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的一个寒夜，毛主席到延安中央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
演出结束后，借着夜色掩护，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混上毛主席的汽车，然而却没有机会行刺。
下车后，在一间窑洞里捉住了这个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了可怕的凶器。
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从此不许生人搭他的座车。
毛主席在延安乘坐的汽车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越战越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天比一天扩大。
这些，自然引起一心想要独裁的蒋介石的警惕和疑惧，他在1938年年底忧心忡忡地写道：“中共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心之殷忧。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中共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这些都是蒋介石写在日记中的话，可以看做是其内心独白。从中明显看出，蒋介石真正关心的重点，已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
那么，怎样“应定切实对策”，以消除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殷忧呢？
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一起又一起的反共事件外，再就是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向延安派遣大批特务，进行各种形式的捣乱破坏。
对此，毛主席在一封电文中明确指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在延安，就有两名以联络参谋身份出现的国民党高级特工，一个叫郭亚生，国民党军上校衔，后来晋升少将，并改名为郭仲容；一个名周励武，为国民党军中校衔，后来升为上校。
按照分工，周励武负责收集情报，郭亚生则负责往西安和重庆传送情报。他们直接受军统局总部领导。
由于他们具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活动比较自由，借机大搞情报，发展培养特务，处心积虑进行策反、暗杀、爆炸等种种令人发指的破坏活动。
只是由于边区保卫工作坚强有力，才没有让这些特务们造成大的危害。
对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决不甘心，不间断地策划对延安的破坏活动。
这天晚上，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小会议室的灯光几乎亮了通宵。戴笠及其手下几个主要头目，再一次开会研究向延安派遣特务问题。
戴笠的面前放着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潜入共产党边区的特务发来的电报，一份是延安高层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
戴笠的手里捏着一份电报，像是拿着一张报丧的讣告，那上面说潜入延安的又一名重要特务被捕了。
他气急败坏地嚷道：“上次派往陕北的几个人又被抓住了，真没用，简直丢尽了我们的脸面！”
几个军统特务头目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不知道他们的纰漏到底出在哪里。
戴笠不能不冲他们发火，不能不担心焦虑。
抗战开始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蒋介石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得力的行动高手潜入延安，抓紧进行策反、离间和暗杀、破坏等项活动，并一定要有效果。
为了完成派遣特务的任务，还在1939年底，戴笠就在陕西汉中县陈家营村开办了“军统局汉中特务侦察训练班”。
两年左右时间，训练出几百名特务，其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有40多名，按照事先的分工，他们已经打入边区和延安的各有关部门，甚至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也有军统的特工，他们已经发回一些密写情报。
然而好景不长，至1942年底，延安边区保卫部门一举摧毁了戴笠的特务系统，在延安被称之为破获了“戴案”。
戴笠
主要有：潜入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胡士渊小组，联防司令部的王治和，陕西省委的朱浪舟，边区保卫系统的郭力群、李峰璧，绥德专署的石进中、宫兆丰，陇东专署的陈明等。
据报告，边区保卫部门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获得物证7件。
此外，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全部落网，有的居然很快被共产党的保卫部门“反用”。
戴笠的苦心经营落下如此凄惨的结果，他怎么能不发火和焦虑？
“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暗杀？”总务处长沈醉看到戴老板的这种模样，试探性地支了这个新招儿。
“糊涂！”戴笠不屑地看看沈醉：“在重庆干这种事情，傻瓜都会知道是我们干的。如果要在延安动手，那就大不同了。我们可以大力宣传这是共产党为了争权夺利的内讧，是他们自相残杀！”
“老板高见！老板高见哪！”一向不多说话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如捣蒜般地点头。
