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威家的玉米已经堆积成小山。比起去年，他的100亩田地增产了近两万斤。但他此刻正在小山前踱步，盘算着明年还要不要种这么多玉米。
为了这堆玉米，这位30岁的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的农民前后忙活了一个月。收割、脱粒、晾晒、运输，一套流程下来，他累得“输了一星期‘水’”。
按照去年的价格，他本该增收4万元左右。可入秋以来，玉米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三成，即便今年增产不少，仍比去年少收入了3万元。
“累出一场病，结果一来一去少赚了7万元。”刘威把手里的烟头使劲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骂了一声。
和刘威一样，丰收并没给射桥镇的农民带来多少喜悦，写在他们脸上的多是失望和迷茫。
不仅仅射桥镇。进入10月，河北、山东、东北等玉米主产区的玉米价格均跌至0.8元一斤以下。而去年，玉米价格是1.1元一斤。如今，刚刚拿到卖粮款的农民，开始为明年还值不值得种那么多玉米而苦恼。
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23日下午，射桥镇东头的收粮点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卖粮车，旁边一条10米宽的马路被堵得仅能供一辆车勉强通行。来往的轿车司机停下车，把手伸出车窗外摆动，他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促着这些卖粮的人赶快让路。
这是射桥镇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热闹场景。
机动三轮车、摩托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四轮拖拉机里满载着金黄的玉米。拖拉机巨大的噪音、讨价还价的声音、指挥倒车的呼喊声，以及传送带的马达声混杂在一起，让这个原本宁静的镇口沸腾起来。
一些瘦弱的老人，紧握住三轮车的把手，努力驾驶着这野性十足的机器。一脚油门，三轮车像头咆哮的野兽，冒着黑烟冲向堆积如山的玉米堆。
还在等待验粮的人趴在车把手上，面无表情。虽然车斗里的玉米比去年装得更满，但他们却懒得回头看一眼。他们清楚，“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刘威也加入到卖粮队伍中。他本想等粮价涨上去后再出手，但持续下跌的玉米价格很快把他推出家门。从秋粮收割开始，短短20天内，当地的玉米价格就从每斤0.85元，快速下跌到每斤0.72元。
“再往下跌就受不了了。”刘威面无表情，“如果受潮发霉，那就真的只能喂牲口了。”
不少田地较多的农户面临和刘威一样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担心粮价下跌，一方面还担心储存后玉米发霉变质，所以只能选择尽快出手。
更多的人在低价时赶来卖粮，则是出于无奈：收粮卖粮是个重体力活儿，很多老年人已经无能为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帮忙秋收后，又急于返城，只好把粮食便宜处理。
78岁的马老汉种了7亩玉米，他和儿子一起，正在把玉米倒进粮商的仓库里。
整个过程中，他的儿子一言不发，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倒完玉米后，他头也不回地把铁锨扔在地上。为了回家收玉米，在北京建筑工地拉涂料的儿子请了一个月假。
“他在北京每天挣180元，加上来回路费，一个月就损失了五千六。” 马老汉用惭愧的语气说，他张开手掌，比画出“5000”的样子，浑浊的眼珠里闪出一丝光芒。
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筒下地，傍晚时分才回家。几天下来，马老汉手心手背几乎已变成一个颜色，黑色的泥灰长进皮肤里。虽然已经过去20多天，他手指的肿胀还未消退，厚厚的老茧上面，是已经磨烂的角质。
这一天，父子二人卖玉米拿到6327元。除去种子、犁地等2000多元的支出，纯收入仅4000元，还不够儿子请一个月假的损失。
卖粮的队伍越排越长，队伍最前面两个老汉正围着粮商讲价。他们的玉米水分较高，粮商开出了每斤0.68元的价格。
“六毛九吧，六毛九吧。”一个老人挠首顿足做嬉笑状，另一个哭丧着脸哀求。
“六毛八，不是看你们年纪大了，这价钱我都不要。”粮商态度坚决。
一分钱的差价，7000多斤的玉米少卖了70多元。两位老人拗不过粮商，一人蹬上三轮车，一人迈开弓子步在后面推着，缓慢地走向玉米堆。
刘威冷冷地看着，不说一句话。换了他，他也会计较。
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
相比收粮点的热闹，射桥镇的集市要冷清得多。
往年这个时候，卖完粮食的人总会添置一些新物件。原本，这是集市全年商业活动的一个小高峰。
今年完全不一样。以往上午9点就能卖完的猪肉，现在直到12点，还有半扇挂在钩子上，几只苍蝇趴在上面贪婪地吮吸。
卖床单的小贩拿着话筒吆喝着大减价，但并没有多少人停下脚步。没过一会儿，音箱里就只剩下劲爆的音乐，小贩放下话筒弓着腰坐在凳子上，痴痴地望着过往的人群。
三五成群的老太太抱怨着今年的光景：“多收了几千斤，比去年还少卖了钱。吃饭看病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买东西。”她们的战利品不过是几棵大白菜、几卷卫生纸。
赶集的老人们心疼辛苦劳作一季，却少收入两三千元。但对于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土地和粮食正离他们越来越远。“平时也会给我们寄钱回来，但都不愿意回来收庄稼，不够耽误事儿的。”一个空着手的老人无奈地笑笑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镇上的人，就已不把种田当作主要的收入来源。当时，一亩地几百元的收入，还有不低的农业税费，很难培养农民对土地的忠诚。“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集市上卖小百货的老板说。
