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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牛马资源充足，唯独驴严重不足。”近日，中国畜牧业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的发言，揭开了一个令人意外却真实存在的困境——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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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1990年，全国驴存栏量超过1100万头，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锐减至约146万头。短短33年间，驴的数量下降了87%，且下滑趋势仍未止步。
要知道，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中国能稳定饲养7亿头生猪、5000万头肉牛，保障这些大型牲畜的供应体系成熟高效，为何偏偏在体型更小、看似更容易管理的驴上栽了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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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驴，好用又好吃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驴是农村生活的“多面手”，既能出力干活，也能端上餐桌成为美味佳肴。
老一辈农民深知，农忙时节驴是不可或缺的帮手：春耕时拉着犁翻土，秋收后拖着板车运送粮食，平日还能拉动石磨磨面。一头健壮的驴，几乎相当于半个劳动力。在过去，哪家拥有驴，就像如今家庭拥有一辆私家车一样，象征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生活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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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饮食文化中，“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俗语流传已久。驴肉质地细嫩、脂肪含量低，无论是做成北方著名的驴肉火烧，还是卤制成酱驴肉，亦或炖成滋补汤品，都是深受喜爱的传统硬菜。此外，驴皮更是制作阿胶的核心原料。从传统养生到现代保健品市场，阿胶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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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兼具实用价值与食用价值的驴，本应被广泛养殖、数量增长。可现实却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攀升，驴的存栏量反而逐年萎缩，导致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回溯二十年前，每公斤驴肉售价仅十几元，两三块钱就能买一个热腾腾的驴肉火烧。然而近年来价格一路飙升，到2021年，驴肉市价已达到每公斤90元，驴肉火烧也涨至近20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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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价格让许多老饕望而却步，曾经亲民的小吃逐渐变成“轻奢美食”，连带阿胶产品也被贴上高价标签，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空白，为何养殖户不趁机扩大养殖规模？究竟是不愿养，还是无法养？
二、谁愿做亏本生意？
自农业机械化全面推广以来，驴的传统职能已被彻底取代。过去靠驴拉犁耕地，一亩地需耗费大半天时间；如今一台小型拖拉机半小时即可完成作业。昔日用驴车运输几百斤粮食已属不易，现在一辆农用三轮车轻松装载数千斤，还不需要喂食、无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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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必提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现代化设备，其工作效率可达驴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当驴失去了劳动价值，其经济意义也随之大幅缩水。农户心中自有账本：养一头驴，每日需投喂草料、清理圈舍，全年成本可观；相比之下，购买一台二手农机虽然前期投入较高，但使用寿命长达十年以上，综合效益远超养驴。
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农村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留守的多为老年人。他们体力有限，难以承担照料驴的繁重任务。早年驴能协助劳作，老人尚可配合使用；如今驴无事可做，连日常牵遛都成负担，又有谁愿意花费精力供养一头“闲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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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机械替代使驴退出生产舞台，那么极低的养殖回报率则进一步将其推向边缘。在畜牧业中，驴堪称“慢节奏”的典型代表，与猪、牛相比毫无竞争优势。
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仅需五六个月，肉牛通常一年内即可上市，而驴则必须饲养两至三年才能达到屠宰标准，生长周期分别是猪的4倍、牛的2倍。这意味着养殖户投资养驴，至少要等待三年才能收回成本，而养猪养牛每年可实现多次资金周转，对于资金紧张的小型养殖户而言，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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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长缓慢，驴的繁殖能力也极为有限。一头母猪一年可产两胎，每胎平均十只以上仔猪；而母驴一年仅产一胎，且通常只生一驹。若同时饲养十头母猪，年均可产出逾二百头幼崽；而同样数量的母驴，一年最多新增十头小驴，产能差距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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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出肉率，传统中小型驴种的屠宰出肉率不足40%，而肉牛则高达60%。此外，驴对环境要求较高，性格敏感，体质较弱。在散养状态下，驴活动自由，体质强健，疾病较少；一旦集中圈养，极易出现应激反应，发病率比牛羊高出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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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慢、繁殖少、出肉低、易生病——种种劣势叠加，使得养殖户宁愿扩建猪舍牛棚，也不愿涉足驴产业。既然国内供给不足，能否通过进口弥补缺口？这条路也曾被尝试，却引发了新的难题。
三、进口之路遇阻
面对国内驴源短缺，不少阿胶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最终锁定非洲大陆。由于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交通设施落后，至今仍依赖驴进行农耕与运输，当地驴群保有量相对充裕。而中国具备强大的购买力和旺盛的原料需求，双方似乎形成了天然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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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中非之间的驴皮贸易十分活跃。非洲国家通过出口获得可观外汇收入，中国企业也暂时缓解了原材料压力，形成短暂的双赢局面。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大批驴被宰杀出口，非洲本地驴群数量急剧减少，很快出现“驴荒”现象。
驴的消失直接影响农民的耕作与物资运输，日常生活陷入困境，民众抗议声此起彼伏。为保护本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多个非洲国家相继出台政策，禁止或严格限制驴及其制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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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在非洲联盟峰会上，55个成员国达成共识，决定对驴皮贸易实施为期15年的全面禁令，不再向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活驴及驴皮，旨在恢复本土驴群数量并稳定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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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彻底切断了中国企业最主要的进口渠道。即便仍有少数国家允许有限出口，要么配额极少，无法满足国内庞大需求，要么因长途运输、检疫程序复杂而导致成本飙升，进口驴皮价格甚至高于国内市场价，失去商业可行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驴皮还存在质量隐患。不同地区驴种差异显著，皮质参差不齐，部分不符合阿胶生产的工艺标准。更有甚者可能携带外来病原体，威胁产品质量与公共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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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受阻，国内养殖又难以为继，“缺驴危机”陷入双重困局。难道未来我们真的要告别驴肉火烧，远离阿胶了吗？其实，并非全然无解。
目前已有企业着手改良驴品种，通过科学杂交手段提升其生长速度与出肉效率；一些养殖场探索“生态放养+适度圈养”结合模式，给予驴充分活动空间，增强免疫力，降低疫病发生率。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出台扶持政策，对养驴户提供财政补贴，激励更多农户参与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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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已释放积极信号。毕竟驴的生长周期长，即便立即启动大规模养殖计划，也要等到两三年后才能见到成效。同时，公众认知也需要调整，比如理性看待阿胶的实际功效，避免盲目追捧，从而减轻市场过度需求带来的压力。
笔者认为
归根结底，“缺驴危机”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农业机械化剥夺了驴的工作岗位，养殖周期长、收益低使其失去吸引力，国际采购路径又被政策封锁，供需失衡由此不断加剧。无论是建设本土养殖基地，还是寻求国际合作新模式，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无法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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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缺驴”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那些依赖驴产品的日常消费品——从街头小吃到滋补药材——会不会悄然改变形态？它们的价格、品质乃至存在本身，都将面临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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