“一个人单独搞暗杀行不行呢？”行动处长徐业道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一个人？”沈醉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有内线很好地配合，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也许能够达到目的。可是，如果进行狙击，恐怕没有太大的把握。”
对于沈醉的话，戴笠不以为然，他打着官腔说：“一个人对党国只要有献身精神，只要肯为领袖牺牲，用个人狙击的方式不妨可以试试！”
对于这种行动方法，大家认为确实没有太大把握，会议一下陷入僵局，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哈欠连连，有的只顾吸烟，有的顾左右而言他，关于潜人延安之事，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我看这样吧，”戴笠吸溜了两下鼻子，对人事处长龚仙舫说：“再细心选几个人，好好训练一下，赶快派到那边去，告诉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发生横的联系。另外，可以一个一个地派，防止一人出事，坏了一片。要好好鼓励他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戴笠说完摆了摆手，总算结束了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
国民党特务这样处心积虑地危害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保卫部门当然时时处处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最让人担心的是在群众聚会的集体场合，挨肩擦背，扰扰攘攘，极易混入危险分子而难察觉。
特别是夜晚文艺演出或群众大会，稠人广众，光线又暗，敌人要搞点小动作，极难发现。每当这种时候，保卫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会格外小心，生怕发生一点点差错。
而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又非常喜欢接触群众，常出席一些大会，尤其乐意观看文艺演出，毛主席甚至可以称得上“戏迷”。
对此，当时的《七月》杂志，有过这样的描述：“他是一个晚会狂热者，凡有干部晚会，他都到场，而且从不中途退席。无论怎样蹩脚的戏，他都耐着性子看到下场。他坐的位子经常在一张板凳的边缘，是并不十分舒服或好看的位子。但他也就好像大仓里的一粟，挤在一般的群众里面去了。”
1942年之前，延安的文化娱乐活动多在室外广场进行，有时在鲁艺礼堂，有时在中央党校，位置很不固定。
自1940年起，为了迎接党的“七大”召开，在杨家岭开始筹建中央大礼堂。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拱桥式建筑，由中共中央机关同当地军民用当地石料和砖木修建而成，分为中央大厅、舞厅和休息室3部分，内外装修简洁朴素，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1942年竣工之后，中央大礼堂就成为延安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活动的重要地点。
1943年底的一个夜晚，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辉煌，锣鼓铿锵，中央党校机要培训班在这里演出自编的话剧，忙碌了一天的毛主席也要来看戏了。
不过，今天毛主席因为临时有事，动身较晚，当他来到中央大礼堂时，戏已经开场了。
毛主席悄悄来到观众席里，大家纷纷给他让座。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不要影响看戏。
这时，李富春走来拉起毛主席，一定要他到前排就座，毛主席轻声说：“不必了，我来晚了，理当受罚，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毛主席看到附近有个座位上坐着个小孩，就把孩子抱起来，坐在孩子的座位上，再把孩子揽在怀里，聚精会神看起戏来。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今晚的中央大礼堂里，混进了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特务。
他瞅准了今天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弄到一张戏票，随着其他观众老早就来到这里，但是仔细看了几遍，却不见期望中的毛主席，只看到中央其他几个领导人。
这个军统特务心中忐忑不安，只好硬着头皮看戏，想不到开演不久毛主席来了，这个特务心中一阵狂喜，自认为是天赐良机，暗暗摸摸携带的武器，充满了孤注一掷的信心。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话剧名为《同志，你走错了路》。该剧反映一些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思想糊涂，行动错误，经过批评教育而得到纠正的故事。
全剧结束后，人们纷纷站起来鼓掌，祝贺演出成功。
警卫员王来音看到毛主席也站在座位前热情地鼓掌，赶忙点亮马灯，来到他的身边。
观众们退场时，王来音走在毛主席的前面开道，并特意走慢一些，使毛主席和观众分开。
王来音是个机警聪明的小伙子，人长得帅气，射击技术出众，原先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警卫员，后来毛主席这里人员调整，在肖司令员的推荐下，王来音来到毛泽东身边。
出了大礼堂门后，一片漆黑，朔风阵阵，让人感到年终岁末的刺骨寒意。
走了没有几步，毛主席看见王明和他的警卫员站在旁边，便主动说：“天太黑了，咱们坐车一块儿走吧。”
王明倒是一点也不客气：“好啊，我们就搭个便车吧。”说罢，同警卫员一起挤上了毛主席的汽车。
那时的延安，汽车还很稀罕。刚开始时，中央领导同志并没有车坐，如果有事外出，路近了步行，路远了骑马。
后来一位华侨送来两辆汽车，毛主席将其中一辆分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使用，另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合用。
再后来，又有一位华侨送来一辆救护车，医院当时用不着，才给毛主席做了“专车”。
这辆小车的样子很特别，很像现代工具车，改装后的车厢里装了3排椅子，其中前面两排面对面，人坐在上面特别挤。
