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世界，要理解迄今为止不断在中国呈现的现代国家转型，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西方。前几章分别借助于不同的文本，从利益原则合法化、文明冲突、革命等几个方面来讲解西方世界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本章将依托波兰尼的《大转型》这一文本，来着重探讨一下造就欧洲现代国家的一场政治经济的大转型。对于这场转型，波兰尼用了一个“双重运动”的术语来加以概括。这一术语极具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欧洲乃至中国的国家转型。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为《大转型》专门写的“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插图]。事实上，波兰尼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我在这里的解读还是相当有限甚至是“功利主义”的。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在介绍波兰尼“双重运动”概念基础上，整理出一个“双重运动模型”，以此梳理波兰尼在书中呈现的内容，再用这个模型来解释现代国家在西方是怎么产生的，并依此透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等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有关《大转型》一书的作者及这部作品的有关情况，再介绍一下“双重运动”这一重要概念。
本书作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中文版封底文字将其称为“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是犹太人，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度过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波兰尼从俄罗斯前线返回，然后生活在维也纳，并作为资深编辑为《奥地利国民经济》杂志工作。由于法西斯运动日益猖獗，1933年波兰尼就被迫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流亡到英国，在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部）做讲师。1940年他在美国本尼顿(Benniton)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开始写作《大转型》一书。1944年，这本不朽之作在英国出版。1947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波兰尼作为客座教授主持研究制度演进的经济侧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退休。1957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而《原人与现代经济》《人的经济》这两本著作，分别由他的两位学生乔治·多尔顿和皮尔逊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在西方世界，孕育卡尔·波兰尼的波兰尼家族被誉为最成功的家族之一。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以及包括卡尔在内的五名子女，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厚的色彩。父亲老波兰尼，不到25岁就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参加过1848年匈牙利起义。在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在欧洲各地从事机械制造和铁路修建，并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铁路建造工程师。19世纪50年代末，老波兰尼被特赦回国，很快就成为匈牙利的铁路大王（后来破产）。本书作者卡尔是老波兰尼五名子女中的老四。老大奥托，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和成功的商人，坚定而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在瑞士和德国工作。他还出资在意大利创办了一份名为《前进》的报纸，报社中一位深得奥托宠信和提携的年轻编辑，便是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领袖墨索里尼。老二阿道夫，子承父业，是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在巴西修建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基础工业设施。之所以在巴西开展自己的事业，是因为阿道夫认为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多种族融合的新社会，这将是一种现代化却又不失种族色彩、自由却又不失个人主义的新文明，它不同于欧洲那种“堕落的资本主义”。老三穆希，是五人中唯一的女性，在她25岁结婚前，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岁就创办了一份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她还推动了“绿色前线”运动的形成，这一运动提倡农业合作社和民主运动。后来的南斯拉夫民族独立英雄铁托，就曾是穆希这一运动的忠实信徒。嫁为人妇后，穆希专注于生儿育女，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与社会运动。老五迈克尔，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爱因斯坦在德国柏林时的研究助手，并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儿子约翰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希特勒掌权后，迈克尔逃到英国，将自己的研究从科学转向哲学，成为著名的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毋庸置疑的是，卡尔·波兰尼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怀有极为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他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同情，洋溢于他的文字之中。他跟中国也有一些渊源。早在1927年，当他还是《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编辑时，就曾经对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如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期待。他希望中国能够再出现一位当代孔子，引领世界步入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卡尔的希望未能实现。在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56年）后，卡尔有一次跟好友、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感慨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
卡尔·波兰尼，与我们第十章要说到的另一位学者哈耶克，早在1920年代的维也纳就彼此熟悉。后来两人都逃亡到英国，并都成为英国公民。与此同时，他俩也几乎是终身的论敌。卡尔·波兰尼一直就不同意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市场自由主义论点，因而对该论点的批判一直是他的理论核心。在他看来，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第3页）。随着他对于史前经济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自发运转的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存在，工业时代的来临使个人越来越不能全部负担照看自己的责任。所以，波兰尼反复强调，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市场的神话应该寿终正寝了。《大转型》这本书，正是他就上述观点长期思考的结果。晚年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卡尔是这样形容这本书的：“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波兰尼试图告诉新生民族的是，对权力或强制不应采取妖魔化的态度，“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第220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过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那就是波兰尼对当今最为重要的教诲，“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须；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前言）。当然，对权力或强制仍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来进行约束，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大转型》自1944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中文、日文及巴西文等多种文字，具有十分广泛的国际影响。波兰尼的研究，也构成国外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目前至少有三个，一个是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89)，另一个就是本章选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2007年版），还有一个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2016年版）。翻开《大转型》一书，可以发现它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篇”）标题为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交代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于19世纪，可是为什么19世纪的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突然崩溃了？波兰尼告诉我们支持19世纪文明的四个制度基础（国际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其关键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这种理念却是乌托邦。第二部分（即该书“第二篇”）是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两卷，分别题为“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内容是解释市场原则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共同造就今天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第三部分（即该书“第三篇”）是基于前两部分的内容，概括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社会及国家变迁的一些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过去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在这本书的附录，还有译成中文长达四十页的资料来源说明，交代相关概念和历史资料。总体而言，言辞雄辩、资料丰富和洞察力深刻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从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格言警句随处可见。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历史知识与理论训练外，也可将其视为一次心灵的旅程和灵魂的升华。
