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 · 亚历山大罗维奇 · 冈察洛夫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旅行家。1852年，他权充某舰队司令的秘书，跟随一艘名叫“巴拉达”号的三桅战舰作漫长的远洋航行，于1853年11月到达了中国近代首批开放口岸之一的上海。
1853年的上海正处于动荡与巨变之中。自《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上海对外开埠，先后设立了英、美、法三个租界，西方在上海的势力正在迅速地上升。这一年的9月，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小刀会起义在上海爆发，起义者一举攻下上海县城，此时他们正英勇地抗击着清军的不断进攻。冈察洛夫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进入上海的。
洋行大班豪宅前的大炮
细雨霏霏中，冈察洛夫乘坐的纵帆船驶进了黄浦江。只见两岸长堤逶迤，村舍簇簇。临近上海时，江面顿时热闹起来，“中国帆船川流不息”。在离上海城三海里处，冈察洛夫看到了无数三桅外国商船鳞次栉比地停泊在两岸，他不禁数了一下，竟有二十列，每列有九到十只大船。在另一处，他又看到集中“锚泊着一批美国三桅大船”。这些景象充分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已经兴盛起来，中外之间的经济交往已经非常地活跃。
清代上海老城厢街道
然而，西方对上海的初期贸易是以掠夺性的鸦片贸易为主的，这种贸易不仅榨取了中国的大量原料和土特产，而且还摧残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在短短的几天中，冈察洛夫很快就认识到了西方在上海贸易的这种罪恶性。他在游记中满怀愤激，以尖锐的措辞写道：“现时的上海，在这一带海洋上，贸易周转额已经跃居首位，超过了香港、广州、悉尼，仅逊于加尔各答。靠的完全是鸦片生意！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金属、药材、染料，榨干了中国人的血、汗、精力、才智和整个生命！英国人与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大发横财……”
从美国领事兼美商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的食宿生活，就可以知道此时西方人在上海“大发横财”达到的程度了。在逗留期间，冈察洛夫出席了金能亨家的一次宴会，只见餐桌上摆着“大堆牛排或全羊”，“桌上的菜肴极端丰盛，‘谁能吃掉这么多的肉、禽、鱼？’每个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至于金能亨的寓所，“是上海最豪华的建筑之一，建筑费用约为五万美元之巨，并带有一座花园，或称庭园。院内绿树成荫，宽大的露台下面是精美的柱廊。窗上装有百叶板，阳光不能直射玻璃……”但另一方面，在豪华生活背后的那些灵魂显然是虚弱的，“庭前的阳台下面，架着一尊大炮，炮口对街”。金能亨等洋商是知道侵略和掠夺终究要引起这个具有斗争传统的民族的反抗的，因此唯有凭借武力来小心地保护这个新建立的天地了。
“中国小饭馆远胜俄国饭铺”
在上海，冈察洛夫纵情地游览了市容风貌，他以一个外国作家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以及敏锐的观察力，热烈地注视和探索着上海的一切。
他首先来到了英租界。在英国人的经营下，黄浦江西岸已形成了西方模式的新市区：“街道两旁仍是接连不断的洋商寓所，一律院栅高筑，庭园清幽。”沿江大街（即外滩）“矗立着宏伟的欧式大楼，柱廊、阳台、贵族气派的门庭一应俱全……”。
英租界内的马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都可看见搬运工人。他们踏着又快又大的步伐，抬着货物前进”；一队脚夫从河里划艇上卸下茶箱，“每人挑着两大箱”去商行，到了货栈“茶箱还要最后密封捆扎，送往美国快船或英国商船”；一些做苦工模样的人“长辫绕着远非白嫩的额头缠上两周”，成群地站在那里“等候雇主招工”。