车子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紧紧护卫着毛主席。
不过，夜间坐车则不一样，毛主席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警卫员王来音坐在他的身后，一手提着马灯，一手紧握手枪。
王明和他的警卫员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座位上坐满了熟人，就连车厢外的踏板也都站满了人。
然而由于夜色太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踏板上竟然还有一个暗藏杀机的国民党特务。
此人为何能够混上毛主席的“专车”，除夜色作了掩护之外，还与当时的人员调整有关。
新近调来几名警卫人员，彼此还不是很熟，王明那边以为是毛主席的警卫，毛主席这边认为是王明带来的人，两边都认为别人不敢轻易搭毛主席的车。
而且这些搭上车的人，就算是彼此不熟悉，也不会随便怀疑对方是特务，此人正是揣摸透了这些情况，才毫不费力地搭上毛主席的汽车。
这个特务中等个头，瘦削身材，细长脸型，穿着粗布军大衣，与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两样。
他站在毛泽东身后斜对面的踏板上，知道周围是些警卫人员，考虑再三，不能在车上动手。
汽车像漂浮在浪尖上的一叶小舟，颠颠簸簸向毛主席的住地驶去。
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沟里北侧的半山坡上，东面是吴玉章老人的窑洞。
吴老窑洞的东侧是条不大的山沟，山沟以东是王明的窑洞。在东山坡西边，依次排列着任弼时、王首道等人的窑洞。
东山坡的北边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的办公地点，在杨家岭的沟口，有10多户人家，他们世代居住于此，都是很可靠的基本群众。
汽车颠簸了半天，终于停了下来，大家下车向各自住处走去。
那个特务认定了一个高大的身影，紧紧跟了过去，他万万没有想到糊里糊涂跟错了人，跟到后来，居然进了王明的窑洞。
宝塔山
王明生得瘦小精悍，而毛主席身材高大，恰巧，王明的警卫员也是高个儿，黑夜中看不清楚，昏头昏脑跟错了人，作为一个特务来说，居然发生这种低级错误，真是有些匪夷所思！
那人莽莽撞撞走近王明的窑洞，立刻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你找谁？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找谁，想找点吃的。”那人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怎么还没吃饭？”
“哦，吃过了，又饿了。”
警卫员看这人说话吞吞吐吐，神色也不正常，立刻引起了怀疑，把他带到王明的副官那里。
这位副官也不认识此人，为了慎重起见，他找来了王来音，问是不是他们那边刚调来的新人。
王来音打量了一下那人，摇摇头说：“没见过，不认识。”
“跟我们来吧！”警卫人员把那家伙引到一处空窑洞里，冲他喝道：“把棉衣扣子解开！”
接着对他进行搜身，很快搜出一把锐利的匕首，半尺多长，闪着寒光，那人脸色大变，想要挣扎着逃跑，可是已经晚了。
面对这个胆大妄为的刺客，警卫员们给气坏了，不顾那位副官的极力劝阻，毫不客气地赏了他一顿拳脚。
那家伙躺在冰冷的地上，面色如灰，浑身打颤，想不到还未出手就已被擒，就算今晚没有发生这种差错，怕也难以完成这一刺杀任务。
因为从一进人中央大礼堂直到被人发现而搜身，他几乎没有找到能下手的空隙，陕北的安全保卫工作真是太严密了！
王明的副官见他这副耍赖的模样，怒喝道：“站起来，你是从哪里来的？”
“是抗大的，在抗大学习。”那人从地上爬起来，垂着头说。
“既然是抗大的学员，我问你，你的教员是谁？你的同学又是谁？快说！”
那人嘟嘟囔囔，说了几个名字，然而全都对不上号，显然是在胡编乱造。
八路军战士
副官冷笑一声：“好一个抗大学员，居然乱编教员和学员的名字。可见你是个冒牌的学员。”
那位副官进逼一步，厉声喝问：“老实交待，你究竟是什么人，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说，我说。”那人吞吞吐吐，态度极不老实，几乎折腾了一个通宵，才交待了自己是军统特务，直属重庆总部领导，单枪匹马潜入延安，意欲刺杀中共要员，主要是想暗杀毛主席。
因为开枪容易被人察觉，决定贴身用刀刺杀，好不容易有了夜间搭乘汽车的机会，不料车上难以下手，下车后冒险实施这个计划，又张冠李戴，走错了地方，就这样很快被活捉了。
这件事情没有向毛主席报告，王来音只给叶子龙说了，叶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负责保卫工作。
王来音和王明的警卫员为此都受到严厉批评，说他们麻痹大意，工作马虎，在中央领导身边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是个笑话。
事后王来音更感到后果严重，王明一向斤斤计较，善于小题大做，如果借题发挥闹起事来，麻烦可就大了。
这件事后，中央有关部门下了一个内部通知，毛主席的汽车不许捎带任何人(经他本人批准的除外)，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危险事件。
然而，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等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没有收敛。
仅据1941年至1944年的统计，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周围布设特务机关53个，特务据点57个，特务训练班2个。边区境内有特务据点14个，潜入边区的职业特务和新发展特务共计700多人。
为了彻底清除汉奸特务对边区的阴谋破坏活动，边区政府和保卫部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运动，建立起了严密的锄奸组织和网络。
1939年11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当时有群众哨站1004个，除奸网员4859人，除奸团员129523人。
有效地制止了特务们的各种破坏活动，并查处了大量毒品和违禁物品，确保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