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
我们这一拨孩子，几乎全部是到了80年代后，才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彩照，中学留下的为数很少的照片，全是黑白片。
在我们这所中学里，在校园的东门和西北门两座校门之间，有三排东西走向的二层灰色教学楼，每座楼有两个门洞，在一座楼的二楼，有一间图书馆；有一片平房，是教师办公室；有一个集会的广场，这是学校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大操场和校办工厂，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学校西边紧邻一个解放军大院的礼堂，东面一条路通向北京无线电厂的西墙，北面一条路通向京密引水渠和农田、果园，学校的南墙外是几家农户和菜地。学校除了大多数汉族学生外，还有不少的维族、回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甚至还有一对中国俄罗斯混血的姐妹，这让人想起中苏友好的50年代。学校周边有不少大专院校、政府和军队机关、工厂、城市居民楼和人民公社，子弟们就近入学，可以说生源相当不错，后来学校出的几个名人，与此或许有点关系。
我们陆续认识了各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包括一班的王老师，二班的叶老师，六班的张老师，教数学的陈老师，教地理的赵老师，教体育课的苏老师、吴老师，印尼归侨赖老师，团委的于老师等。
迎着年初那场雪，我们听着“战地新歌”的歌声走进校门，打开第一册英语课本，开始读“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二、初一一班的纪同学
新入学的初一学生组成十多个班级，经过后来的兼并，数量有所减少，各个班的人员，随着有的学生转进转出，还有被解散班级调配来的学生以及个别留级生的增补，到高中时差不多稳定下来。从初一到高二，从楼房到平房,我所在班级先后轮换过三处教室,所有的座椅都是坐东朝西。每个班看似相同的舞台场景，但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
初一时，我们班的教室位于校园最北边那座教学楼的东门一层，班里有一位纪同学，他坐在最后一排，穿着时尚的“一身蓝”，和其他穿“白底懒汉鞋”和高帮“回力鞋”的学生一样帅气，言语里显得见识挺广。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告诉别人这是日本制造的，写出来的是竟是黑颜色，笔划清晰圆润,像印刷出来的一样。那时，许多人用的都是国产竹杆蓝色圆珠笔，质量不太好，容易漏油，写出一篇字来，往往是一片疙瘩，满手满纸显得脏兮兮的。当时是个商品短缺的年代，短缺意识流露在孩子们言谈话语中。于是，有人傻乎乎地问纪同学：“那这日本笔的笔芯用完了怎么办？”纪同学自豪地抬起头说：“那就再从国外带呗！”这时，围观的众同学都闭上了嘴。
我们班主任老师曾多次说起这位同学的家境：他的母亲是一位日语翻译，当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中日关系升温，报纸上报道不断，在毛泽东、周恩来与日本客人见面的人民日报头版消息里，这位同学母亲的名字，与另一位知名女士林丽愠一起，赫然印在上面。班主任老师显得对这位同学小心呵护，直到他在高中之前转学。后来在校门口见过他一次，彼此打了个招呼，那时他已当兵。看来那个年代的各种机会，他都没有错过。
三、换座位是班里的大事
在我们班里，同学们都是按照老师指定的座位坐好，面对着西墙上的黑板开始上课。对于中学生而言，调座位可是一个重要节目，有的男生希望，能和班里漂亮的女生同桌；有人希望，能和要好的朋友同桌；还有人希望，能坐在靠窗的位置。从初中到高中，换了好多次座位。记得有一天，座位刚刚换好，大家不约而同环顾周围：那个家住“466”的高个子漂亮女生坐在哪儿了？（她在升高中时转学走了）那个家住北外英俊的英语课代表男生，他又坐在哪儿？那个爱唱歌的军医的女儿坐哪了？那个喜欢画画、家住民族学院的男孩又坐哪了？那个家住蓝靛厂、用优美的结束手势指挥全班合唱的女孩坐在哪儿？那个家住三虎桥、为全班列队喊口令的男生又坐在哪儿了？那个在第一节音乐课上认识“东风吹，战鼓擂”歌曲简谱、会吹口琴的男生，那个在节日里头戴白帽子、浓眉大眼的回族男孩，那个有点像“假小子”般的开朗的女生，那个家长在北大当老师的男生，那个眼睛总是睁的亮亮的女生，那个善于玩双杠的男生，那个说话声音弱弱的其实挺健康的女生，那个制作弹射飞机模型比他当“优秀学生”更合适的男生……此刻,大家都坐好了，开始上一堂5年的长课。