镇上的壮劳力纷纷外出干建筑防水工作，大家通常称他们为“搞沥青的”。
几年前，刘威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他还记得满怀希望踏上列车时的场景：“一车老老少少30多个人全是去搞沥青的，一路上说说笑笑，谈论着那些熟悉的暴发户的名字。”
到成都后，刘威发现能接到的活儿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一连几个月都没工作”。这30多个一起去成都淘金的人，今年有20多个回到了镇上。
刘威看中了流转土地的机会，他觉得“种地最稳，国家也支持。”去年8月，他以每亩每季300元的价格包下了100亩田地，全部种植了玉米。合同一签就是5年。
“按照去年的行情，稳赚6万块钱。”他看着刚刚种下小麦的黄土地，回忆着当初的想法。但他处理完今年的玉米，算下来刚够本。
“能咋办呢，再坚持一年看看吧，不行就还得出去。”他眼珠里泛着血丝，嘴唇干裂，牛仔裤和耐克鞋上沾满了土灰，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从集市中穿过，一边走一边嘟囔“化肥价又涨了”。
走出上千米长的集市，就是广袤的农田。因为干旱，20天前播种下的小麦至今还未生出麦苗。一眼望去，满地尽是黄土。
“放在往年，现在到处都是浇地的。”一位赶路的村民指着身后的田地说，“今年粮食价钱这么低，老百姓都泄气了。”
刘威也有些心灰意冷。100亩小麦刚刚播种，他也没心情浇水。100亩地的油费以及人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至于明年的粮价，他心里也没底。可合同一签5年，几个月后的春节，他还要支付6万元地租。“实在不行，只能毁约”。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
就在集市东头的收粮点热火朝天的同时，3位分别来自不同省份的粮商聚集在集市另一端的一家饭馆里，他们正在对国际粮食市场高谈阔论。
余小亮坐在饭桌的一角，他默不作声，紧紧盯着正在发言的粮商，酒杯悬在空中。
这是余小亮难得的机会，除了能学习一些关于粮食生意的经验，他还期望从这些粮商那里找到信心。
两年前，余小亮从附近村民手里流转来2500亩土地。他因此成为当地的名人，县电视台记者曾来过3次，宣传他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生产。最近的一次，电视台大大赞扬了他的玉米大丰收，镜头给了他刚刚购置的两座烘干塔一个大特写，看起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庆。
刘威也曾受这种宣传的鼓舞，才做起了国家支持的“种粮大户”。
余小亮的玉米今年增产了25%，脱粒后的玉米粒能装满20节火车皮。但是新闻没有提到，这1200吨的优质玉米让他赔了30万元，“每斤降一毛钱，就损失24万元”。
因为需要支付田地租金和人工费，在这次玉米价格暴跌中，余小亮和刘威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普通农民。余小亮每亩地一季的租金要400~500元，加上工人的薪资，一亩地的成本在900~1000元之间，而他今年一亩玉米只能卖出800多元。至于每亩土地可固定获得的100多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余小亮一分钱也拿不到。补贴归出租地的农民，这在合同里有明确约定。
因此在过山车般的价格涨落中，他的种田生意更像是场赌博。
“粮价下跌好像跟进口、关税什么的有关系。”余小亮喝下了两杯白酒。酒席结束后，他红着脸总结刚刚学到的最新知识。
这位种粮大户并不知道，他这个在中原腹地小镇上种田的农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国际粮食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千里之外的广州码头上，一船船美国玉米漂洋过海而至，靠岸价格才0.66元一斤。
还有一个事实，余小亮也不清楚。我国从2008年开始，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当年临时收储价每斤高于0.7元，2014年涨到1.13元。同时，玉米产量也从2008年的1.66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2.17亿吨。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除了需要运气，日夜期盼的“国家补助”是余小亮仅剩的信心。
就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到：“继续实施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完善补贴发放办法。”
不过，有学者指出，WTO将我国实行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称为“黄箱政策”，而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8.5%的保护界限，现在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换句话说，余小亮已经很难拿到更高的补贴金。而在美国，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因为政府会事先确定“目标价格”，当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补贴农产品生产者。因此农民不用承担大部分市场风险，从而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
余小亮看不到这些。他今年种植了300亩葡萄和100亩梨树，望不到边的黄土地上，一小片绿色的葡萄枝格外显眼。如果果园丰收了，他会获得比玉米高出10倍的收益。
“要是成功了，以后就不种粮了。”余小亮看着长势喜人的葡萄树，眼神里充满憧憬。(本报记者 杨海 实习生 戴瑞凯 卢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