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年半前，我在安徽砀山老家用钢筋敲开了毒贩老幺的脑壳，自此开启了逃亡之路。
一年半之后，我踏上前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居然遇到了同行的老乡“乃翁”。他身形枯瘦，眼神像刀一样，直刺到我的心里，和老幺的眼神是那么像。最重要的是，他口中执意追查的那个命案，和老幺的案子，竟也那么像……
“我们杀过人，我们放过火，我们兴风作浪，我们罪大恶极。但我们会到达延安。我们会得到救赎。这辆火车灯火通明，灯泡瓦数十足，我们驶向太阳，驶向那团耀眼的白茫茫里……”
Intro
火车停在龙头寺月台的时候，我下了车。
西南盆地吹的风不大，卷起小颗粒的沙刮在耷拉着的眼皮上，有一点刺痒。车站旁有几簇低矮的瓦屋，门口支着几根晾衣杆，墙上挂着干辣子，笼罩在湿淋淋的水汽里，一个下午也晾不干。
“来个馒头。”
车窗下头站着两三个小孩，头发乱糟，脸上蹭着煤灰。
他们用绳子把一大只纸箱子捆在胸前，放着瓶装矿泉水和油纸裹着的馒头（也许带馅），后背挂着塑料牌子，红漆笔写了价格，五个字里错一个。小孩的黑眼珠没有高光，无缘由地让我想到那些犯了错被拉去游街的死囚。
接过热腾腾的馒头，我突然有些口渴。
我摸了摸口袋——这是一件军绿大衣，款式普通，每个人衣橱里都会有，里面有我加缝的一个暗袋，装着我仅剩的四百五十元，被叠成了三角形。
“国宾啤酒有吗？最好是冰镇的。”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乘务员手里的铃铛也响了起来。我重新踏上隔间的踏板，把大衣的毛领子拉到最高，任凭他在我身上乱摸一通后，给我的票打了个孔。
我没有直接走回自己的位置，而是去了趟洗手间。
这里的公共厕所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味道，也许是保洁为了让它闻起来整洁，特意用了某种古老的、会放置在寺庙边角的檀香盒，然而并不是那么起效。卫生纸被抻出来很长，直拖到地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沾了什么。我眯着眼，从纸堆上跨了过去。
双手捧着水洗完脸以后，镜子褪去了雾气：这张脸上原先有好几道深到见骨的伤口，现在愈合了，然而留的疤随着血肉的生长慢慢鼓起来，盘踞在两腮侧，像秦岭的山。好处就是，不会有人试图多盯着你看上几秒，就算不小心看到也会很快错过目光。
——但并不适合潜逃。
我坐的位置靠窗，车没开动前，还能看见那几个背篓小孩的脑袋。不远处就是售货亭，很冷清，门口的大铁皮桶上爬满了青绿色的锈。县城的后面是山，连绵不绝，让我想到课本上那些关于风景的故事。可我已经失学很多年了。
绿皮火车开了起来。风景像卡壳的旧磁带一样往后掠过去。
我突然克制不住地回忆我的家乡——那里也是南方，夏日来临的时候，雷声震怒，妇女们裹着围巾，倚在门坎上悄声谈论死亡。
但关于它的回忆，很快和风景一样模糊了。
我无意识地摸上自己的脸，有冰凉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这是一九八一年，这是普通的一天。
第一场
我一年半以前杀了个人。
在阴暗的废弃工厂里，我骑在他身上，拿手边摸到的一截沾着灰的钢筋，把他脑袋敲开了花。
他歪斜着脑袋——如果那还叫脑袋的话——身子软趴趴的，像解开绳结的布兜子，缓缓顺着几只大纸箱子滑了下去，两腿岔开。那两块称作眼睛的、深凹下去的黑色窟窿直愣愣地看着我，嘴唇还在颤动，好像在问我，“发生什么了？”
我瘫坐在他面前，指缝里黏糊糊的红色被下意识抹在裤子上，掺杂着一点白色。刚刚磕在柱子上的小拇指传来阵阵尖锐的刺痛，也许是劈了。血液沸腾着涌向我的颅顶，前所未有的滚烫。
出来之后，我慌慌张张地从其他人家院里的晾衣杆上偷了一身衣服，把我沾着血的那身破麻袋扔在河沟子里，然后蹲在河边看别人钓鱼，等他钓完了一篓以后才走。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死的这个人我认识，大家叫他老幺，是个贩毒的。
他的惯用手法是在你的烟或者杯里抖落一点白面儿，先诱骗你吸了毒，再送你几口，等你彻底上瘾摆脱不掉的时候，再开始开口要天价。到时候毒瘾犯了，百爪挠心，生不如死，你就是抢，也得把钱给他了。
但是我并不吸毒，我只是替别人来讨价还价——他看我这个模样，衣服跟破布条子一样，也不稀罕从我这种人身上捞油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职业道德。
在我跟老幺刚认识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就算是做这一行，也是有规矩的吗？”
“解放前，妓女在祠堂里供的都是地仙，因为说不好到底谁才是这行的祖师爷。我们拜关公像也好，其他的也好，三教九流都需要有自己的道义。”他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你是读过书的孩子，你知道什么是道义的。”
的确，以前我爹也找亲戚借遍了钱送我去读过书，就在县里，每天骑二八大杠去，读之乎者也。读书很好，我感觉到了开阔，但随之而来的忧郁是一种阵痛，让我措手不及，因为你既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的规则，它也没打算原谅你的无知。
对面女校里总有老师性侵学生的，也有学生把老师拉进小巷子里蒙住头一顿暴打的。但纵然大家心里有疯长的怨恨，每每有当官的下来巡视，却总是不约而同地在表格上第一栏挑满勾勾，伪造出一种心照不宣的平和来。每个人都把手搭在膝盖上，后背打得笔直。
这也是某种契合身份的道德吗？
回过神后，我诚实地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当我坐在废弃工厂的水泥地上，握着那节钢筋的时候，老幺和我的这段对话突然跳进了我的脑子里，像一台挂在村口电线杆子上的破喇叭，无休无止地轮播起来。无论我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是跪在地上发呆，都无法让它消失。
我问的真是个蠢问题。
老幺没有亲人，一个都没有。
所以他死了好些天以后才被人发现——两个小孩，在废弃工厂里面玩躲猫猫。天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小孩踩到了老幺，一抬起脚，沾的都是干了的血块儿和碎掉的颅骨渣子。
一声尖叫，当地警方来了。但因为实在看不出死的是谁，也没人来认尸，居然就这么晾着了。像我们这种村落里，杀了人往水库或河沟里一扔，谎称失踪了，是不会有人真的用心去找的。大地上走兽成群，燕雀稠密，唯独人不值一提。
但我还是心慌。
从前我会大方地回家，跟遇到的每一个邻居打招呼，有时候还停下来聊一聊今天的菜价，街子天的见闻。但杀了老幺以后，我下意识地躲开所有人的眼神，仿佛里面充斥着疑虑、探询和控诉，仿佛那些人随时就会冲过来把我按在地上、用藤条铐住扭送到县里。
哪怕这里的所有人都不怎么认识老幺。
“回来啦？”
赶着牛车的王伯和我擦肩而过——他以前借给我家供我读书的钱最多，平时镇里做大夫的女儿往家里寄钱，但人老了还是喜欢手头忙活起来，所以总早起收拾他门口的那亩田。
我讪讪地垂下脑袋，嗯了一声。
“最近总是没什么精气神，太累了吗？”
王伯伸手摸了一把我头顶新剃的青茬。他以前也很喜欢摸我脑袋，说我是附近最有出息的孩子，是出去读书的好苗子。可现在，我抬不起头。
“没事，就是失眠。”我佯装打了个哈欠，逃跑一样钻进了窄过道里。
没看路的后果就是撞到了人。哎哟一声后，我结结实实冲在他胸膛上，差点被一粒铁质的扣子划破了脸。我猛地一抬头，那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正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警察，坏了。
我脑子里的弦彻底崩断了。
我一把推开他，疯了一样拔开腿往家跑，直到把大门哐当砸上、又落了一把沉重的铜锁后，才滑坐在地上大口地呼吸，好像一个刚浮到水面上的、差点溺死在水库里的人，脑子里只剩下剧烈的嗡鸣声。
夜里一片灰蓝，没有脚步声，只有狗叫和虫鸣。远处的山峦蛰伏着像一头睡着了的巨兽，暗淡的云层轻柔地铺在它身上，像襁褓里妈妈抚摸上来的粗糙大手。雨水是剥落的茧。
