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工和金融：美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我们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汪涛：《纯电动：一统天下》，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页。]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随后几年经济基本都处在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经济虽处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恰恰这10年也是美国经济基本都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7.3%。[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经济的增长为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的停止，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杜文君：《美国战争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史正富著《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英国公共有限公司（CMCMarkets）作为外汇报价商成立于1989年，总部在英国伦敦金融城，现已发展为世界领先的实时互联网交易公司。]（CMCMarkets）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laidi）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转引自魏强斌著：《原油期货交易的24堂精品课：顶级交易员的分析框架》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的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刘纪鹏主编：《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地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马远之著：《世界六百年与中国六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竞选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见过负担着高额债务同时还没有多少实物产品出口的国家还会过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人们就要问：美国政府用什么可以交换到美国百姓需要的实物的产品？回答是：美元。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国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动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坚挺美元——坚挺就会有高收益，美国大举借债，再转手输送给需要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向美国输送高质量实物商品换回美元外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百姓获得大量廉价生活日用品，过上不劳而获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国对美国产生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贸易顺差积累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外汇储备又将大部分比例投资到了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之上。”[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马克思说：“现在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9～680页。]美国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时期开始以扩大金融杠杆的形式向高利贷制度暗渡陈仓。
里根放松银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动资本，理论上说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众创业”，但在现实中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等国迫切需要扩大美元储备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新释放出来的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只投向美元处于优势地位的外汇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回报，即使投资这些国家的产业也可获得比美国国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质优酬低的劳动力。如图11、图12所示：
我们看到1980年后，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利润再上台阶，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金融收益远远高于企业利润收益，“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在国民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长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30.59%。”[史正富著《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有资料说明：“美国一个国家自1996年以来，就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再转为支付进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余产品或净储蓄。”[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在昨天“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现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国人“真正的神”。这个“真正的神”通过“金融”的幌子虚伪过渡，使美国从军工帝国迅速向高利贷帝国转变。[也有学者看到了这个转变，但作出笔者不尽同意的阶段划分，笔者认为“虚拟资本主义”属列宁说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它由“军工帝国主义”转化过来的。是货币资本的返祖，是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的最野蛮、最腐朽的阶段。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在2008年出版的《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一书中认为：“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目前发展到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还是以生物质产品为主，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运行规律、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等等，都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之后，所有的这些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生依赖金融遑论高利贷的支撑是不能持久的，毕竟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工具；而财富，不管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都需要一定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特定时间内的投入才能产出。这样便与资本化的货币即高利贷产生了矛盾。资本化的货币不同于一般的货币，一般货币是为了交换商品，资本化的化币却是为了交换货币。马克思说：
在高利贷资本中，G-W-G´[“G-W-G´”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谈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著名公式。G代表资本，W代表商品，G´代表经过商品交换后已经增值的资本。]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货币本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短缺时，社会就出现屯积货币以增强商品交换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成为事实存在时，人们就为增加这种权力用人为屯积货币的方式使自己长期拥有商品交换的权力——本质是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样就在货币商之间产生了竞争，竞争又促使货币拥有者从屯积转为直接放贷即用钱生钱。这时货币（G）使自己增值的对象已不是商品（W），而是处于不同利率中的货币（G´）；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公式从G-W-G´径直简化为G-G´。当这种转换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处于可控制的有限范围，那只是表明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如果这种转换成了国家行为，那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快速腐朽进而衰落和瓦解的轨道。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马克思说的就是高利贷货币，高利贷货币与一般货币不同的是，一般货币依赖的是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次数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贷货币依赖的是货币兑换的频率，而货币兑换的频率不是由于社会生产状况，而是由于社会破产状况。大破产——最好是国家破产——才能产生对货币的大需求，从而产生货币兑换。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增强了美国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G-G´”即钱生钱成了美国全民的敛财方式。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亚洲对美元出现巨大的需求，此间美元货币供应总量紧缩，导致美元利率飙升，[100美元，1950年兑换275.00元人民币，从1955年至1970年15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兑换一直固定的100美元兑换246.18元人民币的汇率上。（数据参见张光平著：《人民币衍生产品》（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27页。）