此处需要事先交代一下“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它是理解本书全部内容的关键。波兰尼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要说给那些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听的。在他们的眼中，人类现代化是自由原则从经济领域不断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的结果，即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积极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动中，并因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成长史观，符合“历史的辉格解释”（最早由英国辉格党人用来解释英国历史的发展）。可是，卡尔·波兰尼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看来，真实的图景远为复杂。他说，今天的政治经济，实际上起源于一个“双重运动”：一重是市场原则不断扩张的运动，另一重运动是在虚拟商品（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领域中，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或限制。波兰尼的原话是，“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第66页）。在书中有些地方，中译本又将这一双重运动译为“双向运动”（“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第112页）。后面将说到，用“双重运动”可能更为准确。要注意的是，此处波兰尼用“货币”一词表述的生产要素，在今天的经济学中一般用“资本”这个词。不过在书中，波兰尼侧重于讨论货币本位与货币发行，而没有更多地涉及资本市场，因此用“货币”一词更为合适。
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给人最为强烈的印象，恐怕就是市场原则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内不断地扩张。正如第五章提到的，在思想方面，这种扩张运动表现为利益原则不断地合法化。波兰尼认为，这样的扩张运动确实存在，但它并非从来就有，更不是造就我们今天政治经济状况的唯一运动。
波兰尼在书中一再指出，古典经济学（波兰尼称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具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这种人类禀性由亚当·斯密比较早地阐发出来。正如我们所知的，由此出发诞生了“经济人”的概念，而现代经济学全部体系就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在经济学（至少是古典经济学）看来，从这种所谓的个体交换的秉性出发，个体间的交换就导致了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出现，由此形成了远程贸易和地域分工。因此，在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能够在“经济人”的基础上自发地形成，并自主地运转和成长，不需要外力的帮助。这样的说法，充斥于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并鲜明地体现在第十章将说到的哈耶克的著作中。哈耶克为这样一种能够从人的交易禀性出发、自发形成并能自我扩张的市场经济秩序，专门起了一个名称叫做“自生自发的秩序”或“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然，哈耶克还是为这样的市场秩序设定了前提条件，那就是存在着受保护的私有产权（他的称呼是“分立的财产”）。他认为这种受保护的私有产权，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并成为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插图]。后来在欧洲首先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显然得益于这样的遗产。针对上述说法，波兰尼表示，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或利润这样一种动机，此前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第37页）。虽然19世纪形成的“学术咒语的大合唱”如此坚定地一致强调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是人类的禀性，但在近代来临之前，它从来都是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没有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第38页）。就经济人及其行为而言，波兰尼强调，这一看法显然是对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误读（就像卢梭对蒙昧人政治心理的假设一样），或者说是一种幻象。不过，波兰尼又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过去的误读能够如此被证明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第37页）。波兰尼的这一说法，可能是在重复马克思对经济人的评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插图]
古典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教义，以个体交换的秉性为起点，然后从这种秉性出发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第51页），并认为长途乃至国际贸易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基于经济史提供的证据，波兰尼认为将地方市场视为“发源于个体的交换行为是一个很轻率的举动”（第54页），而且地方市场作为邻里市场虽然一直存在，并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但它并不能将当时主导的经济体系，化约为自己的模式，因而不是国内或国际贸易的起点。这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市场制度一开始就被一系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防护措施加以隔离，以避免市场活动干扰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比如说，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城镇，虽是市场的衍生物，但由于它受到严格的封建关系的束缚，其影响被阻止，不能向乡村扩张（第55页）。在近代来临之前，在各国内部经济中，市场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因此，当近代出现一个由市场模式支配的经济时，这样的变化就显得巨大而突兀（第38页）。波兰尼认为，市场发展的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就现有的知识来看，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甚至是对外贸易；远距离贸易包含着以物易物，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还包括买和卖，因而可以形成市场。但是远距离贸易虽然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但并不必然会涉及市场，也不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机会，让他们能沉浸在那种所谓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第51页）。事实上，远距离贸易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一种贩运而不是竞争。与此不同的是，地方贸易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除了互补性的交换之外，它更包含了不同来源的同类货物在一起相互竞争并达成大量交易。因此，波兰尼反复强调，作为一种制度性结构，市场经济只出现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仅是部分地出现（第33页）。那么，在近代来临之前，如果不是市场，那么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如果不是获利动机，那经济按什么原则运行呢？在书中，波兰尼描述了近代市场经济诞生以前存在的三种经济形式，分别是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并阐明了它们各自的运行原则。互惠经济的运转，依靠对称式的组织安排来进行。例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一个大致呈环形的群岛），群岛上的大部分土著人都加入到库拉贸易圈中：他们定期地进行大型远航，以便把某种贵重的东西运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居民，而另一些远航队的目的在于把另一种贵重的物品运到位于逆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上，从而以互赠礼物的形式实现互通有无。