我放声大哭起来。
再一个月后，我无法忍受这种良心上的折磨——虽然并不是因为道德意义上的，但我还是骑着读书时用的那辆自行车去了县里的警察局。（这辆二八大杠也是王伯的女儿送的，据说只有票子才能买到，很贵）
“叫什么名字？”执勤的警察比我那天撞到的警察更单薄，头发泛黄，应该是营养不良。“为什么来自首？”
我趴在柜台上，身子有点颤抖。
“我…我杀了一个人。”
“怎么杀的？”
“用钢筋把他的脑袋敲碎了。”我的声音开始跟着抖。
小时候听家里老人说，杀了人是要偿命的。不仅活着的时候要被关到大牢里折磨，死了以后还要被派到阴曹地府去受刑，油锅铁针，总要都受过一遍。我不想死。
“行，知道了。”小警察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就像知道了韭菜三毛钱一斤后一样平静。他撕了一张刚才写字的纸，扔到我面前，“拿着这个去里面，找大队长。”
我整个人发懵，全凭肌肉记忆走进了大门。
大队长吃得满脑肥肠，挤在皮椅里，眼睛堆成一条缝，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为什么来自首？”我牙花子都在打颤，磕磕绊绊地又重复了一遍。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支烟，我不认识那个牌子。“怎么杀的？”
等我再次讲完，大队长也撕了一张比小警察写得更鬼画符的纸，贴在我脸上。他说这个命案性质很恶劣，还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懂的复杂名词，但总的意思就是让我等等，他们要上报给更上级。
我说，那我呢？
大队长说，啊？你怎么了。
我说，我要在这里等吗？
大队长摆摆手说，嗐，不用，你回家吧。
我在家战战兢兢地等了半年，可从没等来第二次传讯。半年里，我掉了十多斤，眼窝凹进去了不少。一想到以王伯为首的那些大爷大娘，看着我长大的那些人会对我有多么失望，我就没办法轻松入睡。我甚至想到了自杀。
但是最后，我闹明白了一件事。
官老爷们忙得很，每天要搓三圈麻将，还要去新民街那些按摩店，还要提防着太太发现自己给包的女人花钱...死了一个无名无姓的、还是贩毒的人，任谁也不会花大力气去管。
人命很多时候就只是人命而已，所有的价值都是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映射。而老幺一无所有。
第二场
我在重庆北站下车，要搭上火车去上海。
把钱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来，乘务给我换了一张皱巴巴的硬卧票。硬卧两组六个座，其实很实惠，但对于我有些奢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我厌倦了流亡，预感自己将死在路上。良心上的折磨就像是冰棱做成的刀，刺穿了胸膛后，一切都将无影无踪，可你却会因为这种虚无而丧命。
我在车厢里佝偻着腰，把行李举过头顶放在架子上。旁边抱着孩子的女人身上散着浓郁的汗味，让人忍不住耸鼻。车窗像是糊了一层猪油一样蒙蒙的，硬座的漆皮都磨掉了不少，露出黄的很丑恶的海绵和弹簧。
我正想着躺下来休息一下的时候，女人开口了，嗓子像是被什么掐住一样尖锐：“喂，你把行李放在脚边不行吗？我的行李这么一大只，你不会留点地方让给我吗？”与此同时，她怀里的孩子也跟着哭闹起来。
我脑海里突然闪烁起老幺临死前歪斜着脑袋看我的样子。他那时虚弱地翕动着嘴唇，问我“发生什么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了——如果我手边有一根铁棍子，我一定把这个女人砸成碎西瓜。
但是我没有铁棍，这里还有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把他们的肉往别人身上贴去。空气好像成了固体，让人窒息，眩晕无比。
我突然感觉我跟周围的一切和解了。
我起身，半跪在床榻上，把行李够下来扔到脚边。女人满意地把她那堆衣服和首饰塞了进去，看都没看我一眼。我意外地有些庆幸。她没有看我的脸，我也没和她起争执，这至少确保了我这段旅程不会太难过。
这时候，车上上来了一个枯瘦的年轻人。他好像一捆烧焦了的柴火，骨头被皮肉松松垮垮地绑在一起，看不出来一点绷着的力气。他的眼窝深陷，瞳孔看起来很小，目光呆滞，眼神涣散。
我忍不住朝他多看了几眼，他却突然跟我对上了目光。我吓了一跳。那种充斥着暴烈的绝望的眼神，像刀一样，直刺到我的心里。
我又回想起老幺的眼神，他们是一样的。
他摸索着走到他床铺跟前，原来就在我对面。我们错开了半格，他侧卧着，脸朝着我。
车厢很暗，灯泡不是很能烧了，但是乘务并不会主动更换。她们推着小食车，轱辘辗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咯吱作响。这些声音无孔不入，钻头一样剜进我的大脑里。
“要买东西吗，有馒头，矿泉水。”
“只有这些吗？”
这是一个没意义的问题。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其实已经不剩多少钱了。但是省着又能怎么样呢？我去了上海，还是睡铁板，睡桥洞，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没有别的了。”
我刚想说点什么，只张了张嘴，就感觉到年轻人冷冷的目光拍在我身上。
“那不要了，你走吧。”我摆摆手，说完身子朝内翻去，背冲着过道。
车厢里很吵，孩子还在哭，还有人在抽烟，他们有人买那种很难抽的烟，味道像是干掉的牛粪。吵嚷之间，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一扭头，脖子底下立刻蓄了一些脂肪。
是那个年轻人。
他半蹲在我床跟前，挡住了大半个过道。我示意他别这么堵着，一会儿乘务来了会骂他——我总觉得他身上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并非我这种亡命之徒的绝望，只是单薄又毫无生机，是穷途末路的颓圮。
“你的脸，怎么搞的。”
原来他一直在酝酿这个问题。
我咧嘴笑了一下，同时用手摸了摸，脸上渗的油光让它的手感有些可怖，甚至有点硌手。“国道飙车的时候撞的，没缝针。”
他显然不够信任我。但是他信不信我，又怎么样呢？
“你去哪？”
“上了这辆车的不是都去上海吗？”
“现在去北上广的人还挺多的，你是去干什么？”
我不是很想搭理他。所以我把行李翻出来，从里面掏出一袋面包，塞给他：“你吃。”
他也感觉到我的拒绝，于是开始讲他自己——年轻人总是这么健谈，即使表面看起来再冷淡。他们不懂什么是言多必失，也不期许深度的交流与共鸣，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发泄，为了互相构成一片幻觉的火场后、把所有的阴暗丢进去焚烧。而我已经失去表达的欲望了。
“我从砀山县来，那里治安挺乱的。”年轻人并不客套，咬了一口面包，渣子掉在我被子上，“我叫乃翁，你呢？”
我含糊地回答：“你就喊我哥吧。”
后来我才知道，乃翁是“你爹”的意思。没怎么上过学的好处就是，你会在人生中省掉很多需要你举起铁棍钢条的时候。
我们这个车厢有个卖神药的老头，穿得脏兮兮的，跟我一样，所以他见我特别亲切。他打着他那个木板，把他的小车往我跟前一推，里面装的都是拿报纸包着的小包。
我此时已经把鸭舌帽摘了，脸背冲着那女人，一是她那个崽子已经不哭不闹了，我怕他见了我又要嚎；二是她崽子不闹的原因，是女人在给他喂奶，我转过去肯定被当成耍流氓，被打个半死从途中扔下去，也不是没可能。
“有一种药很厉害。”
这段开场白他一定说了很多次了，但估计每次都可以说出“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奇才”的语气。
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我脸上那山脊一样的豁开的伤疤，眼神冷漠。
“又开始了。”喂奶的女人转过来嘟哝了一句。
老头充耳不闻，从背包里掏出两张揉皱了的照片，指给我看那两张产生鲜明对比的图片，一张是烂掉的脸，看得我生理反胃；另一张是光洁平滑的脸，假得不太像是活生生的人。
“你看，这，多厉害。”
我忍不住嗤笑了一声。他好像很受伤地往后挪了挪，嘴唇抖动着，不住地念叨着，“你怎么不相信科学呢...”
