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以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为代表的“普安卡雷主义”表明了政府对国家进展商业和经济利益的支持。
正如西蒙·杰克逊所说，“战争经济”将保护主义、重商主义的马拴到帝国统治者的战车上。”但法国否认在经济上实行帝国主义，而是“专注于帮助那些必须接受其监护的人”。
同时，由于德国未能“付清”债务，更强化了法国人在经济领域进行爱国斗争的观念。整体来看，一战后是法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进展的最顶峰时刻。
一、殖民政党的影响
战后法国政治经济政策受到以马赛殖民游说团为主的殖民政党的极大影响，该党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们强调战后海外殖民地在复原法国国内经济甚至保持国际优势地位的重要作用。
殖民主义政党在国会中宣扬：战争结束后，一场斗争将在我们的经济领域展开，这将与战场上的斗争一样激烈。
她一直在我们身后忠实支持，我们必须为她提供装备，勉励她生产，为她提供我们所有的货物，在经济上与她深入渗透，做到阿尔贝·萨罗提倡的“哥哥”的角色。
如此看来，仅从经济建设的意义上推断，法国委任统治在复兴其殖民地，包括其委任统治地方面是煞费苦心、极度理想化的。
出于对潜在的殖民地资源和市场的需求和操纵，法国在战后更加积极地展开黎凡特的经济建设。此外，争取美国贷款也是法国积极进展殖民地经济的动力。
1919年9月，法国外交部收到法国驻纽约代表的电报，要求提供法国工业、农业和殖民地生产的资料，“让美国人觉得法国人在努力工作，这是接受援助的一个必要条件。”
阿尔贝·萨罗以宏伟的父权主义和种族等级的言论来渲染所谓“增强国力”并形成了一种历史共识。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殖民主义语境下殖民主义侵略和剥削本质。
伊丽莎白?汤普森将委任统治中法国的“母性”官僚机构与“父性”军事和警察机构区分开来。她认为，前者几乎没有连续到委任统治的第10年，就轮到“父亲”的角色粉墨登场。
总之，无论法国政坛谁主风云，都很容易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替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参与者们发声，这些当地人表面上被包括在经济进展的计划内，但实则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
1929年，叙利亚商务部提出要与委任统治当局之间进行真正的合作。他们认为，委任统治当局有义务就贸易和工业的任何措施与商会进行磋商，包括缔结贸易协定等。
他们还要求改革海关，其目的是修改关税和保护当地工业。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反对说自己没有任何义务咨询当地议会。
因为“这些当地知名人士组成的议会往往使他们的审议更多地转向政治而不是经济考量。”为了应付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维持战争所需。
二、一战的影响
截止1919年，法国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从全球重要的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从战后法国国内的情况看，一战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创伤。
除了人口和物资损失，国家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并急需向平民和军人支付大额补助金。战争的胜利使得法国再次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矿区收入囊中，使法国的冶金工业得到进展。
法国同时寄希望于借助德国赔款来填补本国经济进展的资金空缺，但德国却对赔款持消极态度，一再拖延。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据鲁尔，爆发鲁尔危机。
因为德国的消极抵抗政策，鲁尔经济陷入崩溃。法国不但没有捞着好处，反而受其所累。英国为了保证欧洲的均势，对法国采取遏制政策，希望尽快结束危机。
为了逼迫法国就范，英美两国联合在金融市场上抛售法郎，使法国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战后欧洲各国在经济进展压力下都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挑选。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运作取决于其在利润、剩余价值、异化、国际对抗和系统沙文主义，如例外主义之间的平稳。
