位载入史册也未可知。
由于前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陷在感情或道德的窠臼内，较少理性地检讨其间得失，故而一直未能看清松冈外交的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国家战略的理性角度看一看，松冈外交是如何功亏一篑的。
问题是，日本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极大，如何实现这种斗而不破、由斗而和的曲折路线？松冈显然不相信当时国粹派所鼓吹的虚无缥缈的大和魂。他认为，唯有巧妙的外交才能平衡日美国力的差距。松冈洋右对日本的国力缺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欠发展的后发国家，尚不具备夺取世界霸权的能力，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就是日本短期内的最佳结局。但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日本做到这一点。对日本而言，最有利的情况莫过于，日本能压服中国，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而美苏两强均不干涉。
斯大林与松冈洋右（右）
更具体的内容，松冈则透露给了心腹好友斋藤良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换言之，握德国的手是为了握住苏联的手，而握苏联的手则是为了最终握住美国的手。如果松冈洋右的计划实现，世界就将分裂为五大帝国——美日英德苏。其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于是，五强变成四强。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如德苏冲突，或德美、苏美冲突），以冲刺更高的目标。
德意日三国同盟与《苏日中立条约》，就是松冈洋右为这个伟大计划设置的双保险，其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德意日苏或德日苏大同盟。
这个策略得到了近卫文麿的支持，迅速成为日本的国策。因而，外务省才会断然抛弃历史上的亲英美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单纯的追随德国，三国同盟其实是日苏同盟的前奏曲，而《苏日中立条约》则是三国同盟缔结后的外交追击战。对此，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配合，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德苏日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英美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方面对松冈洋右的访问给予超规格的款待。在庆祝《苏日中立条约》签字的宴会上，斯大林拥抱了松冈，并高兴地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松冈离开那天，斯大林又与外长莫洛托夫一起赶到莫斯科车站为松冈送行。他同已进入车厢又特意走下车的松冈拥抱，再次强调：“咱们都是亚洲人。”
但是，松冈洋右的战略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日本缺乏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筹码。正如希特勒的联苏事先完全没有征求日本的意见，希特勒如果有朝一日忽然攻苏，同样不会征求日本的意见，而希特勒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师心自用、不讲牌理的领袖。这就要求松冈洋右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如果德苏同盟突然戏剧性地不再存在，日本该怎么办？很可惜，松冈从未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通往毁灭之路
苏德战争的爆发，宣告了苏德关系的彻底破裂。这一破裂如此彻底而迅猛，一如其当初的突然出现。如果说苏德在波兰战役前的突然结盟，极大地扰乱了国际形势，这次破裂则又戏剧性地极大澄清了国际形势。
苏德战争爆发令国际形势泾渭分明
一个巨大的对日包围圈开始浮出水面，历史的倒计时也开始启动，日本必须在石油资源耗尽前作出选择。当时，放在日本面前的道路只有3条——
第一条道路：密切配合德国，北上攻击苏联。只要苏联被彻底击败，德国就可以动员整个欧洲的力量对付英国，到时候就算美国全力援助，也未必能保住英国本土。日本则不仅可以控制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还可以全力解决中国问题，然后伺机南下，成为一个巨型帝国。但是，这个计划缺乏实现的必要手段。诺门坎的惨败犹在眼前，皇军难道真的要靠大和魂去打败苏联吗？这就又回到了石原莞尔的老问题上：由于未能控制住“七七事变”的扩大化，日本在次要战场上陷得太深，浪费了太多的资源，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已经来不及进行陆军转型了。可笑的是，在对美问题上不相信大和魂的松冈洋右，却幻想在对苏作战中能出现奇迹。他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完全不顾不久前还在极力促成的日苏同盟，忽然大力鼓吹起对苏开战。为了让其闭嘴，近卫文磨只好宣布内阁解散，重新组阁，以更换外相的手段将松冈赶出了决策层。
第二条道路：放弃称霸亚太的野心，断然从中国撤军，转向支持门户开放政策，谋求对英美势力的妥协。这个选择虽然屈辱，却是当时相对最佳的选择。由于当时苏德战争的走势尚不明朗，不排除苏联战败或苏德再度媾和的可能，这是日本最后的筹码。如果日本运作得好，或许可以保住伪满洲国。再加上朝鲜、台湾、琉球，仍不失为远东一大强国。就算保不住伪满洲国，日本的国际地位至少要比今天高得多。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付出巨大牺牲的陆军，坚决反对退回到“七七事变”时的状态，更不要说退回到“九一八”事变前了。正是这种“倔强”，让日本丧失了理智，也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
第三条道路：南下横扫南洋资源地带。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和德国进行松散配合。德国打德国的，日本打日本的，轴心国阵营将因地理原因，分裂为东西两个关联极其间接、松散的战场，各自孤军奋战，盟军却可以通过对海洋的控制，实现各战场的连接。再考虑到两大阵营在人口、资源、空间上的巨大差距，轴心国阵营的胜算非常微弱，而处在苏美中英荷等多方势力包围中的日本，胜算更低。
日本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高风险的道路。何以如此？以往的史家往往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日本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或将之简单地说成日本低估了美国的战争潜力，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实则远非这样简单。