这样一种依靠对称式组织安排、以礼物交换的形式来运行的互惠经济，完全不同于今天逐利动机驱动下的市场经济运转方式。互惠经济包含了交易行为，但这种交易行为嵌入在包含着信任的长期关系中，这种关系往往能消除交易的对立性。再分配经济，则从辐辏结构得到助益。例如，在埃及、印度诸王国和中国这样的古老王国中，政府通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粮仓和货仓，实现对全国物品的集中和贮存，并运用这些仓库将各种物品分配出去以供使用和消费，而分配主要针对的是人口中的非生产者（即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在这种巨大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是常见的，但都从属于国家所主导的再分配活动。再分配原则涉及的个人动机也大异其趣，“可以是猎人对猎物的自愿分享，也可以是古埃及农民对拒绝上缴实物税带来的惩罚的恐惧”（第45页）。波兰尼强调，互惠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所以能在没有书写记录和复杂行政管理的情况下保证一个经济体系运转，“是因这些社会的组织结构本身符合使用这种解决方案的要求”（第42页）。家计模式，则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庄园，就是这种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单位。波兰尼指出，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对家计和获利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很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最具预言性质的贡献”，第46页），家计经济的本质是坚持为使用而生产的原则，这不同于市场中为逐利而进行的生产。与此同时，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属于附带的性质，在当时也不会破坏家计经济的自给自足（第46页）。波兰尼还深刻地指出，“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我们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第47页）。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哈耶克激烈地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重构经济来实现“为使用而生产”的行为。在回顾了所有上述三种制度之后，波兰尼指出，“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第47页）。三 市场经济的诞生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虽然在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中，市场多少都存在，但按波兰尼的说法，以自由交易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却是近代的现象。那么在近代，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取代其他经济形式并占据主要的地位呢？
对这样的问题，波兰尼在书中只是从外因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经济起源于同经济体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即“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第55页）。波兰尼反复解释道，在中世纪既有地方市场也有远程贸易，但就是没有国内市场。地方市场与远程贸易之间由于城镇与市民的存在而隔绝，“这种隔绝乃是中世纪城市制度的核心”（第56页）。城镇是市民的组织，而市民只是封建关系中的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市民因拥有市民特权而与非市民人群区分开。因此，城镇会尽可能地阻碍而不是促进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比如，城镇会竭尽全力维持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的非竞争状态，阻止将乡村融入贸易范围或者开发城乡之间的贸易等。正因如此，各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努力促成市场的“国家化”以及充当国内贸易的创造者。具体表现就是，在15—16世纪，欧洲各国政府运用重商主义政策，将市场制度强加到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公国或行会头上。各国政府动用权力和行政管理技术，摧毁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打破横亘在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从而“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第57页）。这里需要对重商主义多说两句。在亚当·斯密的批评下，重商主义提倡国家干预的思想在今日经济学眼中乃是负面的形象。不过，在15—16世纪，重商主义却是一种塑造市场的积极力量。在当时，它主要的政策主张是：对外，“整合整个国家领土内的资源，为国家的对外竞争提供力量”（第57页）；对内，“把被封建的和地方排他主义所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第57页）。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商业贸易扩张及重商主义政策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波兰尼告诉我们，在法国，由于手工业行会逐渐变成了国家机构，于是国家全力支持行会体系向整个国家领域延伸；而在英国，由于城镇的衰败导致了行会体系被大大削弱，所以乡村在没有行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了工业化。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和贸易都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在商业贸易活动的扩张过程中，重商主义既通过取消特别限制、减免通行税费和废除流通禁令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贸易，也同时也扩大了管制的规模。由此形成的经济制度，仍然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规模虽然扩大但仍是附属性的，且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第58页）。对此，波兰尼描述道，“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第59页）。
可为什么偏偏直到15—16世纪，欧洲各国才形成了重商主义，并用权力创造出上述市场？在这方面，波兰尼并没有进一步地去追究其中存在的历史内因。但是他一再强调说，市场经济必须以权力所创造出来的市场社会为前提，市场是内嵌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的。他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发现为例证说，“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第39—40页）。就是说，市场经济体系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经济制度仅仅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第40页）。所以，波兰尼说，市场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他以英国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的发展为例，说它“是在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第119页）。进一步地，波兰尼说市场也不会自发运转，事实上“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自发调节的市场闻所未闻”（第119页），它完全不是真实的历史发展状况。因此，波兰尼断言，“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第59页）。即使是对那些持有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人来说，只要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他们都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他们又会用同样的国家干预手段让市场维持下去（第127页）。
在为我们描述完“管制与市场一起成长”这一过程之后，波兰尼又强调，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后，确实出现了对自发调节的要求，即“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主张（第59页）。这样的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经济自由主义”，它以这样一种预期为基础，即“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第59页），并由此产生对国家政策的要求，即“对市场的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第60页）。就是说，正在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持有的主要主张是，要求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甚至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呢？波兰尼解释说，这样的政策主张，首先来自于商业或者说来自于市场自身的要求，因为“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而“利润没有任何保证”，因而商人们要求市场价格必须能自我调节而不受外来不可预期的干预（第36页）。不过，在波兰尼眼中，经济自由主义真正的起因来自于工业的要求，也就是说只要用精致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会形成，因为机器工业生产涉及长期投资以及承担相应的风险，需要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易（第35页）。波兰尼进一步解释道，精制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要等到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之后，成本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在商品的出路有可靠保障，而且机器生产不会因必需的基本要素缺乏而被中断的场合下，生产活动才能在不受损的情况下持续运转（第36页）。