从1985年人民币开始贬值，当年100美元兑换293.57元人民币，1990年兑换478.32元人民币，2000年可兑换827.84元人民币，2010年为676.95元人民币，2018年为661.74元人民币。1983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22.61亿美元增至593.56亿美元，至2018年又猛增至1349.66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上升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0年为1655.75亿美元，2018年飙升至30727.12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357、588页。）]美国人的个人债务下降，利息支付却在升高，美国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却对美国工业造成巨大的贷款负担，也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潜在金融风险。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暴发，这几件大事持续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再加上1992年苏联解体，这使得美国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进入丰收期并由此造成美元指数自1970年以来出现第一个高峰，美元指数从80点左右飙升近170点.1992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又造成美元第二个小高峰，美元指数从90年代初的80多点猛升至2000年的120点左右。（参见图六）这两次美元的大收益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经济严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供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77%。至此，美国经济严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下回到了“G-G´”，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是“洪水期前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7页。]
“G-G´”即用钱生钱的经济特点是货币成了货币增值的对象，这时货币运动就脱离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质转而向高利贷货币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条件，而高利贷意义上的货币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坏生产和销售条件，通过瓦解一切实体经济并由此造成有利于放贷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写道：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页。]
对正常的生产国家而言，只有在扩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高利贷资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实体生产的普遍破产。只有破产、战争和病危等灾害，才能造成社会或家庭对货币的绝对需求。一旦国家经济整体性地进入高利贷陷阱，“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2页。]，这时的国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贷商人任意摆弄的仆人。列宁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证实了马克思上述结论，他写道：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7页。]
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其中大了一笔发横财，这笔横财将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0点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点左右——这是美元自1985年以来第二个高峰。1990年，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扬·捷符尔斯基以忏悔的心情写了长篇论文揭露了波兰社会主义垮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写道：“外国资本将廉价接管我国办得较好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价值将采用产品销售的利润额作为计算标准。因为波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所以企业价值的估价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货币汇率比所在国的实际购买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种货币在波兰的价格又将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国资本出售波兰企业简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国资本想要得到的远非这些，外国资本不但要有权购得企业，而且要包括企业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东西，还要求有权把从波兰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的利润自由汇出波兰。”[枊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第一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列宁上面所说的“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就是变相的高利贷。高利贷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销售”货币增值，商品生产和销售可以有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决定了金融资本赢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贷资本不能有生产周期，货币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废纸。因此，高利贷不能等待，为此它必须不断创造生产者的贷款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产的瓦解和永恒的贫困。于是货币一旦主宰了生产，它就会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纱并暴露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毁灭人类正常活动，甚至屠杀人类的高利贷的赢利本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29页。]
现在看来，美国已成了这样的以经营高利贷为外交主业的国家。今天美国及其外交已彻底商业化了，成了为美国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对《纽约时报》说，“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城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一旦跌至最低节点，世界必然要发生大事：要么美国与对手妥协，要么消灭对手。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现了战后美元指数的最高峰值；1987年，美元指数跌至底点，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介入失败，美国转手推动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参阅[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苏联解体造成美元指数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压缩了美国高利贷资本在俄罗斯的掠夺，美元指数随后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以吃高利息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接近70点。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暴发，2011年底，美国便暴发了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皮凯蒂分析说：
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底部的90%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却很让人吃惊：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核对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美国为了挽救美元危机，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结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一旦军事不能控制中东，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寿终正寝。2016年特朗普在军工资本的支持下异军突起——迫使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为继奥巴马之后为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试图用振兴军工生产的方式来扭转美国的颓势，军工采购在特朗普时期大幅上扬：2016年至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项里，国防增长最快最猛：从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在美国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中，国防支出和投资增长率（环比折年率）分别为-0.6%；0.7%；3.3%；4.9%。对美国经济拉动分别为-0.02；0.0；0.1；0.2。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世界经济运行报告》2018/19；2019/2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196页、2020年版，第218、220页。]从2016至2019年，美国GDP只有知识产权产品和国防两项增长，其中增长最快以及对美国GDP增长拉动大的还是国防。[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世界经济运行报告》2018/19；2019/2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页、2020年版，第218页。]这表明，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经典的“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初由黑格尔提出，经马克思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就是：事物的发展是由肯定（黑格尔的“正题”）到否定（黑格尔的“反题”）再到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合题”），如此循环往复的螺旋式运动的辩证过程。]