四、“你家是哪儿的”
当时，在我们班里，除了同学的名字或外号，“家住在哪儿”，这是每个人最初相识的一张重要名片。从“东风大楼”到中央团校，从“民院”到“北外”，从蓝靛厂到三虎桥，不同的家庭住址，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从我们学校正门进去右转，是集会的广场和讲台，这里轮番上演着文艺节目和政治运动发言。尤其是当时学校“革委会”的个别人，在各种“批斗大会”之类场合的表演，也算是当时的一景。这种人在“文革”年代很善于表演，估计后来时代变迁，还会接着演。
当然，真正的艺术表演，大家还是喜欢的：每天早晨，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家住总政文工团的几个学生，从学校游泳池旁的西北门进入，穿过操场上正在进行“从北京到延安象征性长跑”的人群，拽着大提琴、黑管等乐器，潇洒行进在校园。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里，有一个姓胡的男生，他的父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担任朗诵者；还有一位姓马的女生，她表演的舞蹈很有美感，据说后来她去了部队文工团。学校合唱队排练的“长征组歌”曾外出表演——最难忘“过雪山草地”的曲子；有一个姓陈的男生家住外语学院，他在台上讲述“雷锋的故事”时沉稳老练，后来他却因“品德败坏”被批判；学校有一对一胖一瘦的男生组合，他们的相声表演是学校的名牌节目，“我是一只小山鹰”是一段相声的最后一句。可惜在毕业时，其中一人为另一人冒名征兵体检败露。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学校，灰溜溜低头走过。在学校的讲台上，开过表彰会、批判会、动员会等，甚至还上演过比较极端的另类批判会：批判一位与自己的男学生关系不正常的李姓女教师，当时她被罚站在讲台上，一身灰衣，面带怨恨。
五、被大事件包围着的教室
那个年代的学生，常常要为国内外大事操心。我们从1972年的初中生，变成1975年的高中生，3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的两年高中，日子惶惶地过的更快。1975年后，世界上的大事件和无数小事情,都在相同的时间段里齐头并进：毛泽东接见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北越的T-54坦克隆隆攻入西贡，美国人爬上直升机逃跑，越南战争宣告结束、蒋介石和佛朗哥两个独裁者病死了、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释放了、电影《金光大道》和《决裂》拍完了、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驶米格25叛逃……外面的大事件，有时也会波及到学校，也与我们班的同学有关。
高一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水浒传》，我们班一位同学是外交部子弟，他多才多艺，创作了一场“讲故事批判会”。记得是在冬天，同学们聚集在学校游泳池里，（没水）听这位同学演讲，他把“水浒”的情节做了改编，面前摆着一个小桌，比比划划，讲的绘声绘色，如同说评书一样，很受好评。
还有一次是在广场上，学校召开大会，批判手抄本“黄色毒草”《曼娜回忆录》，我们坐着马扎听。散会后，一个家住空军学院的同学，悄悄告诉另外几个同学，现在插队知青里流传一首歌，叫“从北京到延安”，他还哼唱了几句：“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么遥远.....”