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商业方面的要求，又有工业方面的要求；而且，只有在现实中工业的重要性超过商业的情况下，这一思想才真正得以兴起。波兰尼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商业和工业地位重要性的关键性转变：在18世纪末之前，西欧的工业生产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第64页）；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复杂机器和工厂的使用，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业生产才不再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第65页）。波兰尼的意思是，只有在工业生产代替商业活动占据了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基础上，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一种市场经济体系才能真正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也才真正地兴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地成为占据绝对地位的政策主张，并开始向非经济领域（即社会和政治领域）扩张，由此带来一系列具有深远后果的影响。
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向非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样地主要源于工业生产的要求（虽然商业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包含了对复杂精致设备的长期投资以及相应的风险，除非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得到合理的保证，否则这样的风险是难以承受的。而要保证工业生产的连续性，最为关键的是要确保工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在这些生产要素中，有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一个商业社会里引入工厂制度不可避免的后果”（第65页）。就是说，只有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以便由市场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来确保这些要素的供给，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持续。因此，作为工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成为市场中可交易的商品。或者说，必须形成上述三种要素的市场，这三种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波兰尼说，“无法想象一个市场经济可以不包括劳动力市场”（第67页），当然市场经济也不能没有土地市场与货币市场。可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并非天然就是商品，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制造出来的，不是为获利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第63页）。所以，必须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三种非商品的要素虚构为商品，这种“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第63页）。这一虚构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第63页）。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构为商品，工业生产对生产要素商品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扩张到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领域。
不过，波兰尼一再强调，劳动力、土地、货币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力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土地是人生存的环境，货币是人的心理产物，一旦将它们虚拟为商品，“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第36页）。由此完成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将人类社会变成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第50页）。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的扩张，“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第50页）。这一过程是“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第65页）。向市场社会的转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一直以来，“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第25页），驱动市场经济秩序的获利动机，从未在社会中占据过上风，“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正当性的标准”。但到了19世纪，“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获利”（第25页）。此时以获利为动机的经济秩序，已明显凌驾于社会秩序之上，并要求社会服从。就是说，不仅经济领域内的行为要受这一动机的支配并借此形成经济秩序，而且整个文明都被要求建立这一动机上，要求社会秩序服从经济秩序（即市场秩序）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欲望与利益》中也已看到。这种变化，“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第62页）。波兰尼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它“酷似毛虫的蛹变，要想用持续增长、发展这些词语所能表达的任何变化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第36页）。
波兰尼告诉我们，将社会从属于经济，按市场原则（即不受干预地追逐利润）来塑造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在思想上虽早有渊源（只要有商业活动就有这样的要求），但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直到1830年，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从“学术兴趣升级为无限的行动主义”（第117页），并形成自由放任的教条。这种狂热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此时还向所有的领域扩张，要求在工业组织、通货与贸易乃至全部社会领域加以贯彻。到了192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被明确地概括为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应由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货物应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碍或保护”，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第116页）。三条古典原则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即“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与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同时散布是同义的，它们同属一体”（第119页）。波兰尼反复强调，这样一种从过去“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变化，更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第61页），是“对传统社会构架的总体性破坏”（第67页）。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体制、代议政治的形成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的潮流。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国民意识和历史传统如何，都顺应着同一潮流”（第184页）。这一潮流，就是市场原则（自由交易不受干预的原则）的扩张运动。
以上说的是波兰尼观察到的双重运动之一，市场原则的扩张。在波兰尼看来，原来借助于国家力量而形成的在商品市场上以获利为动机的自主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原则，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它要求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要求社会根据市场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商品化，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简单地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样一种做法，意味着“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最终“会导致社会的毁灭”（第63页）。对这样的后果，社会兴起了种种反抗运动，政府也建立起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加以限制。这就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即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方面，市场原则的扩张受到了限制或者反抗。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反抗，早在18世纪及在此之前，社会就已在不自觉地进行，目的是抵制让自己成为市场纯粹附庸的要求（第67页）。但显然，只有到了19世纪，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运动才真正成形，“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第66页）。接下来我们分别从劳动力、土地、货币三方面，来阐述社会保护自己的运动，这是相对于市场扩张运动的第二重运动。