法西斯主义作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相互渗透的结果，当各自进展到更高的地位，即产生官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在形式上，它代表了国家和资本主义利益的全球霸权，在资本主义市场渗透，反对社会革命。这种渗透标志着结构、政体、社会将不再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而是融为一体。
殖民政党一方面倡导自由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家政治决策谋求其经济利益。
其中，法国殖民联盟与法国非洲委员会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殖民党商业核心的主要游说团体和智囊团。
以二者为核心组成的法国殖民党是1918年法国议会中最大的跨党派集团。然而这样的集团缺少一定的弹性和凝聚力，也导致战后法国对殖民地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
从黎凡特地区的情况来看，叙利亚地区自然条件所限，可耕地有限。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和杰齐拉的河谷地带，三分之一在城市，三分支二人口定居在农村。
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和阿拉伯半岛，现代工业进展速度慢，只集中在三大城市。
贝鲁特、大马士革、阿勒颇的居民也主要从事传统的纺织、冶金供应等初级的工商业领域。经济建设面临的阻碍包括原材料、资金、技术缺乏。
此外还有补充性的收入如某些职业的收入税，道路和车辆税，还有很多政府“服务费”——虽然数额不大却可以随意收取。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后，某些特定税收被用以偿付帝国公共债务，其中有酒精税、烟草税，以及针对盐、丝绸和皮毛的税收。
此外，对进出口商品收取印花税、各种执照费和3%额外关税。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也保留下来，这种特有的宗教税收是奥斯曼帝国初期大量民众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因之一。
奥斯曼帝国铸造和通用金币、银币和铜币，通过足够的储备，奥斯曼帝国货币有很大稳定性。而1914年之前帝国奥斯曼银行独立发行的纸币在叙利亚几乎无人知晓。
奥斯曼帝国末期，帝国的城市建设因极度缺乏资金，缺乏完善的改进下水和维修街道的计划。
城市所建的电、水、电车服务、几乎所有的道路、铁路、港口的改进都是由欧洲公司完成。
通过收取道路税的方式或者从村子里征收免费劳力筑成了某些军用道路，但是大片的地区仍旧无法通行。
国家非常注重改进电报服务，但即便如此，邮政服务仍缺乏效率和安全性，而且只能服务国内需求，国外信件只能由法国、奥地利、英国、德国和俄国等外国邮局负责处理。
整体来看，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叙利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展是逐步衰败的。
战争期间，由于奥斯曼帝国贾马尔帕夏的横征暴敛和1916年盟军对叙利亚海岸的封锁，整个黎凡特地区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
在大叙利亚，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至18％，相当于1914年当地人口的六分之一。与德国和法国人口损失占比5％相比，战争带给当地的创伤更为深刻。
一战对奥斯曼帝国叙利亚各省的影响就像一场噩梦。远赴战场的和在饥荒中死亡的人成千上万，幸存者之间对匮乏的物质的争抢使人们失去了对家庭和社区的信任。
仅1916年冬季，在黎巴嫩山就有5万至8万人死于饥荒。委任统治建立后第一年法国人给委任统治地运送了15，000吨食品，价值2000万法郎。
一战中贸易崩溃，使得贝鲁特失去了进展的动力，摧毁了黎巴嫩山的丝绸工业。相比较而言，沿海地区的商业精英受到一战和经济萧条的影响较少。
在他们前期积存的财富基础上，大发战争横财。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战后，奥斯曼帝国本来就非常有限的基础设施在战火中崩溃。
法国人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当地基础设施。战争带来物质匮乏之外，英法对领土的分割使该地区存在的区域经济转换为一系列国家经济，也为当地自由贸易设置了障碍。
此外，自战争以来，叙利亚和黎巴嫩在英国和埃及银行的存款一直被冻结，使两地企业陷于瘫痪。
同时，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面临美国、日本等新兴殖民帝国对产品和市场的竞争，黎巴嫩的丝织业同样面临挑战。
法国殖民主义政党担心法国经济沦为英国和美国的附庸，同时也担心黎巴嫩会沦为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商业附庸。整体来看，法国委任当局经济建设的复兴绝非易事。
三、法国在叙黎两地的经济政策