根据战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说，无论是日本政府、陆军，还是海军，对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对战争中双方的动员能力也大致判断准确。既然日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趋势，何以还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呢？原因就在于，日本陆海军自认为找到了险中求胜的奇招。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
（1）德国尽可能久地牵制苏联，同时吸引英美尽可能多的力量，日本则一边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一边趁机南下。
（2）通过战争初期的突然袭击，夺取关岛、威克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要地，从而得以利用南洋的橡胶、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3）前述任务完成后转入防御，构建坚固的防御体系。美国虽强，但却难以远跨重洋进行有效的作战。日本等于是立于不败之地，静待美国战争意志消沉，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对于日本的这个构想，李德哈特（编注：1895至1970年，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评论一语中的：“日本人的进攻计划和行动，极大地利用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迅速地征服周围国家，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同心环，这给西方盟国的反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美国两栖作战能力和远程运输能力的提升，使得日本的战略构想破产
但日本的构想终究未能实现，其错并非在于低估了美国的物质实力，而在于严重低估了美国运用物质实力的创造力。保罗·肯尼迪（编注：1945年生于英格兰，历史学家，名著《大国的兴衰》）在回顾以往的研究缺陷时已意识到：“研究大战役的历史学家经常忽略这点，他们总是认为只需在大地图上动一动手中的笔，海陆空部队就能跨越巨大的距离到达目的地。对地面部队来说，无论装备有多好，但是，要打胜仗就必须克服山峰、河流、沼泽、沙漠、丛林这些地理障碍。在太平洋宽阔的海域里，这条规律同样是正确的。”最终改变战局的，并非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单纯的消耗，而是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战术原则和实践、高速航母特混编队、B-29战略轰炸机、海军工程队这4个因素的协作。正是美国革命性地提升了自己的两栖战能力及远程运输能力，才使得日本的战略构想彻底破产。
日本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抗登陆体系，又严重低估了自身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而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则令失败加速到来。何时转入防御，如何防御？陆海军之间毫无沟通，更说不上配合。如果说日本陆军多少还有些大局观，那么日本海军则基本上只顾自己，脑子里除了海战，再无其他。讳败为胜、隐瞒真相，严重误导了大本营的决策。中途岛海战的真相如何，连东条英机都被蒙在鼓中。
从珍珠港到巴丹半岛，日本帝国实现了成本低廉的“其兴也勃”，从中途岛到瓜岛再到塞班岛，日本帝国又上演了一出更迅猛的“其亡也忽”。
善败者的最后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虽然跌入战败的深渊，却并未坐以待毙。一方面，它和第三帝国一样，开始进行困兽之斗；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远胜于第三帝国的策略弹性。
后人只是记住了日本的神风特攻，却忘记了更重要的几点：
1.塞班失守之后，日本高层就开始讨论如何将战败损失降到最低的问题。以重光葵、芦田均、吉田茂等外交精英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避开日本宪兵，多次进行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实现战后复兴。他们重新明确了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路线的方针，将美国视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他们还预见到战后世界将呈现出美苏对抗的格局，日本应竭力利用这一点，迅速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借力复兴。
2.日本陆海军确实挣扎到最后一刻，但其目的绝非是为了反败为胜，也不是毫无目的地为战斗而战斗，而是在于修订无条件投降这个基本点，从而保全天皇制，维持住日本文化传统的完整性。
3.日本参谋总部意识到日本即将战败，且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美苏称雄世界的事实时，其反应是至少应重创中国，让这个最大的地区内竞争对手无法充分享受胜利果实。因此，日本发动了“一号作战”，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新的巨大伤害，更使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一落千丈。当天皇玉音放送决定结束战争之际，参谋总部又密电指示冈村宁次，战败之际，可酌情将武器转移给中国内部的弱势一方，以竭力促成新的中国内战为首要任务。
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极大地降低了日本的损失，并让日本得以提前做好国家复兴的准备。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和坊间的种种误传不同，美国并非是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而扶植日本，更不是因为抗美援朝而扶植日本，而是在更早的时刻就在战略上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战时的盟友——中国。
冷战初期，对美国大战略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确指出——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