“还有什么能信得过的？连南方人吃的鱼露都是土豆做的，奶粉都是面粉糊子，得炒了才敢吃。”乃翁接了话，“信他妈的科学。”
我开始有点喜欢乃翁了。
为了对他表示感激，也为了漫长的旅途不再无趣（虽然救场本就毫无必要，后者才是最核心的原因），我主动跟他搭了话。
“你是因为什么去上海？”
“我不去上海，我去延安。”
“那你不应该坐这班车，坐下一班才对。到了上海再转延安实在是不方便，要坐几十个小时，要是从重庆走，只需要十多个小时。”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不能跳车。”我被乃翁打断了。
“你下次一定要看准了再买票啊。”
他腿有点蹲麻了，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床位。我瞥了一眼，看到他行李里有个相机。
他家在砀山，我家也在。
但是我告诉他我们是老乡有什么用呢？顶多是我们俩热泪盈眶地抱在一起，然后虚伪地互相问候一下住址。兴许我们还是本家，小时候还一起捞过鱼打过鸟，长大了还一起去县城里面买过菜，可是有什么用呢？一切他妈的都听着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童真，但是我们现在这副德行，还需要什么美好来遮掩一下吗？
而且我看他的时候，打心底里觉得不安。我们俩之间的裂缝，不只是这条长长的黏糊糊的垃圾一样发臭的过道，不只是我躺在紧里面和他躺在紧里面之间这段两米的距离——而是从他把手搭在我肩头，我转头看见他指尖的焦黄色的时候，这裂缝就产生了，而且越来越大。
终于，不安达到了顶峰。
我支起身子，朝他喊了一句：“乃翁啊，我也是砀山人，你认识白妹吗？”
过道里没什么人抬头，麻木是一种常态，至少比热闹好。我猜想，这下大家都以为我们俩是本家了——看起来好像是在寒暄，探问一个老亲戚的样子。
如果他不知道，那就当我认错了人。
但是他也闻声直起身子，眼睛里透着疑惑。“你是机长吗？”
机长是他们的“黑话”，意思是兜售大麻的人。
我摇了摇头，但是又怕他以为我们之间出了岔子，于是又低低地点了点头。
我这么心血来潮，只是因为他指尖上的焦黄色让我感到很不爽，我突然想把他也约到没人的地方，一棍子敲死他。他让我又想起来那个伴随我一年半的噩梦。我闭起眼睛，一如往常地看见老幺垂着胳膊，指尖已经崩不起一点力气，还泛着焦黄。
第三场
“把白粉放在锡箔纸上，用火烧锡箔纸底部，受热后产生烟雾，然后用纸卷成一根管子，将烟雾通过嘴与鼻子吸入体内——可爽了，你也试试。”老幺刚跟我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介绍给我“烫吸”的手法的。
我笑着把他伸来的手推开：“你个王八蛋少来这套，我抽了你这一口，以后是不是要卖血供你了。”
“诶，怎么能这么说。”老幺笑了，露出掉的差不多的焦黄色的牙齿，和他指尖的颜色交相辉映，“朋友而已。”
朋友？我咀嚼着这个词。
我跟老幺认识，是因为我靠上的一个按摩女。
砀山县车站西边有个红灯区，我娘就在那边工作。小时候我总被带过去，嗅着女人们身上的汗水味混着劣质脂粉味，在浪叫与呻吟之间默默翻动课本，把一首江城子念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背不下来。
有一次我问我娘，“老夫聊发少年狂”是什么意思。我娘想了半天，指着一个推开帘子走进来、从裤管子里摸出来几张纸票的老头，贴在我耳边小声说：“就是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和年轻人一样威武的意思。”说完不管我懂没懂，她就熟练地从柜台底下抽出了一盒海狗丸，拍在了桌子上，木头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我娘在红灯区工作了很多年，攒够了钱，从人贩子那里买了个漂亮的妹仔和我成了亲。听说别人买了妹仔都是拿铁链子锁起来，一顿猛打之后，就能听话了，就能死心塌地给男人生孩子了。
我不想这么做，但我怎么想的并不重要——妹仔看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恐惧，那眼神看得我心生生裂成两半。我再三说，我不会伤害你，你先在这儿住着。可妹仔最后还是吊死在我家厨房了。
巧合的是，我爹那天喝多了，骑着摩的自己栽进了沟里。一个开车路过的男的，以为是自己把他撞翻的，查到了我爹的身份，来我家给我赔了几千。
我就拿这笔钱给妹仔买了棺材，埋了。
村里的人们知道了我连死两个亲戚，都很遗憾。他们淳朴善良地赶来，淳朴善良地挤出几滴泪水，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山沟里死一两个混蛋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只是浪费了一些盐水。
都没差，我想都一样吧。
然后我在车站西认识了一个按摩女。书上说这叫自由恋爱，我二十多岁，才刚刚明白。她坐在街边，穿着廉价亮片，在媚俗的大红大绿的灯牌下面，冻得微微发抖。
——我本来是过去找我娘的，但她们说，我娘知道了我爹出事后，转天就投河了。
听完后我嗯了一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都没地方可去了：就像一把剪刀，把我从妈妈的羊水里捞出来后，毫不留情地剪断了那条脐带。我努力地想要哭出来，可是大脑拼命和我作对，半天只挤出来几滴汗液，顺着下颌流淌。
那天晚上，我在街边买了点酒。砸酒瓶的清脆声响回荡在街道上。1，2，3…数到五十的时候，我的头很痛，就像一条电缆从我的左太阳穴，一直冲到了右太阳穴，并且开了最大级别的电流。
土路的旁边就是脏水沟，我仰面栽下去，脸被层层叠叠的树杈子刮花了无数处，肋骨也断了一条，但我感觉不到痛——可能就是靠着“不会痛”，我才坚持着活到现在吧？
最后，还是警察给我背到了医院。医药费自理，我爹那笔赔偿金，瞬间被折腾得没剩下多少。
身上打了几条绷带，腋下杵着一个木头支架，我迷迷瞪瞪地走在街上，醉意往头顶上冲，一片模糊里就看见她了，长得很好看。
她老远看见我，可能是因为街上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晃悠，便朝我招手：“来吗？”
声音很柔。
“不来了。”
我把口袋翻给她看，其实我裤口袋里还压着点钱，但是我不想告诉她，“你看，我是个穷光蛋。”
当我刚想开口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她伸手搀住了我的胳膊，那是一个没有性欲的动作，仅仅是一种自觉。
“没事，我白送你一次。”她笑了，笑得特别明朗，肩膀微微颤抖着，不知道是笑的还是冻的。
我鬼使神差地问她：“你冷吗？是不是我跟你进去，你就能暖和一会儿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说，那好吧，我跟你去。
“你是因为我白送你这一次才来的吗？”她仰着脸，问我。
我咬着后牙槽，把裤袋里那些钱拿出来，拍在床单上，拍在这张翻滚过多少年轻肉体的床单上。我说，不是。
这是所有人的归宿。
在一场急骤落下的暴雨声里，我不管不顾地向内冲撞，冲撞，就像巨大的铁皮机器开到乡镇里，开凿山崖上漆黑的石头；就像钻头往柔软的泥土里探寻，吸取成吨的油气。我的动作和活着一样，成为了一种惯性。
直到血与泪洒在里面，直到撞出一个深渊。
和我娘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姐姐说，玩玩就算了，不要动真感情。这个按摩女有喜欢的人，是她的“固定金主”，据说那人还要休了妻子带她远走高飞。
“去哪？”
姐姐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关你什么事？”
我倏忽变得很暴躁，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瓷碗都险些掉落到地上。“是他妈的不关我的事，但是我想知道。”
