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傅政委，这次军衔恢复，您肯定是上将吧？”警卫员小赵握着茶壶，声音里带着几分兴奋和好奇。傅奎清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兵，轻轻摆手：“小伙子，别猜，组织自有安排。”
那一年，距离上一次授衔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四年，军衔制的重启让不少高级干部心里七上八下。档案里记录的功劳、现职的级别、个人的资历，全要重新摆上台面称一称分量。有人暗暗比较，有人托人打听，走廊里常能听到压低嗓子的议论：“谁能进上将那格子？”但傅奎清像往常一样，还是那句老话：“做事就行，别老盯着帽子。”
时间往前推八年。1980年冬，他奉命南下，接替张震东，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福建沿海部队的构成复杂，老红军、闽西子弟兵、转业干部，光是排座次就够头疼。到任第一天，傅奎清写下五条“自约”：跟司令员同坐一辆吉普、不请客不送礼、不批不清不签、看优点不挑刺、不分亲疏讲公心。秘书后来回忆，那张小本子他一直放在马夹兜里，角都磨得起毛。
如果只看军区岁月，旁人或许难以理解这份沉稳从哪里来。早在1942年春，他还是新四军十八团八连的指导员。定远柏家圩子伏击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辎重队，他简单三句给战士打气：咱们人多，咱们隐蔽，咱们有气。说完，率先翻过河埂，在泥水里摔了一跤，又爬起来继续冲。那场仗写进《中国战典》，八连捡来一门掷弹筒，战士们给它起名“柏家一号”。李朝云连长后来说：“傅指导员最能带人心。”
战场上的朋友有的留在名单里，有的永远留在烈士陵园。李朝云牺牲那天夜里，傅奎清守在棺木旁，一夜没合眼。此后几十年，他常念叨一句：“我敬他们，他们撑我。”也是因此，后来担任师政委，与五任师长无缝衔接，无论对方是陕北硬汉还是湘中豪客，他都能把队伍拴在一根线上。
1985年，四大军区撤并，福州并入南京。那是一次大手术，关系数万干部的去留。合并消息宣布后，不少人担心“南兵北调”带来摩擦。傅奎清和江拥辉提着公文包，坐吉普在闽赣边陲跑了三十多天，干部大会开到深夜，“谁该走谁该留”讲得透透的。南京军区正式挂牌时，向守志握着他的手说：“老傅，你为我省了不少麻烦。”
合并稳定，基层建设得有人抓。他跑副食品基地，跟战士抡镐头，汗水掉进菜畦；他去干休所，给老干部换灯泡。1987年那次“三三天大调研”，行程一万多公里，作风组在调查报告里写一句：“傅政委敞开包办事，一顶帐篷一叠文件就能驻点办公。”
然后就是1988年。文件草稿上，军委领导把他列为中将。传言飞到各处，有人急了：“福州、南京两任大军区政委，凭什么只是中将？”也有人幸灾乐祸：“老实人嘛，没背景。”那天，谈话室门关上，负责组织的首长解释政策细则，他听完只回答四个字：“完全服从组织。”到处想拉他表态的人扑了空。
军衔名单公布后，小赵又问：“政委，真不遗憾？”傅奎清正写给老战友的信，抬笔想了想：“穿这身军装，不就是打仗、带兵、干事？换行星也还是这副骨头。”语气平常，却把满屋人说得脸红。后来，他在任满两年退下，洗手盆里泡着一条旧军用毛巾，跟当年八连配发的款式几乎一样。
有人替他不值，逢人就说“老傅亏了”。他知道，也不反驳，顶多摆手：“亏什么？安全合拢、兵心稳定，比肩章亮不亮更要紧。”身边的工作人员私底下评价：“傅将军做事有棱角，只是把锋刃磨在心底。”这话乍一听拗口，却很准确：原则上寸步不让，利益前分寸必守；外表柔和，内里有钢。
至此，授衔风波算是落定。南京城区的梧桐叶黄了又绿，他已搬进干休所，那张写满五条规矩的旧本子仍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偶尔有年轻干部跑来请教，他拍拍本子：“想立身，先立规。”说罢，递过去一杯刚泡好的铁观音，杯口漂着两片叶，淡淡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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