在虚构为商品的三种要素中，劳动力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劳动力就是指人类本身，而劳动力的组织就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形式。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第63页）。如果将人变为纯粹的商品，剥夺文化制度给予的保护层，人就会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造成的社会混乱。波兰尼强调，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只不过是完全将人类社会变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第65页）；将劳动力虚构为商品时表现出来的荒谬性，最为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社会的乌托邦特性（第195页）。
（一）传统力量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抗：以斯品汉姆兰法令为例
波兰尼告诉我们，斯品汉姆兰法令虽然通常被称为一项法律，但它本身从未经由国会颁布。不过，这一法令很快就覆盖到几乎所有的乡村，之后不久甚至覆盖到很多制造业地区。从今天的眼光看，斯品汉姆兰法令实际上提出了“生存权”的要求，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惧饥饿，因为不管他所挣几何，教区都会帮助维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计”（第70页）。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一法令实际上有效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或者说破坏了工业革命所需的为工资而出售劳动力且面向全国范围供给的劳动市场。原因如下：首先，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什么工作都不做也能生存，这样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动市场基本原则就被破坏了；其次，这一法令为穷人建立起仁慈的家长制度，以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但结果是将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限制在旧封建关系（教区、地主）的束缚中。所以，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质，是用传统的封建关系和力量，来阻碍劳动力的市场化。不过，包含劳动力商品化在内的市场扩张潮流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特别地，当阻碍这一潮流也伤害劳动者自身利益时，类似于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样的社会保护机制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波兰尼告诉我们，到了19世纪上半叶，“连普通大众自身都感觉到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第67页）。这是因为，此时的普通劳动者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可以为所有与它相关的人都带来经济上的益处。直到此时，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才真正完成，劳动力市场作为新的工业体系下组建的最后一个市场才真正地出现。波兰尼之所以将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与此同时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是因为“它们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第70页）。通过颁布《济贫法修正案》来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这一进程，波兰尼将其称为“市场的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第88页）。由此得到解放的市场体系的逻辑，决定了19世纪社会史的正式开始（第73页）。
（二）新生力量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抗：工人阶级
很清楚，劳动力市场化在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抵消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因而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来保护社会及组成社会的个人。波兰尼告诉我们，正如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是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主阶级的杰作一样，在新时期充当社会保护者角色的也是一个新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如前所述，正是在普通劳动者的支持与要求下，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才得以完成，市场体制才真正建立。波兰尼对此用带有感情的语言描述道，“这一开颅剖腹般的手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全仗各阶层，包括劳工阶层自身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撑”（第88页）。因此，“从历史上说，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同时出现的”（第87页）。也正因如此，波兰尼将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视为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之日。不过，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自我利益，也注定他们要成为“与机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第87页），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主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工资外，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商品质量、雇佣关系稳定等多个方面（第146页）。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总体命运，与工业革命、市场社会的历史方向是一致的，但他们力图摆脱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单纯商品的命运，努力将自己变成机器的主人。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第144页）。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努力所实现的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阻挠了市场的运作”（第151页）。波兰尼用劳动者力图将自己从商品化境地挽救出来的努力，来解释19世纪开始的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运动，如欧文主义运动、宪章运动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强调说，“欧文主义并不是一个小宗派的灵感，宪章运动也没有局限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两个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工匠、劳动者和工人组成的，如此大的规模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第143页）。最终，一些新形式的劳动力保护措施（如工会、工厂法等）被引进，以限制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消极后果。波兰尼仔细分辨道，在欧洲大陆，工人“主要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保护”，而英国的工人“更多是依靠资源的联合——工会——或者是他们对劳动力的垄断权”来获得保护（第150页）。欧陆与英国在劳动力保护方面之所以有差别，主要源于在欧洲大陆，社会保险比英国更早实行，政治倾向更为左倾，而且工人阶级比较早地得到了投票权等事实。当然，在现实中还出现了既反对工人运动，又反对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对社会进行保护的一种反动思潮和情绪。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潮。它是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民主处在普遍危机之中诞生的，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被认可的标准，也没有惯常的信条。法西斯主义服务于民族问题，只不过是它碰巧“捡到的”工作（第203页）。有关法西斯主义，第九章借助于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内容还会讨论到。
土地是被虚构为商品的另一种要素。就本质而言，经济功能（作为商品而投入使用以获取收益）仅仅是土地发挥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波兰尼用略带文学风格的语言描述道，“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第152页）。因此，“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第152页）。但在市场社会中，市场自由交易原则要求土地必须投入到市场中，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与使用，就是说“将土地与人分离，并以满足不动产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这正是市场经济乌托邦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152页）。从全球的角度，波兰尼将这样一种让土地从属于工业社会需要的进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将土地商品化，使原本封建性的土地收益流动起来；第二步是迫使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生产服务于整个国家范围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步是将这样一个剩余生产体系延伸至海外与殖民地。这三个步骤完成后，“土地及其产品最终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第153页）。这样做当然有积极的后果，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显然它也有消极的后果，“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第63页）。不仅如此，由于土地是多少代人组成的共同体永久停留、耐心造就的不可移动的地点，因而具有普通商品所没有的特点，如“不可能被即席创作出来”，“共同体也无法承受牺牲它们而在别处重新开始的损失”（第157页）。与此同时，对土地商品化带来的破坏，也不可能指望政治权力不加以干预，因为土地作为主权的领土特征“渗透于我们的政治概念之中”（第157页）。