的样本。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谁上台，如果不发生人民革命，美国都将在军工和高利贷权力交替中走进其苟延残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就从文明异化为野蛮和堕落。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国家在上升时期，生产性劳动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后来打仗代替了劳动，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古罗马民众则观赏动物表演、看人兽肉搏，这时古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也重复了古罗马的兴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近80年的历史中，高利贷资本将一个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一个野蛮堕落的境地，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没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页。]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的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与19世纪初的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双向剥削特的点，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的形式剥削美国[“2010年美国全部国债利息为413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国防和社保的第三大支出。2010年美国的国债利息达4540亿美元，占联邦全部财政收入的20%。如此巨大的利息支出将导致每年增发国债近5000亿美元。2000～2010年国债利率平均达到5%，未来国债利息可能还会上升，因为随着国债总量的增加，其风险水平也在上升。那些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海湾国家政府和持有债券的美国公众自然要求国债利率上升，以抵御风险，美联储也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贷款人，而这将造成未来赤字和债务的刚性增长。政府债务筹资成本也随之上升，一旦这种恶性循环开始，美国的债务利息将成为联邦预算中的最大项目。有人测算，到2023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全部用来偿还利息。如果经济增长率持续低迷，，2050年美国债务率可能上升到GDP的296%。高额利息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即将爆炸的债务炸弹，将彻底摧毁美国。”孙怀玉著：《走下巅峰的美国》，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和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高利息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向世界贷出美元“产品”，以平衡财政赤字。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是无底线的，而它的本性又是与自然的和人类的本性尖锐对立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注释250。]；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发及西方英美等国实行的有失人道的“集体免疫”，也是对高利贷资本本性的证明。
在清教基础上生长出的“五月花”自由原则不受限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并释放出的巨大的资本主义的能量，这种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29页。]其结果是“五月花”的自由原则终为它释放出的反自由的力量——美国政府对2011年反抗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中所毁灭。
进入21世纪，华尔街金融财团终于在美国再现了资本的反民主和高利贷资本反人类的本性。现在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已击败并取代了实体生产资本，独占帝国，结果是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不合乎自然”[“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货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页。]的高利贷被包装成各式“金融产品”后成了世界的时尚。此后美国也从一个反抗欧洲霸权、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国家蜕变为害人害己手持利斧（军工）的高利贷帝国，这个帝国将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推向列宁说的“最高阶段”后又在21世纪初将其拖入没落阶段，将人类送上工业文明的巅峰后又逆向将人类拖入马克思说的“洪水期前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高利贷配之以生物病毒全球肆虐，使进入21世纪的世界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RussellMead）认为：“美国不仅只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商人们在无止境地追逐自己无聊工作的空洞社会，它还是意义、道德和诚信的敌人。”[［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7页。]
进入21世纪的美利坚国家已被没落的资本主义折磨得病入膏肓，可悲的是这时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足够的反思，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美国更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重返欧洲去把早年清教徒在倒掉的欧洲“洗澡水”（即封建主义）时抛出的“孩子”（即国家的价值）捡回来，相反，他们仍将“自由主义”当作不变的教条，[比如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用斯密来为他自己的思想背书存在一定困难，因为他很清楚，斯密比他更相信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斯密呼吁政府采取行为，但他却认为不可如此。”［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著，贾拥民译：《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诞生》，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被欧洲用诺贝尔奖捧起来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仍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信奉的不二窠臼。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5页。]。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为自由“创新”出来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无疑，促成美国上升的不能是一种力量，同样导致美国衰落的也不能只是一种（比如华尔街的）力量，而应当是包括美国各阶层民众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形成的合力促成的结果。1890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一个月后，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特别强调了合力运动的“不均衡”性及其中的“最有决定性”的经济因素。他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2页。]“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合力发生发展的过程。
美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美国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摆脱欧洲的民族压迫，仅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继而独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利坚民族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以致于对自己的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自我否定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遑论反思和批判。[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将负债当作英美国家比其他国家“出类拢萃”的动因，他写道：“海洋秩序的历史表明，英美人并不会在无债务情况下而出类拔萃。相反的是，他们通常比其他民族背负更大的债务。但他们历史上一直比他人更善于通过创造性融资和灵活市场来管理债务，他们一直以来在充分利用借来的钱方面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功。在背负惊人巨债的同时，却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和繁荣，从17世纪晚期英美人从‘荷兰金融’中所领会到这种技术开始，这种能力一直以来都是英美人的标志。”［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61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压迫，获得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却被华尔街随后绑架至美帝国，盲从华尔街垄断财团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剩余价值瓜分，由此美利坚民族也整体性地从被压迫民族异化为压迫民族。[“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时至20世纪末美国从一般的民族国家经军工帝国主义和短暂的金融化过渡，最终异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利坚民族则异化为美帝国的附庸，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则转化为遭受美帝国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国家。