姐姐被我吓了一跳，也许才意识到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细声嘟哝着“不用这么大脾气”，想要拿出架子压一压我；但是可能又念及我刚死了娘、终于成为了孤家寡人，还是原谅了我——而她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这个足够让她认为自己是活观世音菩萨的心路历程，我半点不知道。
“去延安。”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或许人家家住在那里。”
“为什么？”
“为什么是延安，是呢，为什么？”
“可能是那里有希望。”
砀山是这样，延安难道就不是吗？
“延安有个大楼，听说一到晚上就亮霓虹灯。”按摩女说。
我忍着心里的刺痛，问她：“为什么会相信赎身这种听起来就不靠谱的事情呢？”
她说，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总得抓住点什么吧。
我给按摩女花了不少钱。我觉得她身上那种忧郁的气质不像是个按摩女，倒像是诗人。但是我不能这么说，她会取笑我，我自己也会取笑自己。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看电影——电视机是从县里用大卡车运来的，是她那个颇有建树的金主送的。只有几张电影盘，都是叫不上名字的洋玩意。但我们还是会放，哪怕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村子里信号几乎没有，所以屏幕大部分时候都是雪花。一个闷雷闪过，电机还会冒出些许苍蓝色的火星。姐姐路过我们这屋，总会讥诮地说道上两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低头不说话，但按摩女总会笑吟吟地说：“没啥，就是想通过这个，看看别人是怎么活的。”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突然有一天，按摩女跟我说：“你别再来找我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感觉她瘦极了。
“你搀着我。”
她的眼神涣散，瞳孔缩小。我赶紧扶住她。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她那个情郎不要她了。我早知道那个人不靠谱，谁会因为爱情放弃安稳的婚姻呢？虽然他妈的我一定会。但——兴许人家妻子还有什么厚实的背景，毕竟婚姻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逢场作戏，只有有利可图的结合才固若金汤。
“他不要我了。”
风顺着铺满爬山虎幼叶的架子吹进我的毛孔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粘腻且冰冷的悲哀：就像是七八岁在水库里被一只海蜇紧紧缠绕、注入毒素一样，悲哀在我的四肢上留下一道道青紫色的暗痕，久久不能褪却。
我为坐在床头缄默流泪的按摩女点了一支烟。烟雾往顶棚飞去，液态的风凝固成泪水。
“所以，你干什么了。”
我轻轻地问，叹息落下来，如同被掸在水泥上的灰。
她说，我吸毒了。
第四场
我现在基本可以确信乃翁吸过毒。
——至于他现在这副德行，虽然体弱无力，状如活鬼，估计也是戒了。我不知道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戒掉，但是我知道，甚至说可以是确信，按摩女没有这种毅力。她是一块海绵，吸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与绝望，然后在几近毁灭的冲撞中，从双腿间渗析出淅沥沥的泪水。
乃翁摸索到我床头，旁人的视角里，他一定酷似一个令人厌嫌的同性恋。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小幅度往角落里挪动了一下。
“我去上海，其实是因为我们家本家死在那儿，我想回去看看。”我仰着脸，对着车厢上面明晃晃的灯眯起眼睛。
“我不信。”
“人们不是只愿意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东西吗？我大哥本是个普普通通的糖尿病，结果他非不乐意相信医生让他少吃糖的忠告，他就问身边的人，在书上看——结果都是告诉他别吃糖。他就崩溃了，就疯了，觉得这世界是假的，大家都是骗子。”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也没错多少。”
乃翁笑了。
我说，真下贱，别笑了。
“所以你是为什么去延安？”我看他真不笑了，又觉得有点别扭。
乃翁打了个哈欠，嘴里一股豆腐脑的味道：“我死了个老朋友，这一年多，我一直在追踪杀他的凶手。”
“这事儿不该是政府管吗？”
“政府不管。”乃翁突然压低了声音，“这世界上什么都不能缺——土地、水、空气，唯独人是没有价值的，哲学上这叫虚无主义，你懂吗？”
“哲学？那些狗屁不通的句子有什么好研究的。”我感觉放松了不少，“你不要以为我不懂，我读过书的。”
乃翁不可置否地嗯了一声。
“那你追了他这么久，有什么结果吗？”
“没有啊，所以我这不厌倦了嘛，出来走走。”
站台的铃铛响了一声。
这时候我估摸着已经到了六安。它写作“六”却读作“路”的音，好像在玩弄外地人的无知，又好像是人类自娱自乐的一种小把戏，无聊又可怜。
天黑透了，灯显得也不是那么昏暗了。小食车又来了，还是那个尖细的嗓音，装得柔柔嫩嫩，让我想起车站西那些四十多岁往上还穿渔网袜的姐姐们。
“先生，要买东西吗？我们有馒头，矿泉水...”
我不知道为什么，顷刻变得极其暴躁。我砸了床铺，朝她吼道：“滚！别让我看见你！”
乘务明显被吓着了，眼眶都红了，拉着小食车很快消失，从此再也没来过我们这节车厢。
“怎么了？”乃翁问。
“没什么。”我揉了揉额角。这些微小的情绪很快被忍耐下来，和一粒小石子被抛进平静的湖泊里一样，只有一点大脑皮层上的水纹被激起，之后顷刻间就消失了。
在孩子的哭闹声中，我们迎来了在火车上的第一个清晨，一个油腻的、吵闹的、让人想杀人的早晨。没有乘务，没有早餐，我的馒头要吃完了。
乃翁拧开一瓶矿泉水，问我要不要吃面包。我说，你可真他妈有钱，资本主义，你得下油锅。
他狠狠地把面包连着塑料袋一起扔到我床上，能听清痰卡在喉咙里发出的嗬嗬声：“吃就吃，哪他妈这么多废话。”
“下油锅我也认了。”我捡过来，拿牙齿把塑料袋撕开。
“乃翁，你昨天故事还没讲完呢。”
“你就这么想听？你一点儿也不想听，把别人的悲惨当成消遣真是太下作了，一点儿也不尊重苦难。”
如果尊重苦难就可以少吃苦的话，那真他妈的太好了，可惜他妈的不能。我在心里阴冷地笑了一声。
“我想听。”我还是把眼神伪装得极为诚恳。
“我朋友叫老幺，没亲没故的。我在北京学摄影，命好了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可以登载在杂志上——登在那些个庸俗透顶的杂志上，他们只看封面女郎的衣服开叉到哪里，如果是腿根的话可能会加价。但是，你不是随时都可以遇见愿意配合你的女郎，他们还讲究档次，不可以从画室捞一个模特就来进行‘艺术创作’。”
我噎住了。
第五场
好吧，在前面的叙述里，我骗了大家。
按摩女吸毒后，我把房产卖了，搬进了车站西，钱花完了就做一些小偷小盗供她，有时候还会蹲三两天的看守所。她吸毒的事儿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于是她没生意可做，成天在屋里闷着，瘦得盈盈一握，白得毫无血色。