在跑马场（按：当时还是第一跑马场，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界处）及附近，一些“欧人男女”正在练马，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中国人的田野里驰骋纵横”。但是，在跑马场的周围都竖有木桩，写有“禁止中国人”进出的文告，这就是说，这里只是外国人才能独享的地盘，土地的真正主人反而无权涉足。
清代上海老城厢市场一角
跨过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是法租界地段。这里接近旧城区，摊肆林立，人声鼎沸。冈察洛夫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五光十色的市场，以细腻的笔调对其作了生动的描绘：“长长的狭街窄巷，像迷宫曲廊一样，四通八达，不知所终”；街道两侧“房檐差不多互相搭在一起”，各家“一律上层住人，下层售货”；店铺一般敞着门户，“售品一览无遗”；“人们在锅灶上做着小吃，就地出售。绸缎庄的门前是咝咝冒气的老虎灶和成堆的麻花、大饼。
水果店和杂货店紧紧相连，一边是鲜果、一边是草鞋和马具”。街上有“挑着大包的货物、成箱的茶叶、大捆的丝绸棉衣、成堆的干草柴火，在人丛中像游鱼一样穿行而过”的挑夫；“有敲梆子叫卖麻布、手拎野鸭肩搭野鸡”“手里提着一挂肠子或者一条长及地面的大鱼”等的各色各样的小贩。
面对琳琅满目、喧嚣灌耳的繁荣市肆，冈察洛夫不禁大为感慨：“中国小饭馆远胜俄国饭铺，吃食丰盛，花样繁多，各种气味：酸甜苦辣，一应俱全……看不胜看！山海江河，大地天空，处处都是食物的来源，一切都可入食……”
商贩和起义军的热情交易
在上海，冈察洛夫还不避风险，来到了清军与小刀会起义军的交战地带。早在纵帆船刚刚驶近上海的那个夜晚，冈察洛夫看到“左侧地平线上闪着红光”，就断定“上海正在酣战”。进城后，他决心要亲眼去看一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激烈战事。
冈察洛夫一行从外围来到了清军的营地，登上架在壕沟上的拱桥，放眼望去，但见营盘里“军帐密布，旌旗飘扬，五彩缤纷”，又“不时响起炮声”。清军的阵容似乎颇为壮观，但同行的英国军官对此解释说，这“多是空炮”，“不管是雾天、黑夜，也不管是有无敌军，他们只是瞎放一气”，以示“常备不懈”。当时攻城的清军指挥官是苏松太道吴健彰，他调集大军围攻县城弹丸之地，照一般人想来似乎很快能将其攻下，但冈察洛夫观察后，却认为：“没有那回事，道台至今毫无进展”，“尽管道台施展无穷无尽的残酷手段，但起义者却岿然不动！他们坚守炮台，县里人逾过城墙源源不断供应炮台食物——官军对他们也奈何不得”。
老城厢外居民
冈察洛夫深入到了县城城墙附近，目睹了上海市民支援小刀会起义的动人场面：县城周围的护城河边“聚集着上千的人群，大家一齐破着嗓子高声叫喊”，城墙上则“站满了起义军，也不下千余人。他们同样也在朝下喊着”。城下的是商贩，他们肩挑手提，车载畜驮，从市区运来一切可运之物。猪羊家禽、青菜果品、烧柴圆木，源源不断升向墙头。“城上的人呼唤着”，“有的要买猪，有的要买菜，还有的要买鸡”。当价格讲妥后，城上的人用绳子放下装有钱币的竹筐，于是“鸡、橘子、衣物缘墙而上。甚至成摞的木板都能提上去”。这时清军的大炮在耳边不绝地轰鸣，表示“同起义军不共戴天”，但商贩们“也在高声呐喊，目的却是让起义军坚守城池”。冈察洛夫对此幽默地作比较说：“商贩对县城的围困比帝国军队更有效、更成功。”
冈察洛夫在上海前后共盘桓了22天，于12月15日离开了这座东方城市。对于中国人民，冈察洛夫是非常友好的，他正是从这些天对上海人民及上海城市的接触和观察中，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勤劳。在他以后所著的长篇旅行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他直截了当地写下了他的评价：“中国人是活跃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尽管臭气扑鼻，尽管赤贫如洗、肮脏不堪，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主人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应该说，这也是冈察洛夫在上海旅行最重大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