“美国被自己的居民认为是一座山巅之城、自由堡垒。”[［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由成为绝对也会走向反面。自由为自由所打倒，美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李梦生撰：《左传译注》（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的历程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页。]
列宁说：“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是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页。]除此之外，从2019年底开始到现在仍看不到结束的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及西方美英等国家所采取的基于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学原理的“群体免疫”对策，向世人表明，进入21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与列宁时期的英帝国主义相比，更带有“洪水期前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的让现代人“非常担忧”和“感到恐惧”[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死亡。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群体免疫”策略：科学还是赌博》，《世界科学》2020年第5期。]的野蛮特性。
“占领华尔街”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人民运动，已使美国人民族群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阶级的对垒日益鲜明。基督教的《新约》没有拯救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欧洲资产阶级试图在激进从而更加原教旨的道路上推进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他们回归旧约，另立教门——清教，这部分人在北美将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两百多年的不长时间里迅速推向世界巅峰，随后自由的理想又为反自由的垄断所打倒，代表近现代文明核心理念的工业资本为“洪水期前”的高利贷资本所打倒。结果是犹太教信奉的旧约也没有有拯救资产阶级。美国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所有能量得到最充分发挥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理念试验的最纯粹的范本，让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一腔热血竟将他们所属的阶级推到高利贷资本手中。高利贷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不是某个阶级而是整个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阶级属性，它破坏的对象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切国家，它需要的不是某种文明，因为它的存在条件始终与一切文明相对立。今天的美国社会应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
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考虑犹太人解放问题的。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页。]
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是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5页。]
马克思说：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499页。]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就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标志，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可归纳如下几点：
第一，在美利坚民族团结一致通过强大的金融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调动了巨大资源、发掘出巨大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潜力，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霸权，而后美国便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整体性地落入军工垄断集团的“债权人”的控制之中；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无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军工复合体”因此无利可图时，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就任之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金融集团又代取代了军工集团，将军工帝国主义的美国带入高利贷帝国主义。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美国”既失去了正义也失去了道义，它始终在“（军工资本）杀人—（高利贷资本）喝血—再杀人—再喝血”的恶循环中向人类“洪水期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的野蛮时代加速堕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帝国主义不是富有自由精神的美国人民的选择，而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反动和对美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践踏。
第四，与英国资本主义实践相比，建立在清教理念之上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具有纯粹的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原教旨资本主义理念在“五月花”原则中以不同于欧洲的“绝对精神”得以确立。欧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国家至上，结果是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着宗教和金融。与欧洲决裂的美国人的“绝对精神”则是资本至上，资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在美国得到最纯粹最充分的展现，结果是资本继而高利贷资本反客为主，绝对地控制了美国，为绝对自由而奋斗的美国不幸地被资本主义拉回到了人类的“洪水期前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美帝国主义反映的是没落阶段的因而是只能靠“群体免疫”来死抗衰落命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S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第五，今天发生在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美国的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它是美国历史合力的结果。早期美国人与欧洲人决裂的同时，也忽视了欧洲政教二元冲突对欧洲造成的痛苦教训，以及欧洲人为摆脱这种危害的有益的经验总结，以致美利坚民族对历史的认识一直没有达到欧洲黑格尔遑论中国人的高度。加之美国崛起的速度较快，在高歌猛进时没有时间消化和学习世界各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有益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沉浸在帝国狂欢之时，更加忽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对国家价值的深刻的经验总结，以至黑格尔在美国学术圈里成了美国文人把玩的“艺术品”[“国家不是艺术品”。［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这使美国人成功摆脱欧洲的控制后又落入高利贷商人的控制之中。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来人类新的联合方式，是更高一级的文明新形态。就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后的第三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是毛泽东于1919年写的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分三期于7月21日、28日和8月4日在《湘江评论》分三期连载发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15、342～346、355～359页。]中曾提出在“人类也苦到了极点”时社会改革和民众大联合的任务，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23页。]几天后，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写道：
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346页。]
至于这个“民众的大联合”所要采取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预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曾借《哈姆莱特》（1601年）剧中人物的口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1601），《莎士比亚全集》第32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这个问题，对今天的美国人民来说，就是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的以邻为壑的“货币共同体”[“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的问题。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悲惨现实再次让世界人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拖并且必须决断的问题。关于此，1850年，马克思就有预言：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CHIOISE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评述（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65页。]。
马克思的预言在这次全球蔓延中的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这是一个世界需要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的新时代！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连载文章结束时对今日中国就有准确的预见并激励我们说：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速向我们接近！向着光华灿烂的前景，我们正在全力前进！
【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