也就是那时候，我认识了老幺。他是这一带很有名的“机长”，但是很阴，是个老奸商。他给我的价格越来越高，因为我的底细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真不来一口？”老幺总会劝我，“别愁了，吸一口就不愁了，什么事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快乐。”
“你还想挣双倍？”
我把他的烟草扔在地上，拿鞋使劲辗了辗，“你们这帮混蛋，真他妈该死啊。”
老幺笑而不语。
后来，我实在搞不到钱了，周围原先愿意帮我的邻居也纷纷紧闭了大门。按摩女毒瘾犯的时候，总是激动不安，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要去撞墙，我不在的时候只能拜托姐姐帮我看着她。每次离家，我都能听到一阵剧烈的耳鸣。
杀死老幺那天，他是在仓库（其实就是废弃的一个工厂）见到我的。
——这个工厂以前是干建材的，地上还有很多没来得及搬走的钢筋，破烂之程度，像是经历了什么浩劫而迫不得已搬迁的样子。实际上是政府来人，让大小企业都整顿，厂长没有钱“打点”，所以就只能跑。
“每克十五，走个亲情价。”
我一巴掌招呼过去，却被他抓住了手腕。
“你怎么不卖去？”我咬牙切齿，脑袋嗡嗡地响。
“卖能卖这个价吗？你问问你的小情人，她最清楚了。”也许就是这句话激怒了我。
“快点做决定吧，她现在应该还被捆着双手，忍受着发作的痛苦吧。哎，兄弟，你不吸，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如果你还心疼她，就赶紧爽快地把货拍了。”老幺叼着自己卷的纸烟说道。
他自己其实也不吸，他也怕身体垮掉了，再也捞不到油水。而且这个老奸商把他的货分藏在很多地方，就是提防别人给他搞破坏。之所以他能带着我来他的“仓库”，是因为对我这个懦夫百分百的信任。
我摸遍了全身，没剩下多少钱了，不能全拿来进货。老幺看我犹犹豫豫的，把手按在口袋里迟迟不肯掏，就自己伸手过来，嘴里咒骂着“没钱就别在这儿耗点儿了”。
但我也不能只买几克回去。
所以我就把老幺砸死了。
在阴暗的废弃工厂里，我骑在他身上，拿手边摸到的一截沾着灰的钢筋，把他脑袋敲开了花。临死前，他张着嘴巴，露着他焦黄发黑的牙齿。
“发生什么了？”
我骗大家的是，我并没有把我那破麻袋一样的衣服扔了，而是拿它把他所有的货都兜走了。那真是一件简朴而又趁手的工具。
在街头冻了一宿，我也冷静了。
我匆忙回到车站西，一推开门就看见按摩女跪趴在床上，哭得肩头一颤一颤的。货都扔进衣柜以后，我跟姐姐说，麻烦你以后多照顾她了。
都是风月场里混的老手，姐姐立刻把我拉过去问：“出什么事了？”
“我杀了人。”
姐姐差点尖叫出来，幸好被我眼疾手快捂住了嘴。她一口咬在我手上，我呲着牙咧着嘴：“好姐姐，你再多咬几口，我就跑不掉了。”但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痛里，我却突然得到了些许镇定。
“你怎么回事啊？”
她松开嘴，我手上一个牙印子，血红血红。
“给妹仔买货，要价太高了，我就把机长杀了。”我腮帮子的肉都因为咬紧牙关而绷起，想要哭泣的欲望被强压在喉咙里，“他所有的货我都给兜来了。你让妹仔抽完这些，就自己想办法吧，我得跑了。”
姐姐显然还沉浸在恐惧里，黯淡且焦黄的手指凭着肌肉记忆顺着吊带裙往下摸索，试图在口袋里找出一支可以压惊的大前门。无果后，她倚在床头，哆哆嗦嗦地叹了口气：“车站万一查得严，你怎么跑？”
“我有办法。”我安抚似的顺着她的后背。
临走以前，我把屋里能收拾的都收拾了，坐在窗根下面抽散花烟。对着月亮，我不知不觉把烟碟抽满了。透明的窗户里映出我模糊的脸，我呆呆地看了几秒，然后甩了自己一巴掌。
红着脸，我推开了门，看见自己躺在血泊里，枕着胳膊看月亮，就在外面的黄土地上，身边是蚁群和什么不是两条腿的动物爬过，还有一些不具名的枪械。我一边变得冰冷，一边喃喃着，“发生什么了？”
我踹开姐姐的门。她看我的眼神很凄苦，就像我娘第一次看着接生婆手里的我一样，羊水与血水混杂着一起往下跌落。她们都有很多话，但什么也没说。
我走过去，抱住她窄瘦的肩，把头埋进去后只是沉默不语。她也没说话，一声一声地呼吸着，平稳健康。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我哭了，可能是前衫已经湿透了，而她几乎立刻笃定那是泪水，而不是汗。
我满腔的表达欲是胸腔里巨大的云雾，它炸开，从喉头窜出去，化为呕吐式的哭泣。在哽咽里，我嘴唇快速地哆嗦着，反复说出几个音节。后来，在我真的要离开的前一天夜里，在群山的注视下，姐姐告诉我，当时我一直在喊两个字、一个称谓：
“妈妈。”
我去了黑市，找了个整容的小诊所，把剩下的钱都拍在桌子上；“你给我整一下，随便怎么整。”
医生嘿嘿笑了：“年轻人，这么焦躁，是犯了事了吧。”
我像血都被抽干了一样，瘫软在椅子上。
“你这个钱不够，我顶多给你在脸上剌两刀。”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便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这里的煤烟味熏得我大脑发昏，我忍不住大声咳嗽起来。孱弱的身体已经经不起一点折腾，只能感受到腹腔千丝万缕的痛感，也是依靠这些，我才确信我还活着。
结果，他真的在我脸上剌了两刀，还给我抹了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药膏，一敷上去，用保鲜膜裹好，疼得钻心。我泪流满面，疯了一样地拿头去撞玻璃。
这两道口子再也没能愈合，就这样留在了脸上。
我借了一卷绷带，在出租房呆了一宿。第二天我又去县里办了假证，名字是随机生成的。
我对着陌生的脸和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陌生的人间，车水马龙，永不更变。
第六场
“老幺？”
也许是因为思绪刚刚牵回来，我的声音克制不住地颤抖着。
但乃翁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他大半儿的注意力都在袖口的毛线团上：他试图把它抻长，然后绕在食指上用力扯断，同样的动作重复一万遍，像蹩脚的古琴演奏者在调试走音的弦，尖锐细长的线就悬在心口处，恶狠狠地磨损着我的神经。
我蜷缩在角落，就是一把躲在黑暗里的弓。
“怎么。”
“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一个大学生，还是搞艺术的，怎么跟他这么一个毒贩认识的？”话音刚落，没来得及咂摸出不对劲来，乃翁眼窝里鹰隼般的眼睛就瞟了过来。“你怎么知道他是毒贩，我记得晚报上没提过的吧？”他摸了一下下巴。
豆大的汗珠顺着太阳穴滚落，我的面板一瞬间比晕了汗渍的领口还要白。
“你忘了，砀山统共就这么大地方，出了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啊。”
见乃翁警惕的神情略有松散，我又趁热打铁编了些俏皮话，“前几年，隔壁的牛被偷了，好在人没两天就抓了。村子之间互相都认得，一来二去，连小偷腰眼上巴掌大的胎记都传开了——至于真的假的，谁知道呢？这帮老娘们儿，就喜欢嚼舌根。”
乃翁听完这话就笑了，露出一排米黄色的牙，肉粉的牙床上还附着着抽烟与吸毒留下的污垢。我盯着他脸上这个笑，也跟着呲牙咧嘴，心里却不断地在想它背后的含义：他会不会知道，面前这个脸上带疤的中年男人，就是他苦苦追寻的杀人真凶呢？
知道以后呢？
给我来一刀吗？
不——不会。如果他拥有足够的勇气，承担在火车上给我一刀的后果，也许他就不会出现在这辆列车上。命运总是戏耍别人，制造一些他妈的巧合，把一些本就缠绕一起、被仇恨与憎恶捆绑住的人拆解开，然后放任他们在时间的长河打捞谜语零碎的答案。
想到这儿，我突然平静了。
“老幺不是粗人。”乃翁叹了口气，“他懂我的，不然他不会资助我。”
“人总是要做自我感动的事，免得自己毫无价值，不是吗？”看着这张年轻的、没有被世故侵害过的脸，每一个毛孔都写着怀才不遇，其实这个年纪做什么都是一团狗屎。我比他早知道几年这样的道理，不知道算不算庆幸。