一天，一个家住外语学院的同学来到家住车道沟10号院的同学家里，两个人从一台“上海”牌收音机的短波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还有“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电台和朝鲜中央广播电台的汉语节目。过了不久，伟大领袖去世，班里的同学要到学校值夜班，晚上睡在平房教室的课桌上。夜里，一个同学说：“当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发生了多少事！”
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在我们班里也投下影子：我们要阅读“光明日报”，那上面的文章赞扬伊文思、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每当“学习与批判”杂志送到班里，大家互相传阅，总要引起些话题；在学校举行美术展览时，我们最喜欢家住“民院”的王同学的作品，他的作品前聚集的人最多，明显的比其他班水平高。这一刻，他为我们班带来莫大的荣誉。平时，我们羡慕同年级的二班和六班，二班有杨超英，他是1500米赛跑的明星；六班有几位文体尖子，特别是一位姓张的朝鲜族同学，足球踢得好，与我们班比赛时，他率先破门。
六、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合唱
1975年夏天,“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合唱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我们学校的同学们被指定参加。我们穿着戴红肚兜的服装，在体育馆观众席排列，担任农民方阵演唱。这座体育馆在“文革”期间，多次举行各种“批判”、“誓师”、“动员”、“庆祝”类集会。
经过排练，大合唱开始。在场地中央，站着李德伦、姚学言和姚关荣三位指挥，分别指挥工农兵方阵，彼此较着劲,显得干劲十足。全场齐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散场时，我们这些“学生社员”以首都体育馆为背景，留下纪念照片。
七、有些见闻虽然来的迟了点
1976年的岁末，我们一群同学到郊区农村劳动。夜晚，有人唱起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十月里响起一声惊雷……”那位外交部子弟的同学，用朝鲜歌剧“血海”的谱子填写了歌词:“我们大家来到草场，时刻想回家，今天就要回到家去，心里真高兴。”
那段日子是北京中学生的节日，西郊的各大专院校、党政军机关大院，在礼堂和操场上，大量放映被封存多年的“文革”前老电影。同学间传递着消息，夜色里骑车来回穿梭赶场。“真是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多好看的电影啊！”有同学感叹道。有一天，我被一位要好的同学叫到他家里，听全套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胶木唱片，那台唱片机自己不带喇叭，要连在收音机上听。
当时，我们同学里出过远门的不多，谁有旅行见闻往往受欢迎。大部分同学，后来都没有远离中小学的周围，但他们在少年时，确实向往过远方。在我们班里，有几个父母在“十一院”、“二十院”、“210所”、南口和槐树岭等政府和驻军单位工作的同学，听他们说到河北蔚县的“五七干校”，大家觉得好远；接着有转学来的家住外交部的同学，听他们说到江西上高县的干校生活，大家觉得更远；后来又有家住空军学院的同学转学来，听他们讲到在黑龙江和贵州部队干校的经历，大家觉得已是远在天边。有两个男同学回上海和浙江老家探亲，他们带回来的话题，与他们带回来的优质的上海文具和球鞋一样，都很受欢迎。
八、那年夏天我们在延庆
我们一边惦记着唐山地震，一边上山劳动，还要参加村里的批斗会。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和村民、知青来到屋里，大家挤在土炕上,开始对一个插队知青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这个知青名叫叶小林，一条腿有残疾，他城里，家住在总政群工部。一开始他面对着众人，慢声细语，好像在辩解着什么。突然，一个队干部模样的男人，在炕上咆哮起来,对叶小林严厉斥责，着实让我们吓了一跳。看着拖着一条残腿的叶小林无力反驳，觉得他真可怜。“一个村都这样，中央的斗争该会多么激烈啊，”散会后，我们班一个干部低声说。
说来有缘，叶小林从农村返城之后，进入中央电视台。一天，他到北京广播学院培训，我们在学校教学楼主楼三楼的大教室里，时隔约两年再见，听着同一堂课。
在延庆的日子，我们每天就是干活，闲下来有同学吹吹口琴，我读完了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月亮湖》。想想当时阅读的感受，可能只会出现在18岁的年纪，还要有青山作伴。这本散文集里的一些句子，我至今还能背诵。