对上述土地商品化的进程，社会当然会掀起相应的抵抗运动。波兰尼特别举出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及反圈地立法的历史。圈地运动指的是英国土地贵族，将原来归属于他们名下但按习惯由村舍公用的土地（或者荒地），标出明确的产权关系（圈围起来），并予以出售，或出租成为牧地以便用于高利润的养羊业或种植业。可见，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将土地这一要素纳入到市场中。从市场原则看，圈地运动应该是一场“进步”，它明确了产权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价格。但是，这一场运动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造成了众多的失地农民，因而被“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第30页）。波兰尼描述道，“社会的组织结构被破坏了，乡村的荒凉、居民住所的破败不堪证明了这场战争的猖獗程度。它破坏了农村的自我防护体系，废弃了城镇建筑，大量削减了人口，将那些过度垦殖的土地变成了沙地。它骚扰居民，将他们由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第31页）。为了使这种痛苦和混乱不至于毁灭社会共同体，王权站到了市场的对立面，反对圈地运动的进行。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巧妙地利用普通法所维护的封建特权去制止土地性质的改变，并运用王室法庭打击圈地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如前所述，在商品市场中，王权曾坚决地站在市场一边，运用重商主义政策来促进市场的发展。波兰尼还补充道，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普通法主要发挥的也是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劳动的商品理论，首先不是被经济学家而是由律师雄辩地提出来的；普通法还站在倾向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立场上，支持限制有组织工人的结社自由（第155页）。但在土地问题上，王权及普通法都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不再鼓励市场化的方向，而是反对它。以国王为代表的反圈地行动，有一个有意义的后果，那就是，在与各土地贵族斗争的过程中，王权得以壮大，国家力量不断成长。波兰尼强调，英国之所以遭受了圈地运动造成的苦难却没有被严重地毁坏，就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运用王权来延缓土地商品化进程，使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低到能被社会广泛承受的程度（第33页）。这样一种做法，即“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减轻变迁的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第32页），被波兰尼进一步概括为“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第32页）。此处请注意，波兰尼的这一结论，“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是我们解读历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值得反复思考，尤其是对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当然，自由原则延伸到土地要素这一潮流毕竟无法阻挡，“反圈地法规似乎从来就没有阻止过圈地运动的进程，更别说已经很严重地妨碍了其进程”（第32页）。到19世纪中期，英国土地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于是，自14世纪起开始于西欧的这一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至此基本结束，农奴制的最后残余也被废除了。波兰尼总结道，“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第153页）。在土地方面，市场自由交易原则主要体现为自由地处置土地财产，这被边沁理解为是个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对农业繁荣最为有利的条件，存在于那些没有限定继承权，没有不可转让的土地赠予，没有公地，没有赎回权，没有什一税……的地方”（第154页）。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资本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德·索托，也高度评价土地的自由交易原则，认为这将确保土地能转化为创造新价值的“资本”。
在欧洲大陆，市场原则也在同样地扩张；在取得惊人的工业成就时，该原则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在欧洲中部，乡村社会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于是，在欧洲大陆就土地商品化方面，同样兴起了反向的保护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动用成文法（如土地法）和行政措施，限制谷物的国际自由贸易，保护佃农、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为了应对土地商品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欧洲大陆还发生了两个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一个历史事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一场文学的运动，但它的背后是真实存在着的土地方面的危机，并因这种危机而让封建阶级发现了“重拾自己已经丧失的部分荣誉的一线机会”，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大自然自身与过去结成了联盟”，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行，并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自然栖息场所——土地——的卫士（第159页）。另一个历史事件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队力量的成长，而这构成了后来以德国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基础。本来在市场原则扩张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将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其社会支配地位慢慢交由中产阶级来承担，正如英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所显示的。不过，由于在土地商品化过程中，欧洲乡村秩序崩溃，灾难有向城市蔓延的趋势，可欧陆的中产阶级又因力量弱小而无力承担起“捍卫法律与秩序”的责任。于是，以封建地主这样的保守分子为基础的军队（及教会）“重获荣誉”，找到了一个可扮演的新角色。就是说，他们被历史保留下来发挥有益的功能（保卫社会秩序、限制土地流动），其标志就是崩溃中的王权受到了护卫（第157—160页）。与此同时，由于农业自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有新的功能可以发挥，是封建地主阶级能在欧陆存续的原因，并因此带来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保守性，而这又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如前所述，交易自由的原则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货币，同样应该由自由交易原则来支配而不容国家干预。
符合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的，显然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市场，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形成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市场与秩序下，货币（黄金）的数量取决于自然产量，而不决定于政府的决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货物进出口和投资），由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及各国生产率决定，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而调节。建立于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也因此可以自由升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在《大转型》一书的开始，波兰尼就指出，19世纪四个制度（国际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市场、自由主义国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金本位制（当然它自身的源泉与基础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它是将国内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而国际势力均衡体系则是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第3页）。流行于19世纪的一个神话是，通过市场的形成与扩张，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将改变社会面貌，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释放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易的自然禀性（第50页）。因此，市场原则扩张的结果，就是让金本位制成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标志。