不过得益于他的年轻，我总算糊弄过去了，“搞，搞他妈的艺术。”
这两句有些生硬，还带着一点敷衍的意味，但就是这两句，让这个文艺落魄的吸毒青年找到了归属感：绿皮火车，长途旅行，林地与草原，多他妈适合谈论艺术啊。于是，他收起了那副不情不愿的表情，很激动地把唾沫星子喷在我的伤疤上。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他接济的我——我知道你们都觉得他是个烂人，是毒贩子，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跟我说他卖得很凶，抽成也大，但他其实是想帮我，因为我以前帮过他。”
我在心里轻笑了一声，笑他的天真。
“以前我还拍过站街女，就在咱们砀山，当时多亏了一个男的帮我，如果有机会再见，我也要拍拍他的故事。我觉得那才是我想搞的艺术，在堕落里产生圣洁，在绝望里出现希望。”乃翁越说越激动，嗓子都有点沙哑，“你可能不懂，但我觉得艺术就应该在县城里。千层山，万重浪，都比不过咱县城的一碗汤。”
听到第一句，我肩头轻颤了一下。看来我们兴许真的认识。
“我不懂艺术，但如果别人挣扎着从生活的血泊里抬起头来，看向你，而你只想着举起你的摄影机，那你的作品其实一分钱都不值。”我说。
“但是——”
乃翁还想说点什么。
我抬起手制止了他，然后从老头那儿讨了根烟。老头干瘦的手指凑过来，帮我颤颤巍巍地打着了火。我吧嗒吧嗒地抽着，毫不客气。从他珍视的动作里可以猜出，这是一盒好烟。我打算一会儿把烟屁股留下来。
“以前我帮几个大学生拍过东西，现在想想挺后悔的，真不知道他们他妈的到底在搞什么。”
话还没讲完，隔壁的女人立刻高声抗议起来，那架势好像历史书上写过的、巴黎闹了翻天的革命：“快掐掉，没看见这里还有孩子吗！”
我白了她一眼，猛吸两口之后，把烟掐熄，小心翼翼地把烟头的灰掸干净了，然后拿刚才热面包的包装纸把它包好，塞进口袋里。
老头看着我，呲牙笑了。
乃翁低下头，他头发有点长，这样耷拉下来，显得很有文化青年的范儿。
“听说，老幺后来被人捶死在工厂里了，身边的货都被卷跑了，我们怀疑凶手蓄谋已久。”乃翁说到这儿，言语中透露着意味不明的难过，“老幺死了以后，我就把镜头和录像机卖了，从北京赶回砀山，添了点钱把他埋了。”
这故事意外的有些熟悉。我突然想起我爹栽在沟里的样子，眼睛闭不上，直愣愣地看着天空。天空的蓝色自从我们村子走了工业化以后就黯淡了，我不知道我爹在看什么，天上地下一个颜色。
“警察没有管吗？”我问了一句，大概是好奇心，也是侥幸心在作祟。
“我去认的尸，没立案。老幺是很有名的毒贩了，他死了大家都在心里笑呢，只是表面上走程序走得要庄重一点，毕竟死者为大。”
乃翁苦笑了一下，脸像一颗缩水的丝瓜，“然后，我就开始千里追凶了，听着很厉害吧？其实我什么也没追到，在砀山晃荡了一年，估计你也看出来了...”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去毒窝了。”
我盯着他指尖的焦黄色，点了点头。
“以前村子里有个成天混在车站西窑子的男的，你知道吗？”我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他说，当然知道啊，我娘说那就是个混子，他靠的那个女的也吸毒，可真是个垃圾玩意。他还偷过我们本家的东西。
人生的悲哀在于，当你想为自己辩解两句时，却可悲地发现对方说的全部都是对的。结果就是我平白张了张嘴，但没发出一点儿声音。碰巧这时候火车一颠簸，头磕在车皮上，生疼。
我揉着脑袋，晕眩地看着他。
“他是我亲戚，后来就人间蒸发了，你们晓得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没人关心他去哪。兄弟，我知道你好心给我提醒，但是我真不查了，老幺他泉下有知，也知道我尽力了。”乃翁眼窝深陷，显得极其忧郁。
“你还是没说，你去延安，究竟是要干嘛？老幺又不是在延安死的。”
我干睁着两只眼，看着外面呼啸而过的风景：草地，林地，鱼塘。火车的广播滋滋作响，我突然想起县卫生局里那只小巧玲珑的收音机。当时我在打针，旅游广播里说，长江最近又在蓄水，两岸的人也许会在某一天丢失故乡。
——到了那一天，村庄会迁移，大地会痊愈，面前的景观都将成为水下的遗迹，水纹像融化的琼脂一样包裹每一个角落，把你和我的眼睛都变成琥珀。
小时候的我，也曾经那么热切地向往过那一天。
“老幺说，他一直想去延安看看，但是延安管得特别严，因为是‘革命基地’嘛，下三滥的人踏进去，是侮辱英雄先烈的。如今他死了，他的魂儿总不会被管制了吧。”
乃翁也随着我的目光望出窗外，但是他估计是心里没东西，望了半天，却不知道看什么才好，“我就想着他肯定会去延安的，肯定会去的，我想去看看。”
“那你为什么要买一张去上海的票？”
“那你为什么去上海？”
他反问我。
“啊...我？我不说了吗，我去看本家。”
“我跟你一样。”
他不做声了。
我刚才在想，乃翁或许是想在漫无目的且永无止境的旅途上，继续跟他的仇恨作斗争，即使不知道这仇恨缘何而来——可能是亘古时便存在，随着人在世界这一遭，需要找到所能承载其本身的事物。如果不发泄，就会被同化。
乃翁找到了路。他宣泄满腔愤怒的出口就是老幺的死：这会折磨他的一生，尽管本来和他无关。为了讨还一个公道而堕落，总是块高尚的遮羞布，掩盖着生活的囹圄。没有人在监狱里，但监狱在火车上，每分每秒都在颠簸，没有终点。
“火车马上就要到站了——”
我好像已经听见了汽笛声。
第七场
“各位，都把证件掏出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经停某一站的时候，几个配枪的警察突然上了这班火车。
看到视线内大面积的天蓝色以后，我想扑倒在床板下面躲起来，但老头和乃翁都在附近，我只能拼命抑制住身体的颤抖，不让自己像个废人一样瘫软下去。
他们的眼神如鹰一样锐利，死死地钳住我。
“你的。”
已经轮到我前面的床位了。他正在慢吞吞地从行李夹层中翻找证件，金属拉链拉开时发出的刺耳声音，就像是用锋利的刀划开我裸露的皮肤。我是一只等待屠宰的猪。
“你怎么了？”正当我死盯着两个侧耳交谈的警察发呆时，乃翁很大声地喊了我一句。我一个激灵，伸手一摸，才发现额头大颗的汗水已经顺着下颌滚落，整个人像桑拿出浴。
刚才一直低着头，猛地抬起，我只觉得头昏。
“你干嘛低着头。”乃翁打趣道，“该不会是没买票吧。”
我不说话，老头却发出一声尖锐的笑声，让人听了以后浑身发毛。“兴许是犯了事，刚从哪个大牢放出来，所以看见条子就害怕。”话音刚落，我就感觉到那几个警察的目光立刻射了过来——也许这辆车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杀了人，他们只是想看我的笑话，把我蒙在鼓里，然后合起伙来他妈的把我送去吃枪子。
我这么想着，眼眶发酸。
操，我为什么要坐上这样一辆火车呢？
布满灰尘的鞋面被我用眼神擦了无数遍，连地上的面包渣都快被我盯成一颗化石。时间就像是胶质，艰难地从我肩膀上蹭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掌心突然接触到一个冰凉的粗糙物件，捻了捻，应该是草纸裹着的什么东西。
“还不试试吗？”
我抬起头，对上老头鬼火一样的幽深瞳孔。
“你的神药？”
我不自觉地收拢了五指，汗液发粘。
在一片可怖的沉默里，我颤抖着手，试图把纸包铺展。那只是一个活结，松松垮垮地悬在上面，我却花了几乎一分钟才把外包装拆开。里面那些白色的药粉，发散着薄荷和雪松的清香，跟按摩女曾经无数个夜晚往鼻腔里和血管里放置的东西很像，或许它们是同一种事物，都会在绝望且没有办法的时候，提供一个危险但行之有效的次要解。
“涂在脸上，很快就好。”
说着，警察们已检查完了靠走道的那一列，接着向我们走来。
“诶哟，这是干什么呢？车上发生了什么吗？”在他们朝这边走的同时，老头突兀地开口，并且不动声色地挪了一下屁股，挡在了我身前。
“例行公事而已。”
其中一个警察留着络腮胡，板起脸硬邦邦地回答，“出示一下证件。”