从我们住的山村远望，隐约看得见一座烽火台，也不知道距离有多远。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决定去那里看看。我们穿过密林山谷，在暮色里终于来到了烽火台下。这座建筑已经残破不堪，我们摸着深灰色的石墙，好奇地遐想着，曾在这里发生的，到底是怎样的故事。从山顶远望，脚下平原辽阔，那里已经是外省了。
我们这个班的班干部，当年也是风光一时，但现在他们基本不参加旧日同学的活动。那时，围绕着加入红卫兵、入团、评选先进等事情，有同学觉得不公。有这样一个细节：在那次延庆山区劳动开始时，当同学们沿着山路进山，到了一处叉路口时，一位班干部开始点名分配人员，他把漂亮的女生安排在了他自己落户的南茨村，让留在北茨村的同学觉得有些别扭。
九、“五一班”各奔前程
1977年初，我们中学毕业了。这个曾经的“先进集体”即将解散，几十个同学，即将结束那段从冬季开始、曾被“海鸥203”一二零相机和“华山”一三五相机黑白胶片记录的旅程。
我们将带走什么呢？
有的人，可能会带走对同年级二班和六班的羡慕——那里的女生漂亮、男生多才多艺，文化气氛浓厚，又不热衷于搞“运动”、树立“先进典型”和批斗“落后分子”。这两个班的风格，与漂亮的女数学老师陈路清新雅致的气质类似，特别是与我们作了几年邻居的六班。这两个班的不少学生，都外语学院、民族学院、总政宣传队、军乐团、中直机关，还有空军466医院、西郊机场、中央团校等，有人还起着好听的名字，如“易志伟”、“朱帆”、“林子建”、杨超英、“李宏”、“熊心”、“甘源宏”、“张小林”、“杜燕歌”、“李力游”等；
有的人，可能会带走作为这个班成员的不舍，还有对于两次暑假在北京延庆县白河堡公社山村劳动时光的深刻记忆。那时，我们的学校经历，除了乘着校办工厂那辆老掉牙的美式“道奇”大卡车出去劳动,还有学农、拉练、“十一”到颐和园参加游艺项目表演，再就是去了一次妙峰山外。少年时所能去的地方，实在少的可怜,以至于延庆的那片山野，成为同学们老年怀旧时的最远边疆；
还有的人，可能会带走对“文革”时校园时光的眷恋:职务与荣誉，权力与机会，谎言与虚伪，怨恨与不甘；
的人，带走的是一叠黑白集体照片，记录着他们所经历的许多课内外时光：到颐和园春游，到香山公园爬“鬼见愁”，头戴盔形帽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在东风市场聚餐，在新街口照相馆拍下毕业照……有几位爱美的女同学，她们相约拍了一些艺术照片，直到许多年后，才发布在手机的群里。当年的老同学们，凭着记忆，为这些黑白照片想象着色彩。
大时代如地球引力一般，谁都不能逃离。我少年时的许多记忆，都掺杂着七十年代的阳光和冷雨：我们曾在大兴县北京工业学院“五七”干校学习插秧和开手扶拖拉机，曾在昌平县十三陵公社卧虎山上挖鱼鳞坑植树，曾在1976年年1月的深夜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曾在北京无线电厂为“牡丹”牌收音机绕漆包线制作变压器，曾在学校操场旁校办工厂化工车间打捞结晶体，曾在北大参观大批判展览，曾在冬天里去海淀长征食堂参加义务劳动……
1977年冬去春来，在距离校门不远的一间平房教室里，我们班的剩余人员最后一次聚会。有同学已通过各种门路参军离去，满屋是空落落的桌椅。面对即将去插队和待业的前景，“残阵”里的人沉默寡言，班主任讲了些什么，履行着最后的职责。
在国家大变革来临的前夜，我们这个班每个人，都收到一张通向未来的车票,但目的地各不相同。
十、我们的1977终于到来
1977年岁末，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歌声在广播中回响，阴暗的日子乌云正散开，我们许多同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从1977年开始的故事，不用我再多写。只记得在这一年12月高考时，我作为文科考生，数学考的特别好，还做出一道很难的导数题，加分不少。当时我想，如果这一年没考上，明年一定考理工科。
从中学那张黑白照片里走出来，大地光彩初升。感谢京工附中的任课老师们，教给我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地理、体育等知识；感谢北京广播学院，以我填报的第二志愿录取我，让我成为“77”级的一员。
共同经历了磨难的日子，我记得那些同学的名字：危杰、欧阳铮、王东朝、赵刚、邓健、任小棣……那年，我们十几个人在京郊苏家坨农村干农活，在夜晚闷热的场院里，驱赶着蚊虫，汗水湿透背心，我们靠着草垛唱起歌：“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们伟大的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到处都照耀着党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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