问题是，金本位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黄金的数量不能按照需要而增长，它的产量往往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波兰尼强调，早在17世纪的商人圈中，货币的缺乏就是一个永恒的、沉重的抱怨对象；若没有代币这种人为货币做媒介的话，任何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实际生产能力快速增长，或者如果商品交易量突增，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货币（黄金）过少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引发市场萧条和经济萎缩，并带来失业（第165页）。也就是说，不定期的经济萧条几乎是金本位制内在的缺陷。商业可能会毁于这种经济调整过程之中，“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第63页）。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市场经济经常出现崩溃，这“在货币领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来得更突然”（第170页）。因此对货币市场中的自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首要的就是放弃金本位制。于是，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中央银行首先被发展起来，以一定的代币来缓解黄金数量的不足（第169页），并弥补金本位制的其他缺陷。比方说，如果通过中央银行集中一国的信贷供给，那就有可能避免通货紧缩所导致的整体性的商业和就业的混乱。中央银行也可以小心翼翼地调控通货紧缩，使通货产生的震荡得到吸收，并将其产生的压力分散到全国。虽然自中央银行产生后，金本位制还存在了一定时间，但“中央银行的运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第167页），因为有了中央银行就意味着有一种集中管理的通货，于是操控就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中央银行产生后，货币制度就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是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这样一种现代中央银行，变成旨在提供保护的机构。假如没有这种保护，市场早就毁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第164页）。波兰尼调侃道，如果真有哪个国家按米塞斯的建议“放弃中央银行调控”的话，那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会变成一堆废墟（第167页）。所以，尽管支持金本位制的众多理由仍然值得人留恋，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世界各国在今天都已通过中央银行，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并将货币政策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第168页）。由此形成的一个后果是，只有那些拥有一个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第214页）。波兰尼的说法是，“从政治上说，对国家的认同是由政府来建立的；从经济上讲，它却是由中央银行建立的”（第175页）。波兰尼用下面的言辞来说明放弃货币的自由交易制度（以金本位为代表）而采用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的意义，“如果说工厂立法和社会立法被要求保护产业工人不受劳动力的商品化虚构的危害，如果说土地法规和农业关税的创立是用来保护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使它们免于商品化虚构，那么同样地，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系的管理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的安全，防止其卷入货币的商品化虚构所造成的灾难。足够荒谬的是，不仅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作用”（第114页）。
以上内容，是对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描述的市场原则扩张与反对市场原则扩张这“双重运动”的概括。在书中不同的部分，波兰尼用不同的表述多次阐释了这一双重运动，认为它们是依据社会不同组织原则的两种行动，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和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也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他说，“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是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会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第114页）。利用这一“双重运动”概念，波兰尼雄心勃勃地要对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在他的书中要加以统一解释的历史现象或事件有：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案；宪章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甚至1929年开始爆发的大萧条。应该说，波兰尼的雄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的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加以补充的是，“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富有学术生命力，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
在波兰尼这一“双重运动”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一致。值得高度重视的同时也是波兰尼的贡献所在的地方是，他对第二重运动（即反抗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强调。他反复说，若没有第二重运动的存在，人类社会早就毁灭无疑了。“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第65—66页）。波兰尼特别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看到第一重运动，而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变迁；在波兰尼看来，“预期一个社会仅仅因为经济效益，就可以对失业的痛苦，产业和职业变动造成的挫伤，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和心理上的折磨无动于衷，这实在是荒唐至极”（第183页）。
在上图中，主要的和中心的位置，表示的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一重运动，即以交易自由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并成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即社会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反抗，其力量又被细分为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两种：反市场力量采取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的方向，力图将经济纳入到过去的社会关系中；超市场力量与市场经济在面向未来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如对工业革命的肯定），只不过力图超越市场关系而寻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姜义华先生在解释1949年后中国之所以形成非市场化倾向的国有产业结构时，曾运用了“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这一分析框架[插图]，在内容上与上述“双重运动模型”很接近，可以进行相互的印证。在姜先生看来，“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三种取向渐趋合流”，造就了新中国政府构建出非市场的国有工业结构。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取向的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社会中产化等思想与行为；而所谓反现代化，主要指的是坚持重农而反对工商立国、坚持乡村式淳朴而反对城市式机巧等思想与行为；后现代化则主要指针对西方现代化矛盾而试图加以超越的思想与行为。在现实的历史中，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以浓重的非市场化的军工产业为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以国家名义掌握的大量现代工业产业。这种以国家名义掌握工业产业（即“现代化”），又被认为可以以共同体形式保持旧式的农村与手工业经济（即“反现代化”），同时还能救治欧美现代化过程的弊病（即“后现代化”）。就是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与实务部门，认为非市场化的国有产业结构，可以同时满足现代化、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思想取向的共同要求。1949年后，中国非市场化的国有工业产业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解释模式，与波兰尼用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形成的双重运动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上述双重运动模型的基础上，如果将第二重运动中的政治内容（即国家管制措施与制度的发展）分离出来，考察经济和社会内容对政治的影响（即用第一重运动中市场的扩张和第二重运动中社会的反抗来解释国家的发展），那就可以形成一个解释下述重大政治学问题的模型：现代国家从何而来？