老头干笑着，伸手直接在他皮带上摸了一把，语气中透露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的圆滑：“有人出事儿了吧？这么大阵仗，还带了枪。”
因为心虚和脸上阵阵灼烧似的剧痛，我此时无法抬起头，眼睛里也都是眼泪，只能凭借耳朵分辨出是另一个警察的呵斥：“别打岔。”
“听口音，老乡？”乃翁也接上茬，顺便伸手递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宿州人。”
络腮胡大概看了乃翁的出生地，口气缓和了不少，“注意点吧，具体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也不好说。要是遇见可疑的人，记得跟我们或者乘务员说一声。”
“这都开到哪儿了。”乃翁往车窗外看了一眼，火车已经离开了大山，剩下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伴随着金色麦浪。“跨省找人？”
听到这几个字，联想到那把枪，老幺这个名字瞬间跳脱在我的脑海里。他妈的，我慌乱地想着，他妈的，不会真的是来抓我的吧？
衣服的领子几乎要被我扯到鼻梁骨以上。
“那边的。”络腮胡没理他，而是朝我招呼了一声，“你的身份证看一下。”
也许宗教就是在人类面对一望无际的恐惧时产生的：荒原，忽明忽暗的篝火，一闪而过的流星，你必须说服自己去相信什么——我五根手指死死地扣着那个纸包，抓住了黑夜冷风里唯一一颗飘来的火种。之前那些想要去自首的勇气荡然无存。
“我……我找找。”我把颈椎几乎弯成九十度，佯装从厚重的军大衣里寻找东西，其实是想把药粉快速地涂抹到脸上。
意料之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我的双手就已经先于我的意识，被反剪到了背后。“妈的，控制住他！”随着指令落下，两个小警察按住我，咔擦一声，估计是我的腕骨错位了。
他们开始细细地摸索我的身体，连鞋底都不放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顺着脸颊落了下来。我想起很多从前的事，比如妹仔站在厨房的污水槽前看我的最后一眼，姐姐深夜里擦亮的包口烟，成为孤儿前院子里唯一的一头牛…我多应该去好好读书啊，像所有人一样，离开大山，离开故乡。所有的人生全毁了。
“警察同志。”我唯唯诺诺地应着，“放开我吧，我不伤人的。”
“他包里有什么吗？”
摊在警察掌心的，是我刚放起来的烟，馒头碎渣和一卷钱。
“我就觉得他是个流氓死变态，警察同志，你可不知道，我感觉我喂个奶他都偷偷看我！”那抱着孩子的女人又吵闹起来，乃翁狠狠地剜了她一眼，伸手来拉警察的胳膊：“嘿，你们干什么？”
他妈的。
我绝望地看了一眼乃翁。如果可以控制我的膝盖的话，我应该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求他撤销报案诉求，忘却老幺的死，放我这条破烂的贱命回家种地。死亡从来不是什么轻松的选项，可惜这种浅显的道理，只有面对它的时候才能明白。
“我早觉得他有问题——警察同志，没想到他居然是杀人犯！”
车厢里骚动起来。
警察示意大家安静的同时，眼睛紧张地锁定在我身上。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以为他要掏出管制刀具。”络腮胡摆摆手，示意两个警察把手松开，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没有丝毫歉疚，“真不好意思，看你的动作还以为你要袭警——胳膊没事儿吧？”
我直起腰，活动了一下微微肿起来的关节、看到另一个警官收枪后，才猛然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来抓我的。
潦草收拾了一下被翻乱的行李，我给络腮胡看了那包药粉，低低地咒骂了一下，又提高了音量，好像这样能找回一点当众被践踏的自尊似的，“难道你们以为我在卖白粉儿吗？要不要也来吸一口？”
虽然老头刚才算是帮了我，但我没必要因此而感恩戴德，我仍然对那张布满皱纹的、每一个沟壑里都写着讥诮的脸充满了厌恶。至于警察——在看清我的脸之后都往后退了半步，大概是我的面部因为愤怒而更加狰狞的缘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们往另一个车厢去了。
刚应对完突击检查，整节车厢都死气沉沉。
“真犯事儿了？”乃翁用胳膊捅了捅我，露出一个狡黠的笑，“看你那汗流的。”
“甲亢，家族遗传的，没别的毛病，就是喜欢流汗。”
“我爹是被恶警活活打死的，用那种胳膊粗的铁棍子，就咱们平时总能看见的。所以打小儿就怕警察，特别怕。”
我碎碎叨叨地说着连不成段的解释，声音也越来越小。
在由我的谎言建构起来的世界里，我拥有许多的身份，就像按摩女通过几寸大小的屏幕可以看到的那样，藉此体验不同的人生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我去死，只要我需要，唯独任何一个我都只能活在这里——就在他妈的这里。
“节哀。”乃翁说。
路过的隧道因为车速过快而扭曲，抽象成一条银白色的细鳞蛇，让我想到小时候，陪我爹去山林里捕蛇，背一条去集市上卖可以赚二百。“想要抓住蛇，知道它的七寸在哪儿就可以。”我爹说，“但要小心美女蛇，那是一种妖怪，它会变成人的样子，这样你就不知道它真实的七寸在哪里了。
于是我惊恐地看了一眼乃翁，又下意识摸了一把自己的脖子。
我真的安全了吗？
“在存够第五十九张票根以后，我开始对这个狗屎一样的世界有点儿厌倦了。艺术是他妈的狗屁，不如路过大兴安岭的时候买一件军大衣。”
乃翁下意识地去舔自己的手指尖。“搞艺术不如搞女人。”
我为我之前表现出对艺术感兴趣的模样感到惭愧。我并不关心——既然不关心，我就没必要再为这些虚伪的东西买单了。
但乃翁不会理会我，接着说：“我放弃调查老幺的死，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撑不住了。进入毒窝后，就染毒了，然后我就撑不住了。哥，你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乃翁提议开瓶酒，然后就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瓶东三省通用的烧刀子。老头和我各接过来灌了一口，嗓子火辣辣地疼。没人问它是从哪儿来的。乃翁酒量不好，几口以后两颊泛出可笑的高原红，他像一捆点着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额头涨得通红，骨节嘎啦作响。
“哥，很多事我死活想不明白。我也不怕你笑我，我他妈当时就是为了搞明白那些问题，才开始学的艺术的。我还读哲学书，满脑子都是康德休谟黑格尔，后来我渐渐觉得有点害怕——我们本来是为了怀疑这个世界，结果越研究越发现，我们都快信了它的鬼话。”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点点头，其实只当他说的这些话是洗手间里那些沾满液体的卫生纸，被主人肆无忌惮地抽出来，然后被使用者肆无忌惮地摔在地上。
“它本身有那么一套逻辑性，你质疑它，但它早就在你质疑前，把应对质疑那一套的说辞都编好了。”乃翁带上了一点哭腔。
我说，你说得对啊，哲学家，大哲学家。
老头说，来来来，起立鼓掌。
女人怀里的小孩子哭了。头倚在椅子背上快睡着的女人随即尖叫起来。
“然后我毒窝的朋友说，‘你抽几口大麻，然后再跟我聊这个’。”
“然后呢？”
“他说，你没感觉晕乎乎的，看什么都特模糊吗？”
“我觉得应该，有点儿。”
“他说，‘那不就完了，活着的感觉跟吸毒没差，你还想他妈的搞清楚什么啊，庸俗和高尚都是基因。当然——这他妈一切都是幻觉，氧气就是致幻药物，免费的烟叶，免费的幻觉，你还想要什么啊？’我就哭了。”
乃翁确实哭了。
在短短十分钟里，我突然觉得我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了解他。