一战后法国的经济政策连续了战争期间的特点并体现出典型的战后经济政策特点，同时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法国在黎凡特早期统治的特点是政治经济进展的不和谐。
20世纪20年代曾长期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阿里斯蒂德·布里安德强调战后殖民地生活的本质是经济活动，并以此证明所谓的法国对委任统治地经济干预的客观必要性。
同时，他还认为从经济角度解释法国对叙利亚经济的干预比更具争议性的动机，如宗教同情或帝国文明更有优势。
整体上，法国的经济政策导向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加紧在殖民地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注重使之与本国经济挂钩。
具体而言，委任统治的经济建设围绕三个核心目标：第一，按照国际协议，将这些领土纳入地中海的一般经济体系中。其次，“发掘殖民地的自然资源”。
再次，依照委任统治协议第15条规定，“与地方政府合作，以偿还委任统治当局在“行政组织”、“地方资源开发”和“连续性公共工程”等方面产生的所有费用。”
法国的经济政策在部分作家和官员的乐观猜测中起步，但是在实践中，委任统治当局面临着法国商业巨头不合作的挑战。
因为海外贸易的障碍和官方卑视，叙利亚—黎巴嫩当地企业的不满情绪也愈演愈烈。
1922年马赛举办殖民展会展现了大战期间殖民地的经济参与，大力宣扬殖民地与本国利益的整体和相互依靠性。
但实际上，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的关系并非如法国殖民主义政党所宣扬的母系或父系大家庭，而是充斥着本土与殖民地商人之间的竞争。
殖民地葡萄园主只需支付17法郎/百升为他们的拖拉机装满汽油，但是在法国本土大都会如勃艮第则需要支付80法郎/百升。
在巴黎的议会上，殖民政党强调殖民地是通过法国本土的努力“制造”出来的，并以此来凸显本土企业对殖民地企业的优势。
因此，法国在委任统治地的经济政策是围绕着战后法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展开的。而法国对委任统治地有限的投资也只局限于基础设施和贸易方面。
在治理手段上，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成立经济组织以配合政府机构的治理，其中典型代表是“黎凡特法国商人和工业家协会”。
协会创办的目标是辅助政府为叙利亚和黎巴嫩提供技术知识和资金支持。法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商业办公室出版的《经济公报》由该协会操纵。
该协会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关系紧密，几乎所有黎凡特的法国企业和商业代表都加入了该协会。
自1922年3月起，工业家协会就加入了法国在黎凡特地区最主要的金融利益集团“叙利亚经济联盟”。
在罗伯特·考克斯等人的建议下，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工业家协会内部发放黎凡特的经济特许权。一大批“私营企业可以承担的公共项目”都在工业家协会公布的公告中出现。
其中包括覆盖整个委任统治地的灌溉、排水、电气化和发电、疏浚、道路和港口改善、道路、排水和城市重建项目，以及采矿特许权。
迫于国联要求委任统治地经济“门户开放”的要求，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不得不将部分公共项目，如石油的勘探交由美国等公司完成。
法国第一任委任统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强调，委任统治本质上是互惠互利的。
他认为：“委任统治一方面对叙利亚人有用，我们只充当辅导角色。另一方面也对法国人有用，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对该国的操纵权获得应有的利润。”
法国经济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1922年，贝鲁特发生抵制电车的罢工示威活动。
罢工开始9天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鲁菲调查团”，负责调查现有电车票价出现的背景，以便最终促成有效的调解。
根据1922年罢工后的经济调查报告，贝鲁特有轨电车与电力协会家族所建，1907年被萨巴格家族收购，萨巴格家族投机性的治理引发了激烈的雇佣矛盾。
电车不仅成为公众抗议的工具和对象，也成为公众抗议的基本场所。但是应该注意到，在黎凡特阶级冲突并不显著，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很慢。
菲利普·库利认为，部分原因是工人和雇主在反对外国商品倾销和经济干预中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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