蒂利对这一问题的说法，第六章曾经引述过：“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插图]。这一回答与波兰尼的下述说法倒是一致的，只是用词稍有不同，“资本主义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人预见机器工业的大发展，它完全是在惊喜中到来的”（第77页）。运用我们从波兰尼说法中整理出来的“双重运动模型”，可以将近代以来经济社会运动与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阐述如下：经济与社会现代过程包含有双重运动，第一重运动是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第二重运动是社会从两个方向反抗市场扩张的运动；在应对这个“双重运动”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解释现代国家发展的“双重运动模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一方面，国家的权力和机构竭尽所能地推进商业化（满足市场原则扩张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国家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伴随着市场而共同成长，因而它“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第55页）。(2)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调适和增加职能，极力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扩大国家干预，以限制要素市场中的交易自由（限制市场原则的扩张），降低要素市场化对社会的破坏，以便同时满足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的要求(当然是部分地)。(3)与此同时，国家也限制两种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并通过吸收其中的合理要求，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该模型也可用来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有助于从结构上理解迄今尚未最后完成的中国国家转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突出的是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市场原则不断地扩张，以及中国革命力量对这一扩张作出种种反抗。在反对市场原则（即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扩张方面，工人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可结成联盟；农民人数最多，可作为革命主力军，但作为反市场力量，农民反抗的方向毕竟是逆现代化潮流（即抗拒工业化）的；这就需要人数虽少，但却诞生于市场经济中、具有现代化方向的超市场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此而言，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超市场力量与反市场力量结盟的结果，这一结果指向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方向，从而建立起一种无市场的工业化制度体系。1978年后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无非是该模型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汇入全球市场化的主潮流。当然，这一市场化的进展同样也引起社会的种种反抗，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制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参考马骏等人的研究[插图]。
身为经济学家的梁小民先生，却写出了《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一文[插图]，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那些以“国师”自居的经济学家，或者维克塞尔批评过的那些正等待着要提供建议给开明君主的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意思是，现实比经济学理论的假设要复杂得多，制定政策要考虑许多经济理论未涉及的因素，如伦理因素、政治因素等；但许多时候，经济学家很天真，总是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并要顽固地把这些理论直接变为政策。因此，梁小民的结论是，单纯的经济学家不能成为治国者。当然，非经济学者也作出过类似的批评，其中最为中肯的可能是秋风先生的批评。他说，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具有“强烈的唯理主义倾向”，倾向于“把整个政治过程化约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仿佛，每一具体改革的目标是给定的，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以最有经济效率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通读《大转型》这本书，可以发现波兰尼事实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承认，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社会，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已将经济活动独立出来并置于极高的位置，在社会中“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交易”，“一切收入必须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第62页），大部分社会成员在行为动机上早已从生存的动机转变为获利的动机（第36页）。不过正如本章说过的，波兰尼强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可自我调节、社会中的一切都应服从市场而不该受权力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就走得太远了，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第3页）。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受“粗俗的功利主义的腐蚀和对所宣称的自发增长和自身治疗机制的盲目信仰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的神秘接受，不管这些后果可能会是什么”，它怀疑甚至忘却“基本的关于政治科学和治国才能的真理”（第29页）。因波兰尼这样的言论，《大转型》一书导言作者弗雷德·布洛克说，“《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导言”第10页）。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波兰尼提醒治国者注意，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没有或未能充分地认识到。
第一，贫困问题。不是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贫困问题，他们确实看到了贫穷伴随着富足一起增长的现象。但是他们要么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渗透到下层而出现“奇迹般的生产增长与大众几成饿殍”（第70页）并存的现象，要么用略带有恶意的进化论观点看待贫困问题，如汤森所言：“一般地，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并且驱策他们（穷人）去劳动”（第98页）。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有以下的观点，即“自由让市场去掌管穷人，一切都能相安无事”，“让大多数公民濒临贫困是为繁荣的最高阶段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101页）。不能不说，这样一种观点不是常人能接受的，也因此成为波兰尼极力批评的对象。
第二，人类发展的可能。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这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法则意味着人类可能性的极限”（第74页），社会中的一切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都应服从市场原则而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但波兰尼显然更同意戈德温的看法，“相信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要求“拒斥市场的法则”（第74页）。他赞同欧文对这种市场社会可能“产生最可憎恶的持久罪恶”的批判（第110页），赞许欧文运动的目标，即“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人类的生存方式就可以重建”（第144页）。波兰尼认为，人类可以凭借“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第220页）。让劳动力、土地摆脱市场，就像货币控制权已被转移到市场之外那样，这是“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第213页）。当然，波兰尼强调，这样一种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市场将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第213页），但它“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第213页）。
第三，人类的自由需要权力的帮助。波兰尼反复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他们幻想，只要摆脱权力干预，市场能为人类带来自由，这种幻想“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志向”（第218页）。这是因为，一方面“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权力及其施加的强制实际上“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第218页），“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第217页）。波兰尼用下面的句子点出自由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并结束全书，“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