火车终于到站了，汽笛声轰鸣，如同一匹卸了货的老马终于粗喘着打起响鼻。上海与之所代表的另一种生活，已经迫不及待冲破窗户撞进来，撞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去。
女人拎着行李，想起自己的首饰衣物还在上层架子上，于是又急匆匆地拧头回来。她身子矮，够不到，就脱了鞋踩着我的床沿，大腿在我眼前晃。白花花，肉颤颤。
但是没有廉价亮片。
我走过去，拍拍老头的肩，把剩下的钱从小兜里拿出来：“你那个药，有多少，都给我吧。”
老头一边躲避着拥挤的人群，一边嘿嘿笑了：“都给你吧。”
我接过东西，没有道谢，又转过头提高了音量跟乃翁说，得了吧兄弟，想开点，这世界上谁跟谁搭在一起不是走个过场啊。
这时候我已经快被挤到门口了，我们之间隔了大概得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个人目测二百斤。乃翁的声音像从虚空里飘来，我只听清了一句，“你懂个屁。”
一只脚踏上了浦东的土地，我再回身找乃翁时，他已经被人潮冲走了。
我站在一堆行李之间。
“老幺是我杀的。”
我小声说了一遍，就像小时候上台演讲前反复地练习。
“老幺是我杀的！你听见了吗？”
三百六十度转了个圈后，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了出来，最后一个字甚至破了音。几个看着像便衣的人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但更多的回馈是麻木，或者说，是一种忽视——城市的常态就是近在咫尺，但无法看到彼此。周围的人满脸写着行色匆匆，重复着从一个城市堕落进另一个城市的不幸命运，没有人为谁多停下一秒钟。
乃翁也许一辈子也没机会知道真相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延安呢？”
我仿佛听见他在问我。如果还有机会见面的话，我想讲给他一个西方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和枪与炮与侵略一起漂洋过海，搁浅在我的老家。大概是：长了驴耳朵的国王心里苦闷，又无法对任何人倾诉，于是只好到后花园的竹林说出这个秘密。但是最后，秘密还是流传出去了，国王一怒之下就把竹林烧了。
我的秘密就是我杀了人。
当我对着群山说出这个秘密的时候，我知道终有一天会被泄露的。所以不如直接让它被表述，同时，一切的意义也都会轻而易举地破灭，纯真的诚实的美好的东西都不会被保留下来。
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坚持用老头那个破药。倒也不是相信真的有什么用，只是人没有期望的时候，随便抓一个什么来信，总比漫无目的强——每天临睡前用刷子上药的步骤精细，动作隐秘，就像一场远古壁画上的结绳记事。更像囚徒在墙上用牙刷柄刻下的正字。
某天我起来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脸上的山脊已经塌陷，开始与周围皮肤融合。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迹的话，它姑且算一个吧。一想想，我会不会某天也拥有那张光滑的不真实的脸？我直哆嗦。
容貌恢复得差不多了，眉眼也都舒展了以后，我去了当地警局。
“我两年前杀了一个人。”
警察都没抬头看我。
“你看看我——有没有人通缉我，有悬赏金吗？”
警察终于抬眼了，推了推滑落到鼻梁骨的眼镜，透过俩大酒瓶底子费劲吧啦地打量我，仔仔细细。两年前那种愧疚与恐惧又重新涌上心头，我发现原来我从来没有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感到过平静，我只是欺骗了自己。
又一次。
漫长的等待以后，他低头刷刷写了两笔，然后板着脸。
“没有。”
尾声
在上海打零工的日子太容易习惯，稍不留神，一晃就过去很多年。
白天在电子厂，夜晚会去夜市帮忙烤烤肉串什么的，还会在红灯区做保安，我把逮到的病耗子拿来伪装成羊肉，在地沟油满地流的厨房里做出一道又一道美味的菜。
我没有去延安。
攒够了一张车票的钱后，我去了一趟华北平原。绿皮火车骑着一匹名为风暴的枣红马，在纷扬的尘与土之间，轧过漫山遍野的秸秆与干枯的玉米胞衣。那辆车上，每一个人都坐在车厢里交换诗抄。黄昏时，落日滚入山体的裂痕，像一颗下坠的鲜红的心。我们用方言交流起香烟、粟米和女人，声音压得很低，能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先祖栖息在谷堆，观音睡在上铺。
夜深人静时，我会想起来曾经有个年轻人，曾经睡在差不多的位置，懒洋洋地跟我说：“这片土地上的这个政府，让番茄酱都是土豆做的。”他是那么在意真相，甚至为了寻找真相而去尝试一切的途径，哪怕它有足够毁灭他的能力。
但他最后也没有得到答案。
无论是世界谜面的，还是我的。
我在回来的车上又遇见了卖神药的老头，我们俩还睡对脸。他更苍老了，老得好像下一秒就会在睡梦里安然地死去，他没有一眼认出我——也许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所卖出去的东西。在我打招呼后，他抬起来了眼皮。
我感激地挤出一个笑：“你那药，不错。”
“我就说嘛——”老头喉咙里卡着痰，每说一句话都会带出一串意味不明的嗬嗬声。他努力睁开眼睛，在老年斑与瘊子之间吝惜给我一个眼神，“年轻人，你要相信科学。”
“你这也叫科学啊。”我笑着说。
“你去延安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诶，咱俩这么有缘，我有件事也得告诉你。”老头咳嗽了几声，声音巨大，好像从腹腔中碰撞出来，像野兽濒死的嘶吼，“这些日子我去了一趟沪州，特意去了当地的红灯区，花大价钱睡了一个按摩女，里面还有你给我的那捆钱呢。我想着，我也没什么活头了，不如‘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笑得直咳嗽：“你别他妈说文词，我听不懂。不过，红灯区我挺熟的，我有熟人，你下次去拉我给你砍价。”
“就是钱花了跟没花一样。”老头也笑，皱纹一条一条冒出来，像干旱开裂的土地，像刀劈斧砍。他竖起一个大拇指，指缝里的泥看着清清楚楚，“你小子，行。”
我点点头，像抽了大烟。
“没说完呢——你猜怎么着？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吸毒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一急不要紧，我给她失手掐死了。”他眼睛诚恳地盯着我，浑浊在泪腺淤积，形成暗黄色粘稠的附着物，一小滴，像眼泪，但是他不会哭。
我惊诧地说不出话。
“我现在也是快死的人了，你说我去延安，还能得到宽恕吗？”老头微微笑着，开裂的嘴唇显得有些可怖。
想到按摩女那双月牙一样的眼睛，我就想握紧拳头，给他来上一拳，然后把他从车窗扔出去，让他脑花满地——但是我不能。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乃翁是什么样的心情：从沪州坐到重庆，再坐到上海，再去延安。他不会给仇恨消解他的机会，因为他用每时每刻的纠结亲手消解掉了自己，从这个恶毒的世界上蒸干了。
我最终使劲和老头握了握手，握了握这双沾着我情人的血的、苍老如枯树皮的手。
“祝你好运。”
说完这句话以后，我漾开一个笑，配合着我消解掉的伤疤，显得格外真诚。
再一次听见车站的鸣笛与铃声。我跟他分峙在过道的两端，就像当年的场景被复刻似的。一瞬间我恍惚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化过。世界是一颗半生不熟的鸡蛋，看起来很混乱：虚荣，繁华，人来人往，朋友变成敌人，敌人又变成朋友…但实际上，敲碎了都是一滩血水。