这个判断的背后，是一个独特却深刻的全球战略观：美国的国力虽强，但也做不到承担无限责任，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必争之地的争夺上。在它看来，必争之地就是全球范围内5个至关重要的制造业与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日本。
这5个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一样，具备支撑全球战略格局的能力。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得到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它们将使那里的人民能够形成和投射一种两栖力量，那是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就必定要投射的”。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要控制5个坚固支撑点中的4个，以孤立、遏制最后一个敌对性支撑点——苏联。甚至直到今天，美国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及分布，也还是与乔治·凯南的“世界地图”若合符节，更足令国人深思。
相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落后的农业地带，更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战略包袱。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地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抗战中的中国军队
在这里，尽管乔治·凯南不会下围棋，但其显然精通其中的关键棋理：“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更是日本自我努力、国家战略暗度陈仓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日美外交界进行了一次极具戏剧性的逆转对接，再度验证了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棋经十三篇》《合战篇》中有一段话：“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讲的虽然是棋理，其实却暗藏着战理。日本帝国可谓善败者，这种能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反手一击、暗度陈仓的能力，是日本最可怕之处，也是今日我们反思轴心国阵营战略最容易忽视之处。爱因斯坦早就警告世人，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善意与力量往往脱节。希望珍惜和平的人民能深刻理解这句话，不再作茧自缚，重蹈覆辙。
“以往的史家往往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日本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或将之简单地说成日本低估了美国的战争潜力，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实则远非这样简单。”这句话根上没错。
“现代战争属于没有前后方区别、全民皆兵的持久战，但日本资源有限，又没有充分工业化，非常不利于进行此种对抗。单独一个后勤问题，就足以让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两个巨型战场上束手无策。而美苏两国都是资源丰富、空间广阔的工业大国，并在地缘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态势。对日本而言，这是生死存亡之秋，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战略突围。”
“在日本内部形成了最大的一个主观爱国、客观卖国的亲德集团。”
“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结盟态势，复活了因一战而中断的历史性的德俄同盟。这可以说是希特勒所有外交行动中最具戏剧性，也最具威力的一着棋。这着棋让全球政治阵营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变，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版图。”
“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如果松冈洋右的计划实现，世界就将分裂为五大帝国——美日英德苏。其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于是，五强变成四强。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如德苏冲突，或德美、苏美冲突），以冲刺更高的目标。”
“三国同盟其实是日苏同盟的前奏曲，而《苏日中立条约》则是三国同盟缔结后的外交追击战。对此，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配合，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德苏日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英美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塞班失守之后，日本高层就开始讨论如何将战败损失降到最低的问题。以重光葵、芦田均、吉田茂等外交精英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避开日本宪兵，多次进行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实现战后复兴。他们重新明确了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路线的方针，将美国视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他们还预见到战后世界将呈现出美苏对抗的格局，日本应竭力利用这一点，迅速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借力复兴。”
“日本参谋总部意识到日本即将战败，且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美苏称雄世界的事实时，其反应是至少应重创中国，让这个最大的地区内竞争对手无法充分享受胜利果实。”
“参谋总部又密电指示冈村宁次，战败之际，可酌情将武器转移给中国内部的弱势一方，以竭力促成新的中国内战为首要任务。”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
“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地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更是日本自我努力、国家战略暗度陈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